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安瓦爾·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來說,入主馬來西亞總理府的25年進階之旅充滿戲劇性,有時甚至要遭受“折磨”。
一開始,他的總理之路似乎順風順水。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安瓦爾就被任命為副總理,輔佐他曾經的導師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但隨著師徒關系不斷惡化,安瓦爾不僅被罷免,遭到毆打,最終更是以涉嫌貪腐和雞奸的虛假指控鋃鐺入獄近十載。(在這個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同性戀是一種刑事犯罪。)
2018年,馬來西亞主權財富基金1MDB爆出驚天丑聞。在一名前高盛(Goldman Sachs)董事總經理的幫助下,不法分子從1MDB盜取了逾40億美元。隨后,安瓦爾與馬哈蒂爾再次聯手。盡管高盛為其涉案行為支付了和解金,但安瓦爾仍然尋求從這家華爾街巨頭那里拿回剩余的被盜資金。這樁丑聞迫使時任總理納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黯然下臺。重新掌權的馬哈蒂爾希望引領馬來西亞重回正軌。但在隨后幾年,該國再次陷入政治動蕩。就像走馬燈似的,多位領導人相繼當選,然后迅速下臺。與此同時,受出口疲軟和全球經濟放緩拖累,馬來經濟一蹶不振。
2022年11月,在一場歷史性選舉陷入僵局后,馬來西亞國王任命安瓦爾出任該國第十任總理。但沒過多久,安瓦爾又面臨另一場考驗:8月12日的州選舉給予新政府一個好壞參半的初步裁決。這場選舉涉及馬來西亞13個州中的6個州,盡管選舉結果符合預期,但反對黨還是贏下了一些關鍵地區。
要想維持政局穩定,并提高馬來西亞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現年76歲的安瓦爾還有很多工作要做,8月底,《財富》主編Alyson Shontell在怡保市對這位傳奇政治家進行了專訪,重點討論他為馬來西亞制定的十年規劃。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涵蓋多項目標,比如推動馬來西亞躋身全球經濟體前30強,提高女性在勞動力中的比例,并提升該國在全球競爭力指數、清廉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中的排名。(《財富》中國執行主編章勱聞亦對安瓦爾做了獨家專訪,其中談到了大量中國相關問題,其內容將隨后在財富中文網發布。)
在很大程度上,這項計劃的成功取決于新政府能否說服大型跨國公司將高薪崗位帶到馬來西亞,該國能否如愿成為一個富有吸引力的供應鏈解決方案。安瓦爾最近與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達成了一項頗有影響力的協議,將“星鏈”(Starlink)和特斯拉(Tesla)引入馬來西亞,并希望隨后會有更多的交易。但他還需要讓這些領導者相信,他的政府足夠穩定,很有希望長期執政,并實現他描繪的諸多愿景。
出于篇幅和清晰起見,訪談內容略有刪減。
Alyson Shontell:總理閣下,很高興今天能在這里與您見面。九個月前,您贏得了一場歷史性選舉,成為馬來西亞第十任總理。祝賀您。兩周前,貴國又舉行了一系列選舉。一些觀察家指出,這將是您當選后面臨的第一次重大考驗。您如何評價選舉結果?
安瓦爾·易卜拉欣:我們成功地維持了支持率,特別是在幾個關鍵州和三個經濟發達州。但在一些農村腹地,我們輸給了更加保守的伊斯蘭政黨。我認為這是一個明確信號,足以表明新政府是穩定的,我們將在未來四年繼續執政。
這本身就意義重大。您比任何人都清楚,馬來西亞在過去幾年動蕩不斷。您也是歷經種種兇險才坐上總理寶座。在這段大約25年的旅程中,您有10年是在監獄度過的,盡管您并不承認相關指控,坦率地說,這些事情在世界其他地方根本就不是罪行。這段經歷對您成為首相有何幫助?它又是如何改變您這個人的?
在我看來,25 年的獄中和獄外生活其實是一條學習曲線。這段瘋狂的經歷會讓一個人變得更加成熟、更有耐心、更理智。在何為自由,如何保持耐心,什么是好的經濟政策方面,我獲得了不少心得體會。現在,我想聚精會神地籌謀如何為馬來西亞做貢獻,如何讓這個國家重煥生機,再次踏上復興之路。
您一度覺得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一些朋友甚至問您:“為什么還要冒著坐牢的風險回歸政府?這可能帶來災難性后果。”為什么?是什么促使您在那一刻做出“我要再試一次,我要當首相”的決定?
