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十分看重言行，將其視為君子的中心，即“樞機”。語見《周易·系辭上》：“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唐孔穎達疏：“樞謂戶樞，機謂弩牙。言戶樞之轉，或明或暗；弩牙之發，或中或否，猶言行之動，從身而發，以及于物，或是或非也。”（《周易正義》卷七）

“樞”為戶樞，指房屋門戶之樞紐，“樞”動，門始能有關有開；“機”指設有機關的弩弓，“機”動，弩發射則有中有失。樞者戶之主，機者弩之主，以此引申，人者言行之主也。言論和行為，就像門戶或弩機一樣，一旦旋轉或發動，就化作成功或失敗的關鍵，也構成榮譽或恥辱的根本，所以人必須謹言慎行。

孔子還說：“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從“言出乎身，加乎民”這句可以判定，文中的“君子”并非一般人，而是有權勢的在位者，也即大大小小的統治者。

在位者最在意的是位置的傾覆，孔子講得很清楚：君子的榮辱福禍，操之在自己手中。君子即使居于室內，發出善言，在千里之外，也會收到回應；若出言不善，則千里之外，必有反對的聲音出現。樞機一發動，善惡即分明。

從這里能夠看出孔子“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的思想。原話出自《論語·子路》。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魯定公問：“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興旺，有這樣的話嗎？”孔子回答說：“沒有這樣的話，倒有類似的話。人們說：‘做國君很艱難，做臣下也不易。’如果真能夠知道做國君的艱難，不就近于一句話可以使國家興旺了嗎？”魯定公又問：‘一句話就能夠使國家滅亡，有這樣的話嗎？”孔子回答說：“沒有這樣的話，倒有類似的話。人們說：‘我做國君沒有別的快樂，只是我說什么話都沒有人敢違抗我。’如果說的話正確而沒有人違抗，不也很好嗎？如果說的話不正確而沒有人違抗，不就近于一句話可以使國家滅亡了嗎？”

孔子認為，如果君主知道“為君難”，出言必謹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知道“為臣不易”，則會廣開言路，禮遇臣下。這樣，君臣同心，國家獲治，就等于“一言興邦”。反之，如果君主剛愎自用，如果說得對倒也罷了，如果說得不對，無人敢反對，奸臣反而可能投其所好，阿諛奉迎，最終導致君主自食惡果。這樣，就等于“一言喪邦”。也就是說，統治者的言行關系到國家興亡。如《禮記·大學》所說：“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國君說錯一句話，就可能會讓事業失敗；國君謹言慎行，就可以讓國家安定。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人類如此渺小的言行，何以能夠動天地？原因是我們的祖先認為，萬事萬物都可能相互感應。《系辭》講言行的這段話本是孔子對《周易·中孚·九二》的解釋，該爻的爻辭寫得像詩一樣：“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在山陰鳴唱，其子聲聲應和；我有一壺美酒，與你共飲同樂。《程傳》：“謂誠意所愿也，故通而相應。”真誠是相互的，人心換人心，只要心念真誠，雖遠亦能相應，此即程頤所謂“至誠感通之理”，真誠的意義自然而然地體現出來。

基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理，君子應體認，善念可感召天地之和氣，引來榮耀；惡念可促發天地之戾氣，招致恥辱。人和氣還是暴戾，會招來相應的吉兇變異。此處可知，我們的古人非常在意聲聞于外、為同類所應的人格。郭嵩燾說：“惟其為鶴之鳴，高潔而聲聞上徹于天，遠被于野，故同類必和，而異己可靡。”

在《系辭》中，緊接著對中孚卦的上述評論，孔子接著闡釋了《同人·九五》。爻辭曰：“同人，先號咷而后笑。”孔子的詮釋是：“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和同于人，起先痛哭號咷，后來欣喜歡笑。九五因而有先離后合之象。夫子引申其意，講到君子待人處世，有時奔走于外，有時安居靜處，有時保持沉默，有時暢發議論。結交朋友，出處語默，不必遽同，而是心理相通，力量相協。果能如此，其行足以將堅硬的金屬切斷，其言則如蘭草那樣芬芳。

所以君子“始號咷以相求，終歡笑以相得，物莫能間之也”（郭嵩燾語）。在這里，君子和小人顯示出重大的差別：小人共趨一途，卻常常心懷冰炭。

由此得知，在孔子看來，言語和行為，是君子立身處世的關鍵。這個關鍵一動，便操縱了國家和個人的命運。所以，出言惟善，行事惟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