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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醫院的得與失

一家醫院的得與失

方繪香(Erika Fry) 2022-05-11

美國最大的連鎖醫療機構HCA Healthcare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創下利潤新高。但該公司最近收購的一家醫療集團的病人和醫護人員卻表示,財務回報和服務質量毫無關系。

2019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最大的醫療機構Mission醫院被HCA收購,一同被收購的還有5家社區醫院,共計15億美元。圖片來源:JEREMY M. LANGE

2020年2月,小威爾·奧弗費爾特(Will Overfelt Jr.)在父親的床邊陪侍了將近兩周。那時,他的父親剛剛被診斷出癌癥晚期,住進了Mission醫院(Mission Hospital),這家醫院位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Asheville)的市中心,有815張床位。奧弗費爾特是當地教育系統的行為分析員,一直很為這家醫院感到自豪,因為它經常被評為全美頂級醫院,而正是因為這里的優質醫療保健服務,他才勸說自己年邁體弱的父母從家鄉弗吉尼亞州來到了北卡羅來納州。

但是,奧弗費爾特的醫院陪護經歷讓他非常不滿。醫院里從病房到電梯在內的所有設施都臟兮兮的,而且人手嚴重短缺,感覺無法保障病人的安全:當他因為父親疼痛難忍或者弄臟了床單而按響呼叫鈴時,永遠都沒有人來。最后他總是不得不去走廊里四處尋找工作人員。入院的第一天,他父親把一張用過的紙巾掉在了床邊的地板上。之后的日子里,奧弗費爾特路過時總會看一眼那張紙還在不在,以此來判斷有沒有人來打掃過房間。他們在那里住了將近兩周,那張紙一動也沒有動。

想到在父親最后的生命里,會有一段時間在這里度過,奧弗費爾特感到十分痛苦。他意識到,他們只是這家大醫院里的其中一個家庭。奧弗費爾特想,這種事情是不是會發生在每個人的身上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今年44歲、自稱“超級內向”的奧弗費爾特做了一次“石蕊實驗”:他在Facebook上創建了一個小組,提出了這個問題。奧弗費爾特原以為會有10到15個人報名,但等到他在第二天的早上瀏覽網站時,發現申請加入這個私人小組的有幾百人。每天都繼續有很多的新人加入,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會在入群后分享自己在Mission醫院的痛苦經歷——人手短缺、天價賬單、護理問題等等。

在奧弗費爾特以及聚集在他的Facebook群組中的大多數人看來,這些問題的罪魁禍首毫無爭議:美國最大的盈利性醫院運營商HCA Healthcare公司。Mission醫院原本是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非營利性醫院,但在經營了133年之后,包括該醫院及5家小型鄉村醫院在內的Mission Health集團被HCA收購了。這筆交易價值15億美元,完成于2019年2月。該協議得到了這家醫療集團的董事會的一致支持,阿什維爾的這些精英們認為這筆交易可以最大化地保障Mission Health的未來,同時提升本地社區的醫療保健水平。這筆收益將用于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地區衛生基金會——以人均資金計算,是全國同類基金會中規模最大的——而且,與Mission不同的是,HCA能夠通過納稅為當地注入更多的資金。

但公眾并不買賬。阿什維爾是一個有著強烈的購買本地商品情結的山城,由營利性企業經營Mission集團的新聞立刻引發了關注和懷疑。Mission集團旗下的鄉村醫院可以輻射18個相距甚遠的周邊縣區,在這些地區看來,這筆交易意味著背叛。董事會認為,這筆交易能夠確保Mission有一個長久健康的未來;但在許多公眾的眼中,這相當于給Mission判了死刑。

然后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了。

過去兩年,新冠肺炎疫情就像美國醫療保健行業的破城槌,帶來一個又一個考驗,不斷損耗著全美醫療體系:患者激增、供應受限、營業中斷、勞動力短缺、員工疲憊不堪等等。

HCA一直處于這一切的中心;全美沒有哪家醫療保健集團比HCA收治的新冠肺炎病患更多了(到2021年共26萬名)。然而,這家在全美擁有180多家醫院的公司卻在2021年大獲成功,營收和利潤分別達到了創紀錄的588億美元和70億美元。甚至在2020年,即使因為被要求暫停利潤較高的擇期手術而導致HCA的盈利大受打擊,該公司的利潤仍然比2019年增長了7%。這些數字還不包括該公司向聯邦政府返還了60億美元的《冠狀病毒援助、救濟與經濟安全法案》(CARES Act,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醫院提供支持)補貼。而且,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HCA在資本項目上投資了64億美元,投資87億美元用于股票回購,還給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薩姆·黑曾(Sam Hazen)發了約1.17億美元(包括既得股票和已變現期權)。

