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程工作是否不利于在職學習？
凱洛格管理學院
2024-03-05
新冠疫情爆發四年以來，很多員工發現自己仍然至少有一部分時間是在家遠程辦公的。與隊友進行Zoom會議一度被認為是暫時性的疫情趨勢，但至今依舊保留在工作日歷上，而這些不受地理環境限制的員工表示他們的生產力與滿意度都有所提高。
這是否意味著人與人之間不再需要彼此見面？距離已經死了嗎？如果想要通過合作來學習，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凱洛格學院的管理與組織學副教授尹惠珍（音譯）說道。
在分析了過去45年中超過1,700萬篇的科學出版物后，尹惠珍與香港大學的弗蘭克·范德沃登發現，與遠距離合作的研究人員相比，近距離合作的研究人員從隊友那里獲得新知識的可能性要大的多。
這是因為同在一處時，閱讀肢體語言、在白板上推敲問題，以及合作使用專門的實驗室設備等種種活動在知識尚未編纂成文時特別有價值。
尹惠珍說：“我們在親身接觸中互相學習的程度比我們想象的要多，這是我們作為人類的成功因素之一，特別是涉及尚未定義的新知識時。你必須在現場才能夠觀看并且學習。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近距離合作。”
合作如何帶來新知識
即使在新冠疫情發生以前，人和組織之間的地理距離也似乎越來越無關緊要。日新月異的通信與交通技術似乎將地球變平了，學術界與工業界的工作人員發現可以成功地跨越機構與國界限制，進行合作和知識轉移。
然而尹惠珍不認為遠程合作能夠完美取代同處一室的合作方式，否則為什么知識與創新仍舊主要集中在城市？為什么商務旅行依然如此受到歡迎？這些趨勢似乎表明知識的創造與轉移或許受益于同在一處的情況。
于是，為了研究地理如何影響合作伙伴之間的學習，尹惠珍與當時是凱洛格學院博士后學者的范德沃登合作，共同研究知識的產生是否以及如何依賴于物理距離。
兩人對微軟學術圖譜（Microsoft Academic Graph）的數據進行分析，該圖譜包含了從1975年到2018年間作者發表研究成果的數百萬篇學術出版物信息。
尹惠珍和范德沃登希望找出從之前合作中獲得新知識的那些學者。他們發現可以通過在新領域做研究這方面著手，例如某個人在某個學科（比如材料科學）開始職業生涯，然后與另一門學科（化學）的作者合作，最后在該新領域（化學）以單一作者身份發表論文。這似乎是相對直接的證據，表明該學者從先前與他人合作中學到了知識。雖然單一作者的學術論文在很多學科里都很少見，然而該團隊仍然找到了170萬名符合這個標準的作者。
接著，他們確定這170萬名作者與其合作者的地理位置，精細度一直達到作者所在的建筑物位置。（例如，如果資料顯示作者來自哈佛大學心理系，則心理系所在的建筑物即視為作者的位置。）如果作者之間的距離小于700米（步行約10分鐘），合作就視為近距離。
他們還分析了作者的職涯階段、所屬機構的排名，以及團體出版物的作者人數。
為了研究學者們是否向合作者學習，該團隊計算了學習率。該比率（首先與某新領域的學者合作并隨后在該領域發表論文的學者百分比）是根據每個學科的近距離與非近距離合作進行計算的。
該團隊還計算了近距離相對于非近距離合作的學習獲益率。比如，某個領域的近距離學習率是10%，遠程學習率是5%，則表明近距離合作的學者從該合作中學習獲益的可能性是后者的兩倍。
誰是近距離合作的最大獲益者？
尹惠珍和范德沃登發現，在他們研究的學者里，近距離合作所占的百分比隨著時間顯著減少，從1975年的75%下降到2015年的60%。在同一時期，合作者之間的平均地理距離卻增加了一倍，達到近2,000千米。
“憑借技術，我們現在能夠進行更多的遠距離協作。”尹惠珍說道。然而這種便利性是有代價的。“合作者之間的距離越遠，彼此學習的可能性就越小。”她說。
事實上，在所有的學科中，近距離合作的學習率都高于遠距離合作。
不過，不同學科的學習率并不相同。例如在歷史和政治科學領域，距離對學習雖然有負面影響，但影響不大。
但科學和工程領域的研究人員受距離的影響更大。比如，地質學家近距離合作的學習率很高。地理距離對化學、材料科學和工程學的科學家影響最大。他們在非近距離合作中的學習率要低的多，或許是因為這些領域更多地依賴需要面對面合作的儀器和設備。
如今，學者們甚至可以從近距離合作中獲得更多的益處。該團隊估計，近距離合作的學習獲益率已經從1975年的50%增加到2015年的85%。
該分析發現，某些學者從近距離合作中獲益最大，包括處于職業生涯早期階段和在排名較低的機構工作的學者。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職涯早期，你依舊需要獲取知識，而當知識還未編纂成文時，你必須在現場才能夠做到這一點。”尹惠珍說道。“這就像騎自行車一樣。你無法通過閱讀一篇論文來學會如何騎自行車。”
在家辦公？如果你想向同事學習就做不到
當然，自從數據集中最新的論文于2018年發表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如今使用Zoom和Microsoft Teams平臺進行網上會議更加常見，即便是近距離合作者也是如此。雖然遠程操作一度看似暫時性權宜之計，但很多公司現在面對員工要求至少有部分時間在家上班的新現實也做出調整。這種情況將如何影響未來的學習？
在家辦公的人可能會錯失拓展專業技能的機會，為職業生涯帶來短期及長期的負面后果。“它可能造成知識落差與隔離。”尹惠珍說道。“特別是在職業生涯的早期。你可能會錯失通過合作得到的學習機會，這些最終可能裨益你的職業生涯。”
過多的遠程辦公還可能對創新產生更大的影響，因為創新往往來自團隊交換想法。“如果你希望創新，如果你希望在前沿領域與他人合作并互相學習，你就必須親自在場。”尹惠珍說道。
這并不表示所有合作都需要近距離進行。學習也可以在遠距離進行，尹惠珍這個發現是在她的共同作者范德沃登在本研究的末期獲得香港大學聘任為教授的時候。盡管如此，尹惠珍說要協調Zoom會議還是有困難，而且“與面對面一起工作不一樣。”她認為，如果這個變動發生的更早，也就是在他們探索關鍵概念與想法期間，那么挑戰還會更大。
尹惠珍建議公司應該找出正確的工作型態組合，一方面讓員工有效率地在家工作，另一方面讓他們進公司一起工作創造新知識；著重創新的公司尤其應該對此尋找適當的平衡點。希望擴展知識組合的公司也應該考慮在知識所在區域成立辦公室，例如追求科技就到硅谷，政府治理領域就到華盛頓特區。
“讓人們聚集在一起，以便他們能夠親自交換想法。”尹惠珍說道。“我們都非常善于互相學習，特別是用這些可以帶來創新的隱晦方式。”（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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