這很有趣,因為我出獄后應邀與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進行了一次長談。我們談到我們是多么瘋狂,或者干脆說,我們是不是瘋了。最終達成一個共識:我們的精神沒有失常,但我們確實很瘋狂。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秉持的信念最有利于促進人民的福祉和國家的進步。這個國家值得擁有更美好的未來。這促使我們努力工作、不懼逆境、堅定前行。我沒有夸大其詞,那是一段艱難的歲月,這不僅僅是對我而言;我的妻子、家人和同事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但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后,我迎來了自己想要接受的挑戰:推動變革。我對抗的是一個腐敗成風的專制政體。因此,這并非易事。一個必須接受的事實是,我實際上是在嘗試改變這個體制,改變人們習以為常的行事方式。當然,這將以犧牲統治集團或精英階層的利益為代價。但現在,這個國家至少看到了一絲希望。政局穩定了。經濟政策清晰了,公眾也普遍接受這樣一個觀點:要想發展成為一個成功的國家,我們必須在這個國家實施真正的變革。
正如您提到的那樣,您之前也說過,腐敗一直是這個國家的痼疾。讓您今天坐上總理寶座的一大機會就是1MDB丑聞,前幾屆政府都卷入了這樁丑聞。直至現在,您仍然嘗試著與高盛解決此事。您認為這一事件對馬來西亞造成了多大的挫折?您打算如何從高盛拿回那筆錢?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次重大挫折,因為人們由此形成了對這個國家非常負面的看法。幾年前我在紐約,許多人都問我關于1MDB的事情,這似乎是他們對馬來西亞唯一的關注點。他們都說,馬來西亞確實是一個非常腐敗的國家。所以,我們必須表明態度:“聽著,我們更換了領導人,正在推行不同的政策。我們下定決心要改變并鏟除腐敗。”
考慮到新政府僅僅執政了大約8個月,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取得相當不錯的成績。不再有此前大行其道的串通投標現象。
這些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但我們必須表現得非常強硬,有時甚至需要做一些非常不受歡迎的事情。如果有明確的跡象顯示,我們有決心將政策貫徹到底,那么我認為,國際社會就愿意相信我們有能力踐行承諾。
這就是為什么在這三四個月里,來自美國、歐洲和中國的投資突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大量投資紛至沓來。他們看到馬來西亞的變化,做生意更容易了,政策更清晰了,政策的落地過程也更加透明。
您為馬來西亞勾勒了一個名為“昌明經濟”(Madani Economy)的十年發展規劃。這項計劃由多個部分組成。但正如您在最近一次演講中所說的那樣,目前的總體情況是,“我們陷入了一個高成本、低工資、低利潤和缺乏競爭力的惡性循環。”您將從何處著手?為了實現您為馬來西亞未來十年制定的宏偉目標,您現在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首先,我們的政策必須清晰。例如,我們正在談論工業總體規劃。是不是必須采用那種按部門或者任務推進的老方式?是不是必須刺激某個實體或某個地區的發展?如果政策清晰,這些問題將得到解決,做生意也就方便多了。
在過去的幾個月里,我還沒有發現投資者難以進入的情況。我們將為審批提供便利。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我們談論的問題自然就會得到解決。當然,這需要時間和努力。你可以去問問這些公司的感受,無論是美國的IT公司,比如過去的戴爾(Dell)或者現在的埃隆·馬斯克,還是中國公司。幾乎無一例外,他們都會看到我們擁有一流的專業工程師。我們缺乏的可能是治理水平、清晰度和經商便利性等問題。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有責任進行必要的改革,加快審批過程,同時為一些我們欠缺領域所需的人才提供額外培訓。
你們最新斬獲了一筆很大的海外交易:埃隆·馬斯克承諾特斯拉和星鏈將進駐馬來西亞,開展一系列業務。這些談判進行得相對較快。印尼一直在向馬斯克示好,但他最終選擇了馬來西亞。您對馬斯克說了什么?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對他非常了解,他對我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說:“我過去吃了很多苦。現在我得到了這個機會。我想推動變革,我現在想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我愛我的國家,我認為它有巨大的潛力和能力。”我明確而直率地告訴他,他完全不必擔心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可能遭遇的那些繁文縟節和官僚主義障礙。
另外,他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更何況,目前有三家大公司在馬來西亞為他的SpaceX供應衛星部件,這有助于他評估我們的潛力。當時缺乏的是明確的政策,以及政府高層的承諾,但現在,我們已經補上了這些短板。當然,讓我非常高興的是,他們很快就做出了決定,并在這里設立了地區總部。
還有類似交易正在進行中嗎?我猜您正在與許多西方公司洽談。
是的。例如,大約一個半月前,英飛凌(Infineon)董事會決定投資50億歐元擴建馬來西亞晶圓廠,這是該公司在德國以外最大的一筆投資。此外,中國的吉利汽車正在這個省的南部建設一座汽車城。這個項目正在進行中。目前大約有1000名中國專業人士正在開展相關工作。不光是我,我們的執政團隊都知道,一旦做出承諾,就不能給人留下懶散或無所事事的印象。我們必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外商投資項目全速推進。
這似乎有點進退兩難了。你們的目標之一是吸引更多的外國公司進入馬來西亞,而中國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合作伙伴。當然,中美關系目前不太好。您打算如何確定馬來西亞在中美之間的定位?是不是兩國都需要?