SVB Leerink的高級研究分析師惠特·梅奧(Whit Mayo)稱,該公司的業績十分出色:“HCA擁有醫院行業目前最優秀的經營人才,這一點毫無疑問。”

在Mission向當地提交的最新報告中,HCA北卡羅來納州(HCA North Carolina)的總裁格雷格·洛(Greg Lowe)寫道,因為Mission的手頭有了任其支配的新的企業資源,所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應對十分出色。他說,與許多同行不同,HCA沒有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讓員工停薪留職,并且在資源短缺的時候,因為公司的規模足夠大,所以可以向需求急切的地區調撥資源。格雷格稱,Mission因此而受益,其安全等級被評為行業最高的A級,比前兩年要高,醫院的護理水平也得到了高度的認可。他強調,HCA將繼續對Mission集團進行投資,包括在富蘭克林農村建一所新醫院,以及在阿什維爾建一座當地亟需的行為健康醫療機構。

但Mission醫院的許多病人說,他們不認可格雷格所描述的這副蒸蒸日上的場景。Mission流失了數百名員工,留下來的工作人員總說人手不夠,工作環境不可持續。當地人稱Mission的農村醫院的醫療服務遭到了削減。北卡羅來納州總檢察長的辦公室已經收到了數以百計的關于HCA的投訴,從賬單問題和護理質量,到人員配備和清潔問題等等,不一而足,當地的媒體也多次就同樣的問題進行過報道。

與此同時,奧弗費爾特的Facebook群組已經發展到將近13,000名成員,他們把這里當成了布告欄,分享自己糟糕的醫療經歷(偶爾也有一些正面評價),對美國醫療保健體系的現狀進行討論。奧弗費爾特和其他5名公民對Mission和HCA提起了反壟斷訴訟,指控它們在北卡羅來納州搞壟斷。針對奧弗費爾特的就醫經歷,HCA北卡羅來納州分部的發言人南希·林德爾(Nancy Lindell)回應道,病患的不滿意,“總是讓我們感到失望”,但她補充說,醫院一直在提供優質護理。

為撰寫本文,《財富》雜志采訪了幾十名病人、護士、醫生、當地領導人、華爾街分析師和學者。(HCA拒絕讓其高管接受采訪。)采訪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難以融合的觀點。北卡羅來納州有許多人強烈認為HCA毀了Mission。另外一些人則嚴重懷疑,如果Mission必須依靠自己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它現在會是什么樣子。

“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和解釋。“保羅·凱克里(Paul Keckley)說,他是一名資深醫療保健顧問,在阿什維爾和納什維爾(Nashville)兩地工作,他也對這件事情感到困惑。“每一種說法你都能夠聽到一些。”

HCA收購Mission Health的故事非常特別,但也揭示了美國醫院加大合并力度這一現象背后殘酷的經濟原理。這個行業利潤微薄,而業界只有愿意削減成本、擴大規模和追逐利潤的機構才可以獲得財務回報,這一點不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卻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加劇。問題是:我們的醫療保健系統因為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壓力而屈服,那么全美規模最大的醫院運營商是如何脫穎而出、大獲全勝的?如果HCA的勝利告訴人們什么是“有效”的做法,那對醫療保健行業的未來意味著什么?

阿什維爾給人的感覺可能是一個熱鬧的時髦中心,但環繞這座城市的藍嶺山脈(Blue Ridge Mountains)卻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人們,它是通往阿巴拉契亞(Appalachia)的門戶,連接的是北卡羅來納西端以農村為主的多個郡縣。這個地區曾經是切諾基(Cherokee)民族的一部分,吸引著丹尼爾·布恩(Daniel Boone)這樣的拓荒者,也是喬治·范德比爾特(George Vanderbilt)這樣的富人后代的鄉村游樂場;如今,這座擁有9萬人口的城市逐漸成為越來越多的藝術家、美食家和想要擁有高品質醫療保健服務的退休人士的目的地。

對于生活在北卡州西部的近100萬居民來說,Mission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這是當地最重要的醫療集團,擁有最全面的創傷治療服務和最綜合的醫療護理。因此,對當地的許多人來說,HCA可能要收購Mission的消息令他們十分震驚。“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是HCA。”史蒂夫·諾斯(Steve North)醫生說,他曾經在北卡羅來納州的農村斯普魯斯派恩(Spruce Pine)地區擔任Mission的地區醫療主任。

