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的職業參與度較高,但董事會中女性比例遠低于全球水平。女性從職場前線到步入決策層的過程如此緩慢和曲折,有哪些主觀和客觀的制約?如何為女性打通去往決策層的路徑?被越來越多企業付諸實施的董事會性別配額制,也引發了越來越多的質疑:這項為了實現平權的舉措,是否損害了公平?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身在決策層中的女性,如何擁有更強的影響力?
12月8日,在上海舉辦的2023年《財富》MPW女性峰會上,《財富》新媒體執行主編謝菁煒和幾位來自決策層和管理層的代表,圍繞“決策層中的‘更多’和‘更強’”這個主題進行了討論。
以下為經過編輯的對話實錄。
謝菁煒:在決策層和管理層性別的多元化方面,近些年來國際國內都取得了進展。來自埃森哲的觀察是什么?是否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數據?
朱虹:過去這幾年雖然各個國家統計的口徑、數據標準略微不同,但是整體來看,在過去這10年中,女性進入高層、決策層應該還是有進步的。但是,發展的速度可能和我們所期待的還是有一定差距。比如《財富》世界500強里,女性CEO的占比是5.8%,只有29位是CEO是女性,全球來看,女性董事會成員平均也只有20%的占比。
最近我們埃森哲也做了全球的調研,涉及10多個國家的職場人士。女性從業者對進入高層和決策層還是有很強的訴求,大概占70%。但是當我們問對自己晉升速度的滿意度,以及對于理想晉升的信心時,女性受訪者和整體受訪者的差距大概有3%-4%。企業如何創造一個無壓力、無阻力的職場環境,這對于幫助職業女性,達到職業晉升的訴求是非常重要的。
謝菁煒:依然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需要為更多女性打通進入決策層和管理層的路徑。在這個方面,各位的公司采取的最有效的舉措是什么?
原欣:我從內部和外部來講。微軟內部有完善的人力體系,我們會保證晉升體系里有足夠的優秀女性候選人。我們每年舉辦各種各樣的培訓和社區活動,來保證女性在職業的上升周期里得到適度的幫助。
從外部來看,我們也在打開門學習,希望吸納更多外部優秀的候選人。這時就會發現,其實女性相對靦腆。我們在吸引外部的女性候選人方面做了很多的嘗試,我認為比較好的一個方式是,我們所有業務線的領導都有一個義務,或者說規定動作,就是要長線地和一些優秀的女性候選人保持聯系。這樣一方面讓我們知道優秀的女性都在哪,另外也是不斷地和候選人同步微軟的新進展,以便在她考慮換工作的時候,我們會進入彼此的視野里。
在社會上,就像剛才朱總說的,我們也需要營造一個更友好的氛圍,讓女性更勇敢地站出來,找適合自己的機會。
蔡金青:開云是奢侈品集團,在全球擁有超過47,000名員工,其中女性員工占員工總數的64%。我們的女性客戶也是奢侈品牌的重要消費力量,尤其是現在很多獨立女性都是給自己買單的。
開云很早開始就在多元化、性別平等方面成為先鋒企業。我們認為多元平等是我們的創意和創新的來源,所以從戰略上、理念上、企業文化上非常重視。我們2004年就簽署了《多元化憲章》,也是聯合國《賦權予婦女原則》憲章的首批簽署組織之一。我們董事會中女性占46%,包括艾瑪·沃森(Emma Watson),她是優秀的年輕演員,也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特別積極,所以我們請她擔任董事會的獨立董事和可持續專委會主席。
我們的品牌中也有優秀的女性CEO,比如之前擔任圣羅蘭這個品牌的總裁兼CEO的Francesca Bellettini,今年被提升為集團副CEO,給我們的行業和員工樹立了一個榜樣。很多杰出的女性,在奢侈品行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朱虹:跟開云一樣,埃森哲也是一直倡導性別平等和性別多元化,我們全球有70多萬名員工,女性大概占比47%,女性高管占比29%。大中華地區的18,000名員工中,上述占比都比全球高。
謝菁煒:為什么大中華區在這個方面的表現更好?