到目前為止,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遇到太大的問題。我們一直在積極接觸,維系著我們和中美的關系。在投資和睦鄰關系方面,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參與者。貿易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向美國的同事解釋說:“中國是一個重要的鄰國。在我們看來,這不是一場零和游戲。”馬來西亞和美國的友好關系長達數十載,他們也知道我們國家的歷史。一些大型跨國公司,甚至包括摩托羅拉(Motorola)和英特爾(Intel)這樣的傳統企業,過去都來過這里。他們知道我們的能力。我認為我們應該利用這一點。
馬來西亞是一個小國。我們無意與美國和中國達成某種排他交易。我們知道這一點,他們也知道。我們說得很清楚。我最近跟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美國總統氣候特使約翰·克里(John Kerry)進行了接觸,當然也跟中國領導人進行過深入交流。我們將繼續溝通,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們的做法以及馬來西亞的當務之急。
昌明經濟的另一個目標是,讓更多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推動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達到60%。你打算怎么做?是全面推進教育改革嗎?是要改革體制嗎?您打算如何提高這些數字?
除了道德勸說之外,我們還發布了一項明確的政策,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在大學里,女生的比例超過 50%,沒有理由不接納她們。當然,我在這方面是有點偏見的。我有六個孩子,其中五個是女孩。
還有一個極具權勢的妻子(她是馬來西亞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副總理)。
是的。但公平地說,這對國家的發展進步有莫大的幫助。這一群體的潛能還沒有被充分利用。許多具有專業資質的杰出女性都沒有機會施展才干。因此,政府必須頒布一個明確的政策,鼓勵女性參政,進入私營部門和政府部門的管理層。
您自己的內閣呢?目前的女性成員似乎也寥寥無幾。您有計劃增加更多的女性官員嗎?
是的。不過,我們的內閣最初規模較小。盡管從歷史先例來看,本屆內閣在這方面的表現還是相當突出的,讓女性出任多個關鍵職位。過去是一位女同事負責婦女事務和福利,現在由另一位女同事主持教育和健康工作。在我看來,由兩位女士執掌這兩個關鍵部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非常同意你的說法,我們需要讓更多的女性獲得機會,不僅僅是擔任政府高官,還要占據更多的專業管理崗位。
看來還有很多事要做。正如我們一開始所說的,您為這一刻等待了25年。現在是您展現領導力,引領馬來西亞實現愿景的時候了。您擔心失敗嗎?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艾莉森,對于可能遭遇失敗這件事,我其實并沒有想太多。我們過去失敗過,已經汲取了經驗教訓。此外,我們有勇氣謙卑地承認,我們過去存在種種局限性。現在到了真正做事的時候了。在我看來,我們正在做正確的事情,并且出于好意。如果我們知道這個系統有什么問題,就必須予以糾正。我們現在沒有理由過分擔心失敗的可能性。
您想留下什么樣的政治遺產?當人們回憶起您的總理任期時,您希望人們給出什么評價?您希望全球領導人如何看待現在的馬來西亞?
我還想表達同樣的觀點。我對此并不太關心。但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盡力而為。這個國家擁有巨大的潛能,完全有機會成為一個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一個充滿活力的新興經濟體。我認為我們應該專注于此。我很務實。我沒瘋。是的,就像我剛才談到的那樣,我和曼德拉承認我們都很瘋狂。但這個國家潛力無限。我們真正執政的時間其實只有六個月。這個共和國的發展趨勢、關注重點和利益取向,以及公眾展現的親和力和紀律性,是有目共睹的。外國投資者的興趣,甚至對一般治理問題的看法,都發生了轉變。我堅信,如果我們朝著既定方向不懈努力,馬來西亞就能抵達成功的彼岸。(財富中文網)
譯者:任文科
