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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技術階梯上地位的迅速攀升對全球經濟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作者：鮑比爾（Bill Powell）

????在工業革命期間，英格蘭東北部的蘭開夏郡以“全球工廠”而著稱。在 19 世紀 30 年代，蘭開夏擁有的機器數量一度比全球其它地方的機器總數還要多。

????今天，我們親眼目睹了另一個全球工廠的形成。它沿中國的東海岸一路延伸，從北方的大連至上海，再到廣東和福建省，并橫跨臺灣海峽。在內陸也有一些這樣的區域。例如，北京及其周邊地區。那里通訊和運輸能力的迅速改善正在吸引曾一度涌向沿海地區的公司。目前中國的生產能力還不能與整個歐洲的生產能力相匹敵。然而再等 10 年，形勢將會發生變化。

????從只能生產小熊維尼（Winnie the Pooh）玩具和喬丹氣墊運動鞋（Air Jordans），到成為全球高科技產業的加工廠，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變化是再明顯不過的了。外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似乎并沒有受到全球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依然在穩定增長，并正在改變中國的工業基礎格局。完全可以說，全世界──尤其是日本和亞洲的其它地區，將會與以往不同。你無法不相信這一切。19 世紀后期，外國資本像潮水一樣涌入了英國這個新近崛起的擁有豐富的廉價勞動力并對最新的工業技術充滿渴望的國家。不久之后，蘭開夏便不再是全球工廠。美國取而代之了。

????10 年前，中國用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制造出了源源不斷的價格便宜（經常是質量低劣）的產品：玩具、紡織品以及種類不多的其它產品。今天中國依然在制造所有這些產品──但與此同時，它也制造許多其它的產品。在眼下著名的上海浦東工業開發區驅車前行，視線所及你會發現許多新的工廠拔地而起。這里有制造高端芯片的英特爾公司（Intel）。再往前走，你會看到生產精密的光纖制品和陶瓷載體的康寧公司（Corning）。這里還有制造精密的液晶顯示屏的日本松下公司（Matsushita）以及在一流的自動化煉鋼廠生產鋼材的德國 Thyssen Krupp 鋼鐵公司。阿爾卡特公司（Alcatel）生產的產品幾乎無所不包──從數字轉換系統到視頻會議設備。這家公司還將其在亞太地區的總部遷到上海。當阿爾卡特亞太區總裁施培興（Ron Spithill）被問及是否有阿爾卡特目前無法在中國生產的產品時，他沉思了片刻說，“不，我認為沒有。”

????這一回答的意義非常重大。這首先意味著，中國作為一個高價值、技術先進的產品的可靠和穩定的生產國將改寫制造業中許多領域的經濟，而不僅是涉及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如玩具和紡織品）。事實上，這一過程已經在進行當中。對于一家全球性的公司來說，這意味著“你必須在中國擁有一個大規模的生產基地，因為如果你的競爭對手還沒有出現在這里的話，他們很快也會來的，”麥肯錫（McKinsey & Co.）大中華區董事長兼總裁歐高敦（Gordon Orr）說。

????的確，這些日子以來，對于任何稱職的首席執行官來說，問題不在于是否將部分生產能力轉移到中國，而在于轉移多少以及以多快的速度轉移。僅僅五年前，外國公司來中國建廠（以汽車制造業為例）或是為了躲避高關稅壁壘，或是為了在一個潛在的大市場尋找落腳點，或者是為了利用這里廉價的勞動力生產低科技含量的產品。對于外國生產廠家來說，那時的中國存在著許多問題。他們對這里勞動力的質量表示懷疑。缺乏良好的公路和鐵路系統的基礎設施問題則意味著無法及時供應零部件。同時對知識產權問題的憂慮也普遍存在，因為經理們擔心他們先進的制造技術會像鱷魚（Lacoste）襯衫那樣被輕易地剝去。

????現在，在中國沿海的制造中心以及在北京、成都和其它大的內陸城市內以及周邊地區不斷涌現的工業區里，這些憂慮正在迅速消散。跨國公司發現，中國的勞動力資源不僅豐富廉價，而且受過良好的教育，紀律嚴明。同時中國還有著龐大并迅速增長的年輕工程師的人才庫（到目前為止，美國的大學里，工程和科技學科領域的外國留學生里以中國人為數最多）可供外國公司利用。據香港 DBS Securities 首席經濟師馬軍統計，其結果是，過去叁年里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金額達 1,123 億美元。在今后兩年時間里，中國還將吸引 860 億美元的投資。“有一個趨勢越來越明顯，”馬軍說，“這些投資將是重大的戰略性投資，其目標既是針對中國市場，也針對高科技的出口市場，而不僅僅是為了廉價的勞動力而來。”