在一些人看來,Mission和HCA之間的根本區別能夠追溯到它們各自的起點。Mission的歷史起源于19世紀末,當地的4名婦女走上街頭賣花,想要籌集資金建一家愿意收治所有人的醫院,無論病人有沒有錢來支付醫藥費。這個后來被稱為“小花傳教會”(The Little Flower Mission)的組織在一座租來的房子里開業了,于1885年10月接待了第一位病人——一名產婦。

HCA也起源于一座房子,但相似之處也僅限于此。HCA成立于1968年,由弗里斯特(Frist)家族的兩位內科醫生——28歲的小湯米(Tommy Jr.)和他的父親老托馬斯[Thomas Sr.,老托馬斯的另一個醫生兒子比爾(Bill)后來成為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以及他們開肯德基(Kentucky Fried Chicken)的商人朋友杰克·馬西(Jack Massey)共同成立。他們三個人想把肯德基的成功配方——標準化和規模化——帶到私立醫院。HCA這個名字說明了一切:美國醫院公司(Hospit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

HCA經歷過幾次迭代,最近一次始于2011年,當時正值美國準備通過《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來擴大醫保的覆蓋范圍,它進行了公司歷史上的第三次上市。自那以后,HCA的股價上漲了738%,營收幾乎翻了一番,從307億美元增至590億美元。

在這么長的時間里,HCA從未真正偏離其最初的配方:規模。“它們的運作非常高效……它們在采購物資時會進行有力談判;它們會保持較低的員工成本。”凱克里說。這家公司還會把床位填得很滿,入住率超過70%。

如今,HCA的業務覆蓋43個市場。該公司在選址上講究策略,往往選擇經濟活躍、快速發展的地區,也就是擁有私人醫療保險的富人愿意居住的地區。與使用醫療保險(Medicare)或者醫療補助(Medicaid)的患者相比,這類患者會給醫療服務提供商支付更高的費用。HCA進入一個新地區后,會建立一個高密度護理網絡,包括獨立的急診,以及急救中心和手術中心等。

該公司的另外一個增長戰略是吸引“高敏度”患者,也就是病情較重或者需要更復雜的治療護理服務的患者。這些患者同樣意味著更多錢。為了吸引這類患者,HCA加大了對創傷中心、新生兒重癥監護室和中風中心等類似設施的投資。

盡管HCA的營生處于無法預測的生死之間,但該公司卻以數據驅動和專注于目標而聞名。(新冠肺炎疫情打斷了HCA住院率連續23個季度的增長。)“HCA是應試教學。”凱克里說,“為了達到優化其股東價值所需要的質量或效率水平,它們會考到所需要的那個分數。”

從這個角度來看,北卡羅來納州西部似乎是一個糟糕的投資。與該州的其他地方相比,這個地區的人們更老、更窮、病情更嚴重,Mission近四分之三的病人都有醫療保險、醫療補助,或者根本沒有醫保。約翰·鮑爾(John Ball)說,在被HCA收購之前,Mission收治的大部分病例都是虧錢的,鮑爾是Mission的前高管,在出售Mission時是集團的董事會主席。

Mission需要改變算法,這也是在出售前的幾年里,集團的首席執行官羅恩·保盧斯(Ron Paulus)一直的努力方向。保盧斯曾經是一名醫生,后來憑借在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的打磨成為醫院的高管。他于2010年來到阿什維爾,當時許多人認為,美國價值2.6萬億美元的、已經失控的醫療保健體系即將迎來革命性的變化。

變革的動力是一種被稱為“基于價值的醫療”理念,而保盧斯正是來自于少數幾家成功地實施了這一理念的機構之一——賓夕法尼亞州的蓋辛格健康中心(Geisinger Health),他是這種理念的擁護者。該理念希望把這個治病救人的行業變成保健行業,美國前總統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時代的醫療政策也源自于此。實施此戰略需要在預防醫學和初級保健等領域加大投資,從而確保及早發現問題,避免患者發展到需要昂貴復雜治療的階段。還需要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從為醫療提供者的服務付費轉為“為效果付費”。