對于安瓦爾·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來說,入主馬來西亞總理府的25年進階之旅充滿戲劇性,有時甚至要遭受“折磨”。
一開始,他的總理之路似乎順風順水。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安瓦爾就被任命為副總理,輔佐他曾經的導師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但隨著師徒關系不斷惡化,安瓦爾不僅被罷免,遭到毆打,最終更是以涉嫌貪腐和雞奸的虛假指控鋃鐺入獄近十載。(在這個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同性戀是一種刑事犯罪。)
2018年,馬來西亞主權財富基金1MDB爆出驚天丑聞。在一名前高盛(Goldman Sachs)董事總經理的幫助下,不法分子從1MDB盜取了逾40億美元。隨后,安瓦爾與馬哈蒂爾再次聯手。盡管高盛為其涉案行為支付了和解金,但安瓦爾仍然尋求從這家華爾街巨頭那里拿回剩余的被盜資金。這樁丑聞迫使時任總理納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黯然下臺。重新掌權的馬哈蒂爾希望引領馬來西亞重回正軌。但在隨后幾年,該國再次陷入政治動蕩。就像走馬燈似的,多位領導人相繼當選,然后迅速下臺。與此同時,受出口疲軟和全球經濟放緩拖累,馬來經濟一蹶不振。
2022年11月,在一場歷史性選舉陷入僵局后,馬來西亞國王任命安瓦爾出任該國第十任總理。但沒過多久,安瓦爾又面臨另一場考驗:8月12日的州選舉給予新政府一個好壞參半的初步裁決。這場選舉涉及馬來西亞13個州中的6個州,盡管選舉結果符合預期,但反對黨還是贏下了一些關鍵地區。
要想維持政局穩定,并提高馬來西亞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現年76歲的安瓦爾還有很多工作要做,8月底,《財富》主編Alyson Shontell在怡保市對這位傳奇政治家進行了專訪,重點討論他為馬來西亞制定的十年規劃。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涵蓋多項目標,比如推動馬來西亞躋身全球經濟體前30強,提高女性在勞動力中的比例,并提升該國在全球競爭力指數、清廉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中的排名。(《財富》中國執行主編章勱聞亦對安瓦爾做了獨家專訪,其中談到了大量中國相關問題,其內容將隨后在財富中文網發布。)
在很大程度上,這項計劃的成功取決于新政府能否說服大型跨國公司將高薪崗位帶到馬來西亞,該國能否如愿成為一個富有吸引力的供應鏈解決方案。安瓦爾最近與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達成了一項頗有影響力的協議,將“星鏈”(Starlink)和特斯拉(Tesla)引入馬來西亞,并希望隨后會有更多的交易。但他還需要讓這些領導者相信,他的政府足夠穩定,很有希望長期執政,并實現他描繪的諸多愿景。
出于篇幅和清晰起見,訪談內容略有刪減。
Alyson Shontell:總理閣下,很高興今天能在這里與您見面。九個月前,您贏得了一場歷史性選舉,成為馬來西亞第十任總理。祝賀您。兩周前,貴國又舉行了一系列選舉。一些觀察家指出,這將是您當選后面臨的第一次重大考驗。您如何評價選舉結果?
安瓦爾·易卜拉欣:我們成功地維持了支持率,特別是在幾個關鍵州和三個經濟發達州。但在一些農村腹地,我們輸給了更加保守的伊斯蘭政黨。我認為這是一個明確信號,足以表明新政府是穩定的,我們將在未來四年繼續執政。
這本身就意義重大。您比任何人都清楚,馬來西亞在過去幾年動蕩不斷。您也是歷經種種兇險才坐上總理寶座。在這段大約25年的旅程中,您有10年是在監獄度過的,盡管您并不承認相關指控,坦率地說,這些事情在世界其他地方根本就不是罪行。這段經歷對您成為首相有何幫助?它又是如何改變您這個人的?
在我看來,25 年的獄中和獄外生活其實是一條學習曲線。這段瘋狂的經歷會讓一個人變得更加成熟、更有耐心、更理智。在何為自由,如何保持耐心,什么是好的經濟政策方面,我獲得了不少心得體會。現在,我想聚精會神地籌謀如何為馬來西亞做貢獻,如何讓這個國家重煥生機,再次踏上復興之路。
您一度覺得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一些朋友甚至問您:“為什么還要冒著坐牢的風險回歸政府?這可能帶來災難性后果。”為什么?是什么促使您在那一刻做出“我要再試一次,我要當首相”的決定?