????以芯片制造業為例。很少有其他產業的資本密集和技術先進程度比半導體產業更高。在新的生產廠家，制造最薄的硅晶片需要昂貴的設備──建立每個新的“fab”（這類芯片生產廠商的稱謂）需耗資約 15 億美元。但是在過去幾年里，中國已經在這些生產廠商吸引了大量的投資。這至少要部分歸功于中國政府鼓勵臺灣投資者向大陸芯片制造業投資的政策（這一政策收到了預期效果）。

????但吸引芯片制造商來中國的不僅是稅收優惠政策。以中芯國際集成電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一家主要由美國投資的私人新興公司為例，這家公司在上海建立了一個新的 fab。SMIC 幾乎 80% 的客戶是美國或日本的公司，但是今天超過一半的銷售額則來自中國。換句話說，中國不僅僅為像 SMIC 這樣的公司提供低成本的出口平臺，同時也提供了一個非常廣闊和不斷增長的市場。“我們在中國的客戶數量正在逐漸增加，”SMIC 首席執行官張瑞展（Richard Chang）說。他的這番話也適用于許多其它跨國公司，它們的大型工廠分布在中國各地，滿足著國內外市場的需求。“這意味著規模，”摩根士丹利添惠（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經濟師 Andy Xie 說，“而對于制造商來說，規模是最重要的。實際上，規模就意味著金錢。”的確，在現階段，幾乎每周都有一些大的跨國公司宣布在中國擴大生產規模的消息。例如，2 月 11 日，日本主要的芯片制造商之一富士通公司（Fujitsu）宣布將與 SMIC 在上海的工廠合作，生產 0.18 微米快速循環隨機存儲器芯片。富士通想在中國銷售這些芯片，并將芯片出口到美國和歐洲。

????談到中國作為一個戰略性制造基地的重要性，康寧公司的情況最能說明問題。五年前，康寧在中國的生產規模還非常小。今天，康寧已擁有九家工廠，生產光纜、液晶顯示屏和催化轉換器等各類產品。它的大多數工廠是收購的，有兩個即將到手的工廠原屬朗訊（Lucent）。中國不久將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上第二大電信設備市場，所以，像康寧這樣的電信基礎設施供應商會在這里大興土木可能也就不足為奇了。

????車用污染控制設備是中國有能力作為跨國公司生產基地的又一個例證。幾年前，中國出臺了新的污染控制法規，要求在中國生產的車輛配備催化轉化器。生產陶瓷載體的康寧公司自然想參與進來，并希望將來這一市場能夠變大。據康寧大中國區總裁西蒙?金諾（Simon MacKinnon）說，康寧在上海的陶瓷載體制造廠達到國際質量標準比預想的要快得多。在一年內，上海的工廠不僅為當地的汽車制造商提供催化轉化器陶瓷外殼，同時也向康寧在南韓和日本的客戶出口。

????對于汽車零部件供應商來說，日本制造商是最難于打交道的客戶。康寧現在能夠從中國為它們供貨證明了康寧在中國的工廠的實力。“我們（在上海）的工廠生產的產品與我們在德國、南非和美國的廠家生產的產品質量一樣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話，”麥金諾說。當然他無需補充說明在中國的成本更低。當被問道康寧在全球的主要競爭對手──日本的 NGK──是否已來到中國時，麥金諾勉強地笑著說，“沒有，但是他們會來的。”

????中國能以（非常）合理的成本制造幾乎任何高質量的產品，然后再賣給遠近的客戶，這種能力具有超越公司層面的巨大影響。中國成為全球工廠的事實引發了全球資金流向的變化──中國的東亞鄰國已經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特別是在日本，這一現象被稱為“ Chugoku shoku”──中國沖擊波。

????什麼是中國沖擊波？對于其它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就好像是有人吸干了房間里的經濟氧氣。在 1997 年亞洲經濟危機爆發之前，東南亞是全球資本首選投資方式──直接投資 ──最理想的地點。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工廠，從而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和出口利潤，而不僅是空蕩蕩的公寓樓。特別是受到日圓首次升值影響的日本公司，90 年代初期蜂擁至東南亞設立新廠。