保盧斯向該模式投入了大量資金,到2015年,Mission擁有了一個由8家醫院和1,100名初級保健醫生組成的網絡,為當地提供基于價值的醫療服務。只有醫療保險的患者才有資格享受相關的服務,但在最初幾年,實驗取得了成功,交出了高質量的答卷,為Mission帶來了500萬美元。

保盧斯的計劃奏效了,但還不夠快。雄心勃勃的擴張削減了Mission的營業利潤。領導層本來希望通過向商業保險的患者收取更高的費用來抵消成本,但在2017年,該集團的主要付款方——北卡羅來納州的藍十字和藍盾協會(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拒絕提高保險費率,所以這個計劃破滅了。

鮑爾回憶道:“當時,所有看起來唾手可及的成果都被砍掉了。”他說,就只剩下一些極端的選項:關閉醫院和業務線,裁掉1,400個工作崗位。董事會否掉了這個選擇,決定尋找一位買家。

將Mission出售給HCA或許無論如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董事會的溝通策略無異于火上澆油。當地人甚至不知道Mission準備出售了,更沒有機會在HCA已經成為潛在買主前發表意見和建議。盡管保盧斯和鮑爾在公開場合兜售他們眼中這筆交易的最大賣點:HCA的購買力、稅收,以及成立一個專注于社區醫療的價值15億美元的基金會,但這還是讓人們產生了懷疑和憤憤不平。

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總檢察長審查這筆交易時,關心此事件的居民們積極活動,想要爭取更有力的保護條款,他們實現了目標。最終的購買協議要求HCA保證Mission的5家鄉村醫院繼續開放,一些服務項目要維持至少10年。

對于那些見證了以價值為基礎的醫療變革成功的人來說,隨后看到的是痛苦的解體。雖然該項目沒有被立刻槍斃,但“當時的態度是,初級保健不再是真正重要的業務,”曾經在Mission工作過的醫生諾斯說。他曾經為多名物質濫用障礙病人提供治療,當HCA與在初級保健業務中提供必要支持的治療師們解除合同時,他離開了,集團里的9位醫生領頭人中除了兩位,其他人也都離開了。HCA的林德爾說,該系統目前正在加大其對基于價值的醫療服務的承諾。

對HCA來說,Mission的交易是公司劇本中的全新一章。在通常情況下,該公司的收購對象是陷入緊急財務困境的醫院。但是,正如HCA的高管們所述,Mission是一個“獨特的成功的醫療集團”,是一個“示范性”收購案例,他們希望這個案例可以幫助他們爭取到與其他經營狀況良好的大型醫院系統的交易。

鮑爾說,上述目標讓Mission的董事會相信,HCA不會“把事情搞砸”,但在事后看來,這筆交易中的新情況似乎讓HCA對抵制毫無準備。“在其他地方,它們的到來拯救了一家醫院,所以當地人歡迎它們。它們對于進入一個不歡迎它們的社區沒有什么經驗。”

HCA標志性的精益運營模式卻沒有在實踐中得到認可。該公司的第一個重大變革是取消了Mission系統中的健康單元協調員。長期以來,健康單元協調員在醫院里承擔著維持秩序的重要角色——接聽電話、跟蹤醫囑、將信息傳遞給正確的人。取消這個職位成功地砍掉了醫院許多部門,卻帶來了混亂。工作人員不得不從看護工作中抽身接聽電話。“這件事情意義重大。”安杰拉·福斯特(Angela Foster)說。她從2013年到2020年年底在Mission擔任行政助理,直到她自己的崗位(以及醫院翻譯和一些牧師職位)被取消。“這是最先對病人護理和員工滿意度產生真正負面影響的事件之一。”林德爾表示,這一變革“原意是為了加強臨床護理”,她還說,HCA后來撤銷了這條政策,當年就恢復了健康單元協調員的崗位。

護士們還告訴我,在HCA將醫院的餐飲服務和清潔工作外包后,她們常常不得不自己送餐、傾倒垃圾桶。與此同時,人員的變化也給他們帶來了更大壓力。2016年,當克里·威爾遜(Kerri Wilson)開始在阿什維爾醫院的心臟病觀察科室工作時,該科室一共有13名護士、5名助理護士、2名健康單元協調員和2名遙測技術員一起工作,科室處于滿員狀態。威爾遜說,在HCA接手后,同樣的工作量由11名護士、4名助理護士、1名健康單元協調員和1名技術員來承擔。(她說,由于勞動力短缺,該科室經常人手不足。)