這很有趣,因為我出獄后應邀與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進行了一次長談。我們談到我們是多么瘋狂,或者干脆說,我們是不是瘋了。最終達成一個共識:我們的精神沒有失常,但我們確實很瘋狂。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秉持的信念最有利于促進人民的福祉和國家的進步。這個國家值得擁有更美好的未來。這促使我們努力工作、不懼逆境、堅定前行。我沒有夸大其詞,那是一段艱難的歲月,這不僅僅是對我而言;我的妻子、家人和同事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但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后,我迎來了自己想要接受的挑戰:推動變革。我對抗的是一個腐敗成風的專制政體。因此,這并非易事。一個必須接受的事實是,我實際上是在嘗試改變這個體制,改變人們習以為常的行事方式。當然,這將以犧牲統治集團或精英階層的利益為代價。但現在,這個國家至少看到了一絲希望。政局穩定了。經濟政策清晰了,公眾也普遍接受這樣一個觀點:要想發展成為一個成功的國家,我們必須在這個國家實施真正的變革。
正如您提到的那樣,您之前也說過,腐敗一直是這個國家的痼疾。讓您今天坐上總理寶座的一大機會就是1MDB丑聞,前幾屆政府都卷入了這樁丑聞。直至現在,您仍然嘗試著與高盛解決此事。您認為這一事件對馬來西亞造成了多大的挫折?您打算如何從高盛拿回那筆錢?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次重大挫折,因為人們由此形成了對這個國家非常負面的看法。幾年前我在紐約,許多人都問我關于1MDB的事情,這似乎是他們對馬來西亞唯一的關注點。他們都說,馬來西亞確實是一個非常腐敗的國家。所以,我們必須表明態度:“聽著,我們更換了領導人,正在推行不同的政策。我們下定決心要改變并鏟除腐敗。”
考慮到新政府僅僅執政了大約8個月,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取得相當不錯的成績。不再有此前大行其道的串通投標現象。
這些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但我們必須表現得非常強硬,有時甚至需要做一些非常不受歡迎的事情。如果有明確的跡象顯示,我們有決心將政策貫徹到底,那么我認為,國際社會就愿意相信我們有能力踐行承諾。
這就是為什么在這三四個月里,來自美國、歐洲和中國的投資突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大量投資紛至沓來。他們看到馬來西亞的變化,做生意更容易了,政策更清晰了,政策的落地過程也更加透明。
您為馬來西亞勾勒了一個名為“昌明經濟”(Madani Economy)的十年發展規劃。這項計劃由多個部分組成。但正如您在最近一次演講中所說的那樣,目前的總體情況是,“我們陷入了一個高成本、低工資、低利潤和缺乏競爭力的惡性循環。”您將從何處著手?為了實現您為馬來西亞未來十年制定的宏偉目標,您現在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首先,我們的政策必須清晰。例如,我們正在談論工業總體規劃。是不是必須采用那種按部門或者任務推進的老方式?是不是必須刺激某個實體或某個地區的發展?如果政策清晰,這些問題將得到解決,做生意也就方便多了。
在過去的幾個月里,我還沒有發現投資者難以進入的情況。我們將為審批提供便利。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我們談論的問題自然就會得到解決。當然,這需要時間和努力。你可以去問問這些公司的感受,無論是美國的IT公司,比如過去的戴爾(Dell)或者現在的埃隆·馬斯克,還是中國公司。幾乎無一例外,他們都會看到我們擁有一流的專業工程師。我們缺乏的可能是治理水平、清晰度和經商便利性等問題。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有責任進行必要的改革,加快審批過程,同時為一些我們欠缺領域所需的人才提供額外培訓。
你們最新斬獲了一筆很大的海外交易:埃隆·馬斯克承諾特斯拉和星鏈將進駐馬來西亞,開展一系列業務。這些談判進行得相對較快。印尼一直在向馬斯克示好,但他最終選擇了馬來西亞。您對馬斯克說了什么?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對他非常了解,他對我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說:“我過去吃了很多苦。現在我得到了這個機會。我想推動變革,我現在想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我愛我的國家,我認為它有巨大的潛力和能力。”我明確而直率地告訴他,他完全不必擔心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可能遭遇的那些繁文縟節和官僚主義障礙。
另外,他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更何況,目前有三家大公司在馬來西亞為他的SpaceX供應衛星部件,這有助于他評估我們的潛力。當時缺乏的是明確的政策,以及政府高層的承諾,但現在,我們已經補上了這些短板。當然,讓我非常高興的是,他們很快就做出了決定,并在這里設立了地區總部。
還有類似交易正在進行中嗎?我猜您正在與許多西方公司洽談。
是的。例如,大約一個半月前,英飛凌(Infineon)董事會決定投資50億歐元擴建馬來西亞晶圓廠,這是該公司在德國以外最大的一筆投資。此外,中國的吉利汽車正在這個省的南部建設一座汽車城。這個項目正在進行中。目前大約有1000名中國專業人士正在開展相關工作。不光是我,我們的執政團隊都知道,一旦做出承諾,就不能給人留下懶散或無所事事的印象。我們必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外商投資項目全速推進。
這似乎有點進退兩難了。你們的目標之一是吸引更多的外國公司進入馬來西亞,而中國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合作伙伴。當然,中美關系目前不太好。您打算如何確定馬來西亞在中美之間的定位?是不是兩國都需要?
到目前為止,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遇到太大的問題。我們一直在積極接觸,維系著我們和中美的關系。在投資和睦鄰關系方面,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參與者。貿易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向美國的同事解釋說:“中國是一個重要的鄰國。在我們看來,這不是一場零和游戲。”馬來西亞和美國的友好關系長達數十載,他們也知道我們國家的歷史。一些大型跨國公司,甚至包括摩托羅拉(Motorola)和英特爾(Intel)這樣的傳統企業,過去都來過這里。他們知道我們的能力。我認為我們應該利用這一點。
馬來西亞是一個小國。我們無意與美國和中國達成某種排他交易。我們知道這一點,他們也知道。我們說得很清楚。我最近跟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美國總統氣候特使約翰·克里(John Kerry)進行了接觸,當然也跟中國領導人進行過深入交流。我們將繼續溝通,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們的做法以及馬來西亞的當務之急。
昌明經濟的另一個目標是,讓更多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推動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達到60%。你打算怎么做?是全面推進教育改革嗎?是要改革體制嗎?您打算如何提高這些數字?