朱虹:我們也是經過很多代的同事和領導的努力,當然我們有一些針對女性能力培養的項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對一的導師項目。比如說,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每年輔導15名到20名總監級別以上的員工,我和他們一對一交流。其中大部分人,我會持續為他們做3到5年的導師。不光我自己,所有的女性高管都要這樣做。
在我做導師的過程中,我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有比較年輕的女性表示,她很尊重和羨慕她的女性榜樣,但是并不想成為她。為什么呢?因為這位榜樣好像整天都在工作,犧牲了個人和家庭的幸福,來獲取職業的成功。但是我們回來看,很可能很多女性高管只把自己職業的一面展現出來,而隱藏了個性。所以你應該把一個立體的自我展現給你的團隊,這會給你的團隊更多信心。
崔霽松:我們是一家高科技生物醫藥公司,在1,000多位員工中,女性占大多數,在管理層,女性占30%以上,在董事會,女性占50%,所以我們在性別多元化方面做的非常好,我們這邊有很多女博士非常成功。在我們這里,女性不用犧牲什么。當然對于一些年輕的女性,她有家庭、懷孕、生孩子的需求,我們也給她們比較高的容忍度,結束了特殊時期回來之后,依然是非常有能力的女性。
所以在一個公司里,一把手、導師和他的直接領導對于女性的發展非常重要,他們應該理解,女性有時候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應該去盡量滿足并鼓勵女性繼續做得更好。
謝菁煒:性別多元化是一個共識,這個背后不光只是為了平權,也有一些商業邏輯。具體到奢侈品行業,我們注意到近些年來女性在奢侈品集團的董事會中越來越活躍了,背后的商業邏輯是什么?
蔡金青:多元包容的文化是我們這個行業賴以生存的源泉,因為我們是做創意的,我們要有想象力,開云的信條是“開創想象”。而想象力和創造力是需要在一種特別多元、特別包容的、特別不同的角度碰撞過程中才能產生的。所以從行業的本性來看,對性別的多元化有很強的需求。從市場層面看,女性是重要的消費力量。所以在董事會的層面有女性視角,就能夠身體力行地把最前沿的市場洞察、創新機會和潛能,從戰略層面帶到企業運營當中。
歐洲在法律法規上,對董事會多元化的要求也是越來越高。我覺得法國在這個方面是歐洲國家里做得最好的,到2023年,前120個最大的法國企業當中,女性在董事會平均占比約為46%,這是趨于完美的狀態。這離不開2021年推出的一條法規:法國企業的董事會中,女性必須超過40%。其他的國家,比如德國、美國,在這方面沒有這么強的法律法規的層面的要求,所以進展會緩慢一點。
謝菁煒:講到這里,我們來談談董事會的性別配額制。很多企業都在董事會實施性別配額制度,要求女性董事數量達到大概30%。但有人認為,這種看似為實現平權的舉措,實際上打破了公平。各位怎么看?
原欣:我的看法前后有一些變化。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覺得自己受歧視,也沒有覺得占一個席位就特別重要,但后來接觸到了方方面面的人,其實會發現你沒有經歷過,不代表別人沒有經歷過,你沒有感受到,并不是沒有發生過,越來越多的數據告訴我們性別的不平等是一個事實。
意識到不平等后,我們應該做什么?我在這個方面的想法也經歷了轉變。起初,我認為,設30%還是40%的比例,是設或者不設,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試圖正視這樣的問題就可以了。人類有6-7百萬年的歷史,人類文明只有6-7千年,真正進入到討論男女平權的問題也就200年歷史。所以放在更長的時間軸里,我原來的直覺認為,如果在純意識形態層面都解決不了很多相關問題的話,我要解決一個疊加生物形態差異的偏見問題,更加難。所以在實際操作層面,這個不是我最重要去解決的問題。
但是后來我的想法在慢慢轉變。只是意識到問題還不夠,你必須要有行動,否則永遠停滯不前。如果有了行動,最終這個問題可能不在你這個時代解決,但終究會被慢慢地解決掉。所以需要有制度來推動行動。這個制度有爭議、不完美,可能對一些人不公平,但是這個制度的實施,表示我們不僅正視問題,而且開始采取行動了,這是要傳遞的最重要的信息。
蔡金青:是的,這個性別配額制,在初期需要變革時還是很重要的。從法律法規的角度引導企業朝這個方向去做是最有效的。
但配額制度又不是最重要的,因為不光要培養企業內部文化,我們還需要去創造社會文化。開云有一個“躍動她影”的項目,會為創意領域的女性藝術家頒布獎項。今年戛納電影節,我們把這個獎頒給了楊紫瓊。當時我在現場,她的幾句話讓我特別感動,大意是說:“我從影40多年,是從不平等的位置上開始的,40年終于走到今天,讓大家能夠認可我們女性對電影和創意的貢獻。我原來感覺是自己在努力,現在感覺不是了。一旦這扇門打開了,我希望你們都排著隊跟著我來,別讓我在這里等著你們。”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需要有這樣的榜樣、文化和平臺,讓大家看到女性在各個行業的貢獻、成就、才華。所以說配額制還不是最重要的。
謝菁煒:我們知道埃森哲內部對于平權相關的數字是非常重視的。但如果有人向您質疑,認為董事會性別配額制不公平,您怎么去說服他們?