至少對于Mission集團里的一家較為偏遠的醫院來說,HCA的到來似乎威脅到了自身的存亡。擁有25張床位的特蘭西瓦尼亞地區醫院(Transylvania Regional Hospital)位于布里瓦德鎮(Brevard),這個8,000人口的小鎮毗鄰皮斯加國家森林(Pisgah National Forest),位于阿什維爾西南45分鐘車程。與許多的鄉村醫院一樣,特蘭西瓦尼亞醫院近年來遇上了財務困難(Mission在2015年關閉了它的分娩科),這類醫院主要為窮人和老年人服務,否則他們就得長途跋涉才能夠看上病。即使HCA在收購協議中加入了保護條款,當地仍然有許多人對它的未來憂心忡忡。

2021年12月初,我約見了布里瓦德鎮的鎮長莫琳·科佩洛夫(Maureen Copelof)。這是她正式上任的第一天,但她位于市政廳(City Hall)的辦公室看起來已經準備就緒,墻上掛著照片,辦公桌上整整齊齊地放著成摞的文件。市政廳是位于主街上的一棟低矮的小建筑。

科佩洛夫在任職前是市議會成員,那時她就已經陷入了與HCA的紛紛擾擾之中。2021年1月,HCA與特蘭西瓦尼亞醫院的醫生重新商簽合同,想要將工資改為更低的績效制,導致該醫院的大部分醫生集體離職。盡管人們提出,其他的工資模式可能更適合農村醫院,留住經驗豐富的醫生對醫院來說很有必要,但該公司絲毫不為所動。

“它們有一份標準合同。”科佩洛夫說,聲音里透著惱怒。“想要根據我們當地的需求來定制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實現。”

HCA堅稱,它對當地擁有的每一家醫療場所都進行了投資。該公司稱,它正向特蘭西瓦尼亞醫院投入1,400萬美元,包括購置一臺新的核磁共振成像(MRI)機器,修建一座直升機停機坪。林德爾表示,公司在讓特蘭西瓦尼亞醫院為“爆炸性人口增長”做好準備,而科佩洛夫和其他人看到的卻是醫院的服務正在緩慢而安靜地受到侵蝕。

科佩洛夫說,問題在于,什么才是購買協議中承諾的“提供”服務。這家醫院的工作人員和病患說,醫院每周提供服務和預約的天數減少了,每天工作的時間也減少了。需要經濟援助進行非緊急治療的患者只有在他們的慈善醫療獲批之后才可以看病,而這個批準過程十分官僚,有時甚至需要Mission的首席醫務官簽字。

還有人說,醫院已經脫離了社區。“這只是一種不同的企業文化。”位于布里瓦德的皮斯加健康基金會(Pisgah Health Foundation)的主席萊克斯·格林(Lex Green)表示。格林在2020年年初建了一個“得來速”式的新冠病毒檢測站,當時隔壁縣的帕迪(Pardee)醫院派出了首席執行官、一名流行病學專家和一名社區外展服務人員來幫忙。而HCA對格林的回應基本上是:“我們不提供免費檢測。”(林德爾指出,該醫院在2020年繳納了6,000萬美元的州和地方稅。)

格林多年來一直為Mission籌款,也是本次出售計劃的支持者之一。他認為該公司承諾成立的15億美元的基金會能夠改變這個社區,而且他有和HCA接觸的一些經驗:他的孩子是在該公司位于佛羅里達州的一家醫院出生的。

但后來他有了在HCA經營下的Mission醫院看病的第一次經歷。2021年夏天,他已故的母親,一位老年癡呆患者住進了Mission醫院。醫院的人手非常緊張,他說他母親有時都吃不上飯。他回憶說,一次探病時,一名護士告訴他:“我們無法保證全部醫囑都可以落實到位。我們實在是太忙了。”又一天,她母親換了病房。工作人員把他領到六樓的一個房間,結果房間里卻是一個陌生人。工作人員向他道歉,說他的母親實際上正在做手術。他被嚇到了,呆坐在那里。后來再去打聽,才發現原來母親并沒有在做手術,而是被換到了七樓的一個房間。

格林不確定Mission的醫療服務水平的倒退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但他說這種醫院環境“是個悲劇”。他的家人認為這也加劇了他母親的病重。

這樣的故事我聽過很多,它們描述了在HCA運營下的Mission提供的醫療服務混亂不堪,甚至無法確保病人的安全。有個女士的化驗樣本丟了。還有很多人不得不長時間坐在自己的排泄物里,在走廊或者手術間的床上躺上好幾個小時。坦率而充滿歉意的護士跟他們說:“我們人手不足。”