除了道德勸說之外,我們還發布了一項明確的政策,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在大學里,女生的比例超過 50%,沒有理由不接納她們。當然,我在這方面是有點偏見的。我有六個孩子,其中五個是女孩。
還有一個極具權勢的妻子(她是馬來西亞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副總理)。
是的。但公平地說,這對國家的發展進步有莫大的幫助。這一群體的潛能還沒有被充分利用。許多具有專業資質的杰出女性都沒有機會施展才干。因此,政府必須頒布一個明確的政策,鼓勵女性參政,進入私營部門和政府部門的管理層。
您自己的內閣呢?目前的女性成員似乎也寥寥無幾。您有計劃增加更多的女性官員嗎?
是的。不過,我們的內閣最初規模較小。盡管從歷史先例來看,本屆內閣在這方面的表現還是相當突出的,讓女性出任多個關鍵職位。過去是一位女同事負責婦女事務和福利,現在由另一位女同事主持教育和健康工作。在我看來,由兩位女士執掌這兩個關鍵部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非常同意你的說法,我們需要讓更多的女性獲得機會,不僅僅是擔任政府高官,還要占據更多的專業管理崗位。
看來還有很多事要做。正如我們一開始所說的,您為這一刻等待了25年。現在是您展現領導力,引領馬來西亞實現愿景的時候了。您擔心失敗嗎?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艾莉森,對于可能遭遇失敗這件事,我其實并沒有想太多。我們過去失敗過,已經汲取了經驗教訓。此外,我們有勇氣謙卑地承認,我們過去存在種種局限性。現在到了真正做事的時候了。在我看來,我們正在做正確的事情,并且出于好意。如果我們知道這個系統有什么問題,就必須予以糾正。我們現在沒有理由過分擔心失敗的可能性。
您想留下什么樣的政治遺產?當人們回憶起您的總理任期時,您希望人們給出什么評價?您希望全球領導人如何看待現在的馬來西亞?
我還想表達同樣的觀點。我對此并不太關心。但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盡力而為。這個國家擁有巨大的潛能,完全有機會成為一個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一個充滿活力的新興經濟體。我認為我們應該專注于此。我很務實。我沒瘋。是的,就像我剛才談到的那樣,我和曼德拉承認我們都很瘋狂。但這個國家潛力無限。我們真正執政的時間其實只有六個月。這個共和國的發展趨勢、關注重點和利益取向,以及公眾展現的親和力和紀律性,是有目共睹的。外國投資者的興趣,甚至對一般治理問題的看法,都發生了轉變。我堅信,如果我們朝著既定方向不懈努力,馬來西亞就能抵達成功的彼岸。(財富中文網)
譯者:任文科
For Anwar Ibrahim, the 25-year path to becoming Malaysia’s prime minister was at times “torture.”
His ascent initially seemed as if it would be swift when he was named deputy prime minister in the early 1990s, supporting his onetime mentor, Mahathir Mohamad. But when that relationship soured, Anwar found himself sacked, beaten, and ultimately imprisoned for nearly a decade on bogus charges of corruption and sodomy. (It is a criminal offense to be gay in the Muslim-majority country.)
Anwar joined forces again with Mahathir in 2018 following the multibillion-dollar 1MDB scandal, in which over $4 billion was stolen from the Malaysian sovereign wealth fund, aided by a former Goldman Sachs managing director. Although the investment bank paid a settlement for its involvement, Anwar is still fighting to get the rest of the money back from the Wall Street giant. The scandal had brought down then–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and Mahathir returned to power in hopes of getting Malaysia back on track. But the country went through year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afterward, with multiple leaders being elected and ousted in rapid succession while its economy?slumped amid weakening exports and a global slowdown.
In November 2022, the Malaysian king named Anwar as the country’s 10th prime minister after a deadlocked vote in a historic election. Yet soon after, Anwar faced another test: A state election on Aug. 12, involving six of Malaysia’s 13 states, which turned out a mixed early verdict. Although the outcome was generally predicted, the opposition made up ground in some key areas.