????亞洲經濟危機之后，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都希望另一輪的外國直接投資可以幫助他們復蘇。而他們看到的卻是，大量新的制造業投資涌向了中國。去年，中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數額超過了韓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和印度尼西亞這方面的總和。這一趨勢在短期內也不會改變。如同許多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人們會說，為此這些國家只需進行技術更新。問題是，中國更新技術的速度更快。“我們現在尚不清楚能做些什麼來與中國競爭，”一位東南亞國家的貿易部長說。“而在制造業，我們可能什麼也做不了。”

????相對于中國以南的這些發展中國家來說，日本受到的影響更為直接。如同 19 世紀后期美國的壯大在“舊大陸”造成通貨緊縮的恐慌一樣，中國的崛起加劇了日本現在的通貨緊縮。制造業占日本 GDP 的 30% 以上，這在八國集團中比例是最高的。由于其地理環境及它對制造業的過度依賴，日本對于中國沖擊波的抵抗力是最弱的。由于本地競爭過于激烈且市場疲弱，日本制造商們竭盡全力削減成本。對于大量的日本公司來說，這意味著將生產能力移到中國。

????這與 80 年代后期當日本不得不面對日圓的持續升值時出現的情況大體相同。那時日本在國外的投資都涌向了東南亞。不同之處是，那時日本的跨國公司通常將技術含量低或者技術不太復雜的產品的生產轉移到國外。現在日本的制造商，尤其是日本的電子產品制造商將除最核心產品之外的其他產品的生產都移到中國。部分原因是急于推動利潤的增長，部分原因是它們與阿爾卡特的施培興的觀點不謀而合──現在幾乎沒有中國不能生產的高質量產品。例如，先鋒電子公司（Pioneer）最近在廣州開辦了一家工廠，生產技術最先進的 DVD 播放機，而幾個月前，先鋒公司在日本才開始利用這項技術。先鋒公司總裁 Kaneo Ito 對于自己的舉動似乎也感到吃驚。他說，“如果在過去，我根本無法想象僅在日本本土開始生產五個月之后，就將先鋒的關鍵性產品的生產轉移到國外。”

????日本的“中國熱”的癥狀是如此嚴重，以至于它最終可能取代美國成為在中國最大的國外投資者。歐姆龍公司（OMRON）生產電子傳感器（它所生產的用于標準計算機鼠標的電子傳感器已占領了全球市場 90% 的份額）以及各種醫療測試設備。它已經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大型加工廠，一月中旬歐姆龍公司總裁 Yoshio Tateishi 說，他希望歐姆龍在中國的產量在今后叁年內能夠成倍增長，他同時希望在上海建立一個“準總部”。這樣歐姆龍能夠節省大量的資金：歐姆龍向在中國的初級水平組裝線工人支付的工資每月不超過 100 美元，這些工人大多是高中程度的年輕女性。而在日本，歐姆龍向同樣水平的工人則需支付至少 10 倍的工資──同時在經濟衰退時期要辭退他們所付出的開銷也要高得多。

????當然，對于日本來說這一現象也有其益處。日本的公司將高質量的產品運回日本國內以低得多的價格出售。2001 年，中國向日本的出口量從上一年的 450 億美元上升至 540 億美元。這加劇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通貨緊縮，同時也給倒霉的日本消費者──他們習慣于為每樣商品支付世界上最高的價格──一個選擇的機會。

????但是中國熱的意義不止于此。過去，當日本在國外──即使是在美國──建立工廠時，它的公司一般都從本土出口所需的大部分技術先進的機器。現在越來越多的供應商跟隨他們的客戶到中國建廠。歐姆龍（上海）有限公司總裁 Hideaki Sato 說，這是歐姆龍非常希望看到的現象。為了防止歐姆龍的供應商不了解這一信息，他補充說，他的管理目標之一是與最終能在中國為歐姆龍提供零部件的“本土零部件制造廠家”合作。

????歐姆龍以及其他公司的供應商們可能已經得到了這一信息。中國的制造業能力的上升現在到了關鍵時刻。航空母艦已經到來，其它的船只亦將隨后跟上。而這不僅適用于日本的廠商。北京的南部有一個叫星網的全新的工業園，其核心是一家生產諾基亞手機的新工廠。圍繞這一中心，分布著這個芬蘭巨頭的若干個供應商的工廠，這些廠房目前正處于不同的建設階段。諾基亞已經在中國投入了超過 20 億美元的資金。星網工業園似乎可以建在任何地方──美國研究叁角園區（Research Triangle）、新加坡、或者斯圖加特。諾基亞選擇在北京城邊的位置建立星網工業園的目的是為了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未來。這正是諾基亞選擇在中國建立星網工業園的意義所在。

????譯者：孫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