心臟病觀察科室的那名護士威爾遜說,她們的科室一直在努力防止病人摔倒(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病人想在沒有護士的情況下自己上廁所時),以及防止病人因為在弄臟的床上坐太久而引發的皮膚問題。盡管她已經盡力了,但仍然時常覺得自己辜負了病人。

林德爾強調,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是Mission的首要任務,他通過引用該集團收獲的最高評級和積極反饋來力證其成功。在與患者溝通時,HCA將這些糟糕的經歷歸咎于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醫護人員短缺。很難計算Mission的人手問題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歸咎于新冠肺炎疫情,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新老板造成的人員流失導致的。當然,新冠肺炎疫情對勞動力市場的負面影響是雪上加霜:HCA目前總共為Mission Health集團放出了1,080個崗位空缺。林德爾說,公司正在努力填補缺口。

在我采訪過的護士里,有人離開Mission是因為環境,也有人是因為她們有機會當旅行護士,拿現在三倍高的薪水。和其他醫院一樣,HCA自己也開始雇用“旅行護士”,以解決人手短缺的問題,而這種方案顯然并不完美:旅行護士通常不熟悉當地的醫療體系和病人,而他們的薪酬卻比熟悉這些的人高得多。(Mission的員工說,本院部分部門七成以上的員工都是旅行護士。)

分析人士說,HCA因為有自己的護理學校和人力資源公司,在應對人手短缺的問題時比大多數公司都做得好。而且盡管人手短缺,該公司的利潤率仍然比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要高,分析人士認為,部分原因是該公司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快速進行了成本重組。瑞穗美洲(Mizuho Americas)的高級分析師安·海因斯(Ann Hynes)說,該公司的市場分布也幫了忙。得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是HCA最大的兩個市場,這兩個市場很快就重新開放了,管控政策也不那么嚴格,經營環境接近于正常。

與直覺相反,新冠肺炎疫情在某些方面還提升了HCA的利潤。縱觀整個行業,去醫院的人變少了。但那些去醫院的人往往可能有商業保險(因為老年醫保患者都待在家里),而且病情更嚴重(要么是得了新冠肺炎,要么是被耽誤的其他疾病)。雖然照顧新冠肺炎患者的成本很高,但聯邦政府會向醫療機構額外支付20%的費用,所以利潤也更高;HCA收治了最多新冠肺炎患者的一個季度也是其業績最好的幾個季度之一(不過海因斯將其業績歸因于整體的入院率高)。

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的分析師凱文·菲施貝克(Kevin Fischbeck)說:“與HCA和廣大醫院的主要爭論點在于,新冠肺炎疫情對它們的影響到底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如果沒有政府出資支撐其利潤率,答案幾乎肯定是否定的。SVB Leerink的分析師梅奧懷疑,這些錢最終是否會被收回:“有些公司的業績非常非常好。聯邦政府會在某個時候開始批評這種做法。”

對醫療保健行業而言,以病人為中心的使命和利潤驅動的使命永遠都存在尷尬的緊張關系。作為美國最大的盈利性醫院運營商,HCA很容易被當成壞人,盡管專家說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在一個著名的醫院指數中,HCA在薪酬公平和價值方面的評價很差,但臨床結果的評價很高。

在收益電話會議上,HCA對此次收購做出了積極評價。收購后的第一年,該公司將價格提高了10%,病人總收入比非營利性的Mission在收購前一年的收入多出5.49億美元。

但圍繞Mission的戲劇性事件似乎遠未解決。奧弗費爾特說:“我們中有許多人在我們自己的醫院里卻無法得到細心照料,也無法感到安全。”他每周仍然花15到20個小時來維系Facebook上的Mission群組。

雖然HCA對報道中的許多更具爭議性的觀點提出了異議,但該公司在實踐中卻默認了患者存在不滿的現實。HCA北卡羅來納州分部的總裁格雷格·洛將他的個人電話號碼提供給了每一位遇上賬單問題的人。

HCA在阿什維爾的工作仍然在繼續。他們近期的關注點是“吞吐量”——盡可能高效地為病人辦理入院出院。威爾遜正在適應醫院的出院流程,包括將病人送到出院套房、撤掉床上用品以及清理房間。環境服務團隊的預算是花30分鐘來打掃房間。

護士威爾遜說:“如果他們能夠把我們變成一條裝配線,他們會這么做的。”

譯者:Ag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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