Now 76, Anwar has much to do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improve Malaysia’s economic world standing. Fortune editor-in-chief Alyson Shontell sat down with him in Ipoh in late August to discuss his bold 10-year plan for the country. It has multiple pillars, including becoming a top 30 economy worldwide, increasing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in the workforce, and climbing to higher rankings on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th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Much of the plan‘s success hinges on persuading large global companies to bring high-paying jobs to Malaysia, which hopes to position itself as an attractive supply-chain solution. Anwar recently struck an impactful deal with Elon Musk to bring Starlink and Tesla opportunities into the country and hopes more deals will follow. But he will need to also convince these leaders that his government is stable enough to stay in power and see his vision through.
The interview has been lightly edited for length and clarity.
Alyson Shontell: Prime Minister, it is a pleasure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Nine months ago, you won a historic election in Malaysia to become the 10th prime minister of the country. Congratulations. Two weeks ago, there was another set of elections that some said was going to be your first big test. How do you feel the results went?
Anwar Ibrahim: We managed to sustain the level of support, particularly in the key states, the three economically thriving states, as opposed to the more rural hinterland that we lost to the more conservative Islamic party. I thought that is a clear signal that the government is stable, and we are here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And that, in and of itself, is significant. As you know better than anybody, it’s been a tumultuous past few years for Malaysia. It’s been a tumultuous path for you to be in the seat that you’re in today—about 25 years in the making, a decade of that spent in jail for things that you say did not do, that would not be crimes, frankly,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hat from that experience has prepared you to be prime minister? And how did it change you as a person?
With 25 years in and out of jail, there’s a learning curve. I think you become more mature, patient, and saner in this world full of insanity. And I think I’ve learned immensely about freedom, patience, and about economic policies. I would like to focus effectively on how to contribute to this country and make it vibrant and great again.
There were moments when you didn’t feel as if you would survive, and friends even asked you, “Why would you go back into government? You might be thrown back in jail. It could be disastrous.” Why? Why, in that moment, did you decide, “I’m going to give this another shot, and I’m going to be prime minister.”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I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after I was released, at the invitation of Nelson Mandela. We were talking about how mad, or quite insane we are, or crazy. So we reached a consensus: We are not insane, but certainly we’re quite crazy. Because we believe we have a sense of conviction, we believed it was best for people,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deserved better, essentially. That propelled us to work harder and be really determined in the face of adversities. And I’m not exaggerating, it was a tough period not just for me; my wife, my family, and my colleagues suffered immensely, too.
But after all this, this is probably part of the [challenge I] wanted to accept because we’re talking about effecting change. I’m against a system with endemic corruption, with authoritarian traits. So it’s not going to be an easy feat. And you accept the fact that you are actually trying to change the system, how things should be different. Naturally, it would be at the expense of the ruling clique or elite. But now at least we can see this ray of hope for the country. There is stability. There is clarity in economic policy and a general acceptance by the public that in order to evolve as a successful country, we must effect real change and reform in this country.
As you mentioned, and you’ve said before, corruption has been endemic to this country, and a big opening to allow you to be in the prime minister seat today was the 1MDB scandal that prior administrations had been caught up with, and that you’re now trying to settle with Goldman still. How much of a setback for Malaysia do you feel that incident was, and how do you plan to get the money back from Goldman?
In a sense it was a major setback because the perception always has been negative. I was in New York some years back, and the only thing they asked us about Malaysia was 1MDB, or they’d say that Malaysia is essentially a very corrupt country. So we have to really say to them: “Look, we have a different set of leaders, a different set of policies, and we are quite determined to change and rid the country of corruption.”
Given it’s been about eight months, we have been quite successful. No negotiated tenders, which has been the practice. No issue of commissions through procurements of military recruitment from foreign countries.
It can be done, but you have to be really tough and at times quite unpopular. If there are clear signs of determination and policies following through, then I think generall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accept that they can they follow it.
That is why in the three or four months, there’s suddenly this mushrooming of investm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from China. Huge numbers coming in, and they see it as a change, ease of doing business, clarity of policy, and transparent in terms of our implementation.
You’ve outlined a big plan for Malaysia over the next 10 years called the Madani Economy. It has a number of parts to it, but the overall picture, as you said in a recent speech, is “We’re caught in a vicious cycle of high costs, low wages, low profits, and a lack of competitiveness.” Where do you start? What steps do you need to take today to reach the ambitious goals you have for Malaysia in the next 10 years?
First there must be clarity in the policy they see. For example,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industrial master plan. Must it be the old approach of sectoral or mission approach? Do you have to stimulate this one entity or [something] geographically different? These issues will be addressed if there’s clarity, and then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 haven’t found difficulty in getting investors to come in. We will facilitate the approvals. So if that can happen, then naturally the issues we talk about will be resolved. Of course, it will take time and effort. You ask most of these companies, American companies from IT, say, Dell in the past, or Elon Musk at the present, or a company in China. All of them,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will see that we have first-class professional engineers. What we lack is probably the issue of governance, issue of clarity, and issue of ease of doing business.
So it is part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authorities in the government to make the necessary changes,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approval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give the additional niche training to what is being required in that area, where we are still deemed to be rather lacking.
