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guanxi”（關系）
????關系甚至比商業機密還重要 ????作者: 胡泳 ????盛宣懷就官與商的關系說的一番話，可謂道出了中國早期企業家的切膚之痛: 在中國創辦企業，“創始不易，持久尤難，倘非官為維持，無以創始；若非商為經營，無以持久。” ????中國近代著名實業家張謇的辦廠經歷，是對盛宣懷的話的最好注解。當時，有能力興建企業的人大體可分為兩類: 一類是有職有權的官員，也即官員經商，他們能得到官府在資金和其他各方面的支持，“官商不分畛域”；另一類則是買辦，這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經濟的滲透而興起的一個特殊階層，他們在幫助外商建立商品銷售網絡的過程中積聚了可觀的財富。由于同外商密切接觸，后者比中國其他社會階層更早地認識到新式企業的重要性，因而成為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主體。 ????1895 年，新科狀元張謇奉命興辦大生紗廠，他的身份卻并不屬于以上這兩種人中的任何一種。他雖有狀元頭銜，卻未授實職。他似乎如他在給劉坤一的信中所說，是“介官商之間，兼官商之任”，但實際上卻是“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非有職有權的官員，也不是廣有資財、有經辦洋務經驗的買辦商人。所以，張在創建紗廠中情狀艱難，“忍侮蒙譏，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所慮者根本不是引進技術和管理人才，而是協調官府和各有關方面的關系，即所謂“通官商之情，規便益之利，去妨礙之弊”。這也可以說是張謇全部實業活動的戰略基點。 ????像張謇這樣的企業家，孜孜尋求官府的庇佑，也是一種無奈之舉。它是由中國的特定經商環境所決定的。鄭觀應指出: “全恃官力，則巨費難籌；兼集商資，則眾擎易舉。然全歸商辦，則土棍或至阻撓，兼倚官威，則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辦，各有責成: 商招股以興工，不得有心隱漏；官稽查以征稅，亦不得分外誅求。則上下相維，二弊皆去。”當時就有不少私人資本企業，為了求得官方的保護，自愿掛上“官督商辦”的牌子。這正是因為他們認識到官府在扶持企業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當年，一個巨賈富商要壯大，須搞好四件事──官事、江湖事、洋事、商事。后三者指的是江湖道上往來、同洋人打好交道與發展商務本身，而首當其沖的“官事”，指的就是政商關系。 ????這種官商結合的現象一直延續下來，到中國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被進一步發揚光大。在這段時間內，許多計劃經濟的習慣行為尚未革除，成為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抑制因素，為數甚多的經營者出于逐利的目的，極力向行政權力尋求“保護傘”，實行官商共謀。 ????一直在做私營企業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厚義指出: “中國公認的富人階層──私營企業主，最看重的是關系，在朋友里排第一位的是政府官員，其次是銀行職員，這些關系甚至比商業機密還重要。” ????中國商人用關系網把自己保護起來，這種關系網類似一道無形的競爭壁壘，別人要進場很不容易。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張其仔博士說，對于中國，不知情的外國人更可能看到實質。“一個外國學者到中國逛了一圈，回國宣稱發現了到中國發財的秘密: 你在中國有沒有朋友？沒有；你有沒有朋友的朋友？沒有；你有沒有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們并不用物質、金融與人力資本來分析你。”眾多的外國觀察者、研究者從中國帶回了他們最深刻的印象: 關系。“在描述中國相關結構時，他們直接用漢語拼音 guanxi（關系）。” 而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官商合謀。一些海外華人企業進入中國，中國的企業跟外國企業談判，都炫耀自己與政府的關系。 ????蒂姆?克利索爾德（中文名祈立天）寫了一本敘述他在中國從事外商投資的經歷的紀實之作，這本書被恰當地命名為《中國通》（上海三聯書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在祈立天的筆下，國有企業蝸牛般地爬行，自行尋找著市場改革的出路；腐敗的中國合作伙伴偷偷轉移合資企業的利潤，甚至另建自己的企業同合資企業競爭；地方政府則在強勢的地方商人和有錢的西方投資者之間巧妙保持危險的平衡。他不無酸澀地總結道: “在我闖蕩中國的八年中，我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沒有規矩的社會 或者，更準確地說，規矩繁多，但很少執行。管理層的一群人似乎很會變戲法……上上下下都會打虛虛實實的太極拳……我開始明白: 必須為中國的問題找出中國式的解決方法”（第 148～149 頁）。 ????深圳一位頗有影響的企業家，在總結自己多年的成功經驗時曾這樣說: 在中國做生意，不會官商結合是很難做成的，其典型代表就是胡雪巖，他是我們民營企業家的祖師爺。接受記者采訪的有資產者甚至表示: “《胡雪巖》重新啟蒙了中國一代商人。”胡雪巖在當代中國商界的影響之大，一度導致“為官須看《曾國藩》，為商必讀《胡雪巖》”成為人人皆知的流行語。 相關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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