朱虹:其實不只是董事會,涉及到晉升,不管任何級別和崗位都會碰到同樣的問題。的確,埃森哲對晉升的性別百分比是有要求的,我們在實際過程中,是會聽到男性高管,甚至女性高管的質疑:這種性別配額制度是不是導致男性被歧視了?尤其是有時候企業會為了達到這個配額,會做一些調整,讓看上去不是特別符合條件的女性進入到董事會。這就引發了爭議。
但我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爭議?根源在于女性的上升渠道和晉升機會存在問題。在問題解決前,的確需要做一些“刻意的”努力。我認為性別配額這個KPI 能夠促使我們做出通向正確目的的正確行為。不要計較過程。我這樣說了以后,質疑的人挺釋懷,愿意接受這樣的制度。法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女性在董事會中的比例高了,女性在職場中會更成熟、更能展現自己的能力。
謝菁煒:是的,曲折前行的過程中,難以避免會犧牲一部分所謂的公平。崔總,如果您的公司中有兩位董事會候選人,一位男性,一位女性,這位男性的能力稍微高一點,怎么取舍?
崔霽松:我作為董事會主席,如果真的讓我來選擇,我覺得董事會的需求是第一位的,第二是能力的大小,還是得公平。當然我們公司的女性都非常成功,也得到很多的鼓勵,董事會雖然沒有實施這個配額制,但是一半都是女性。
另外,我想強調一點,培養女性要從早期開始,而不是在晉升中有傾向性地提拔,被突然提拔的這位女性,她也會感到不自在。
謝菁煒:科技的發展,如何促使決策層和管理層中涌現出更多的女性?
原欣:我相信科技會讓更多女性獲得更多機會。我們看到,AIGC時代來臨之后,很多硅谷的創業公司里面,核心團隊成員中有很多優秀的女性。高科技行業因為要面對更多新生事物,所以性別差異這件事情在這個行業里并不是被非常看重。這樣的土壤會讓更多的女性獲得機會。而現在各種科技手段的加持,讓女性更容易創業,讓你的想法成真。所以科技倡導平權,讓AI普及化和全民化,給每個人更多的賦能。
謝菁煒:如果一位女性想要競爭董事會的職位,你們會給她什么關鍵建議?
崔霽松:我的建議還是她自身的能力要達標,要問自己能否勝任。
蔡金青:我畢業于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這是一所女校,使命是為那些能夠為世界作出貢獻的女性提供最好的教育。我一直把Make A Difference(作出貢獻)這幾個字牢記在心。當我衡量各種選擇時,這幾個字是引導我的信條。領導者不光要有實力,更重要的是要能夠作出貢獻。所以當你想進入董事會,要對自己有一個清晰的定位:我能為董事會、為企業、為社會做出什么貢獻?
朱虹:雖然今天我們很多的話題是圍繞著董事會,我還是希望所有的女性有更高的職業追求和職業訴求。我想借助埃森哲去年在國際婦女節提出的主題“Be without Limits”(不設限)。其實男性和女性本身在工作能力上沒有任何差別,我們要有自信。如果我們每一位都能往前走一步,這個女性的群體就能往前走一大步。
原欣:康德說“每個人是一個目的而不是手段”。你想要進入董事會,就破釜沉舟去做,不管這件事情成與不成,或者能為公司帶來什么。這些想法放在人類整個發展歷程里是微不足道的,我不希望用一個組織的概念把女性的意義框定住。放手去做,身體力行地把我們相信的東西變成現實,至于如何評價我們,這件事情留給后人。(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