A big foreign deal was Elon Musk committing to doing quite a bit here with Tesla and Starlink. Those negotiations were relatively fast. Indonesia had been courting Musk for a long time, and yet he chose Malaysia. What did you say to Musk? How did you get that done?
As much as I know about him, he knows a bit about me. So I said, “Look, I’ve suffered immensely in the past. Now I’ve been given this opportunity. I’m in business. I want to effect the change, and I want to now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I love my country, and I think it has huge potential and capacity.” And I made it clear and blunt to him to say that he does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all the other nitty-gritty, bureaucratic encumbrances that he may face in dealing with some other countries.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he knows the history of this country. And even in SpaceX, he has three major companies engaging in the operations of space in terms of the spare parts, so he can gauge our potential. What was lacking then resulted from clear policy and commitments by leadership, and [that is where] we have complemented them. And of course, I’m exceedingly pleased that they came up with a very fast decision and set up their regional office here.
Are there other deals like that in the works? I assume you’re talking to many Western companies.
Yes. Infineon, for example, came in with the decision about a month and a half ago by the board, 5 billion euros to expand in Malaysia and the biggest single investment outside Germany. And then Geely from China, they are starting an automobile city in the state in the south of this province, which is ongoing. They’ve got about 1,000 of their Chinese professionals in the operation already. And they know, not just me, the whole team knows once you’re committed, we cannot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we are laid-back or we’re not doing anything, and we must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make sure that this process goes at a fast pace.
So there’s a bit of a dilemma. Part of the goal is to get more foreign companies to come into Malaysia, and China is also a big partner. And, of course, China and the U.S. are not getting along. How do you plan to position Malaysia when you’re sandwiched between the two and you need both?
Thus far we don’t have that much of a problem. We engage and we maintain. China is a major player in terms of investments, in terms of neighborly relations. Trade is a major player. And I explained to my colleagues in the States: “Look, it’s an important neighbor. It’s not a zero-sum game as far as we’re concerned.” And the [U.S.]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cultivating friendship for decades, and also they know the track record of our country. Some of the biggest major players have been here, even the traditional ones like Motorola, Intel, in the past, and they know our capacity. And I think we should then use this to our advantage.
We are a small country. We’re not here to try to broker a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 know that, and they know. We make it very clear. I’ve engaged with [Antony] Blinken and [John] Kerry recently, and, of course, Xi Jinping and Li Qiang in China, and continue to communicate by making very clear our approaches and what is imperative in Malaysia.
Another part of the Madani Economy plan is to get more women in the workforce. There’s a goal of getting to 60% participation. How do you plan to do that? Is it overhauling education? Is it systemic? How are you going to improve those numbers?
Beyond moral suasion is a clear policy against any form of discrimination that happens to be taking place. In universities, with more than 50% female students, there’s no reason why they cannot be accommodated. Of course, I’m a bit biased. I have six children, five girls.
And a very powerful wife [who was the country’s first femal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a powerful wife. But I think, to be fair, it will be of immense help to the country. This group of people has not been fully utilized. Many brilliant people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re not given the opportunity. So there must be a clear policy to encourage it in politics and management,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more so in government service.
What about within your own cabinet? There’s only a few women. Do you have plans to add more?
Yes, but, of course, the cabinet we started off with is relatively smaller. Although in terms of the historic antecedents, it’s quite prominent and has given key positions [to women]. In the past it was women affairs and welfare. Now we’re in education and health, which to me is very good that two key ministries are held by women. But I agree. I concede the fact that we need to then expose and give opportunity to more women, not only in a political leadership positions, but in professional, managerial positions.
So quite a bit to do. As we said at the beginning, it’s been 25 years of waiting for this, and now is your time to take Malaysia where you want it to go. Do you worry about failure?
It’s interesting, Alyson, I didn’t actually think too much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failure. I think we are here, we have failed in the past, and we have learned and have the humility to acknowledge our limitations in the past. And I think now is the time for us to execute. And if you do the right thing and you mean well and you know what’s rotten about the system, you have to correct it. I think there is no reason, no cause, to be unduly worri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failure.
And what about your legacy? What do you want your legacy to be when people remember you in this position? And what do you want global leaders to think of Malaysia now?
I would make the same point. I’m not too concerned about that. But I think what is important is you do your best. And this country has this immense capacity to emerge as a viable, successful, developing economy, or emerging economy. And I think we should just focus on that. And I am quite realistic. I’m not crazy. Although, as I’ve said earlier with Mandela, we do acknowledge the both of us are quite crazy. But the capacity is enormous. We have been here effectively just six months, and you can see the trend, the focus, the interests of the Republic. The general affinity and discipline among the public. The interest by foreign investors, and even on general issues of governance, there is a shift. And I think if we can continue and sustain this effort, we can st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