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遇、奮斗、貴人相助和野心勃勃組成了他的故事,也記錄了民營資本在一個傳統行業的不羈之路。
——《財富》(中文版)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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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選擇一個元素來標記歷史進程,鐵是最合適的。現代鋼鐵工業參與了人類文明的每一次飛躍與沖突,我們無數次在視頻畫面上看到:剛出爐的鋼水,帶著1,600攝氏度的高溫,經過多道工序,變成各種冰冷的鋼材。而鋼材的各種終極產品,無堅不摧和如繞指柔的,支撐了我們對現代生活的體驗。
熾烈的、冰冷的、喧鬧的、安靜的、強硬的、堅韌的……這些用來描述化學物質的形容詞,很容易被“移情”到背后那些大人物的身上。似乎他們創辦的公司就應該是大工業時代的符號;直覺上,數十公里外就應該能夠從地平線上識別出他們的存在。
但是現實中,第一次上門的客人,很難找到建龍集團的總部。這家公司分散在北京西四環南的一處園區內。多棟掛著這家公司牌子的寫字樓,之間的距離往往隔著幾個街區。他們在2005年買下第一棟樓,從唐山搬到北京之后,公司規模不斷擴大。10多年中,創始人張志祥不得不持續地像他并購工廠那樣,不斷增加新的辦公場所。
張志祥看上去性情溫和,語速不急不慢,用任何標準都無法將其歸入強勢領導者的范圍。他個頭不高,講話時帶著一些江浙口音。在建龍集團總部方正簡潔的貴賓室,他坐在正對著門的兩張沙發中左邊的那一個上,雙腳交疊在一起,隨性地露出黑色皮鞋里的灰色襪子,這讓他在攝影師價格昂貴的鏡頭里看上去只是一位外貌平常的中年人。
1998年,當張志祥加入中國的鋼鐵生產大軍時,他名下唯一的工廠的年鋼產量只有不到10萬噸。
22年后,建龍集團的鋼產量為3,647萬噸,在全球鋼鐵企業中排名第8位。這個規模的產能相當于美國全國鋼產量的一半,比法國、西班牙和加拿大的鋼產量總和還多。如果單純從數量上進行換算,建龍一年生產的鋼,可以建造5,210座埃菲爾鐵塔,或者331座鳥巢體育場。因為這樣的業績,2021年,由張志祥創辦的這家中國民營鋼鐵企業歷史上第一次進入《財富》世界500強。
一
“鋼產量世界第一大國”的“桂冠”在老牌工業國家之間幾經輾轉,現在歸于中國。中國有當前排名第一位的鋼鐵總產量,已經超過全球鋼產量的一半;也有產量排名第一位的鋼鐵企業,寶武集團的年產量已經超過1億噸。
鋼鐵在世界工業化進程中的角色無法替代,現代鋼鐵工業推動了人類的文明進程,中國當然也不例外。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無論是企業家還是一般公眾,都對鋼鐵有著基本的崇拜,這些堅硬恒久的金屬材料是工業的糧食,也是現代化的骨骼。它們支撐起宏偉的建筑、通暢的鐵路、穩固的住宅,以及現代化的生活,還有中國的工業化及城市化進程。在這背后,是參與中國鋼鐵行業的人們或廣為人知、或隱秘低調的經歷。
張志祥每天工作超過16個小時,每周工作超過6天,唯一的休息是周末有半天時間去打網球。打網球時自然無法處理工作,所以,這半天也是他的很多下屬難得的輕松時刻。
盡管女兒已經悄悄地進入建龍集團,在一個不突出的崗位上開始學習作為這家企業的接班人所必須掌握的學校里不會教授的技能,但是在未來的許多年里,張志祥還將作為唯一的“王”,掌控著這個跨越時區的鋼鐵帝國。
在過去20多年中,通過持續并購,建龍不斷地擴大生產規模。這不是張志祥和建龍的秘密武器,而是整個行業的通行做法,甚至是每一位有成功欲望的企業經營者的唯一辦法,特別是在中國已經開始對鋼鐵行業的產能無序增加保持警惕以及對鋼鐵工業產生的污染,尤其是空氣污染采用雷霆手段進行處置之后,通過并購擴大產能,是那些成功的鋼鐵企業公開的和唯一可行的辦法。
建龍沒有逃脫這個規律,張志祥知道如何辨別良機,也知道如何把握住它;他知道何時出手,也知道何時放棄;他并非一味向前,更愿意量力而行。從唐山起步,被他納入囊中的,有經營不善茍延殘喘的國企,也有破產亟待救援的民營鋼鐵企業。
二
中國的每一位成功企業家幾乎都有一個傳奇故事,這些故事中一般包括但不僅包括機遇、奮斗、貴人相助、野心勃勃等元素。建龍的擴張與躍升,同樣被視作“傳奇”。張志祥的故事,除了具有前述的這一條終極規律,還帶有明確的時代特征:他是民營資本投身鋼鐵行業的幸存者和勝利者之一,是市場經濟的獲益者,同時也是受到宏觀政策調整影響的人。
1984年,張志祥的家鄉浙江省紹興上虞開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撥亂反正解放生產力的一個舉動,張志祥當時已經是一名高中生。上虞農村一年要種植三季糧食作物,每年暑假的50多天里,張志祥都要在田里勞動。在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之后,原本需要拖拉50天的活兒,他們一家老小10天就做完了。
張志祥還是當地調整高中學制的第一批“受害者”,具體表現是老師們按照原來的進度在高中二年級已經完成了高中階段所有教學任務之后,被通知高中階段從兩年擴展到三年。張志祥說多出來的那一年時間,他一度想要退學,但是說一次就被父親“罵”一次。
捱到高中畢業,他成為村子里的第一位“正兒八經”的大學生。在杭州讀完大學后,1989年,他帶著新的身份回到上虞。
他的新身份是上虞供銷社的一名職工,工作內容是“物資系統下面做廢鋼回收——把廢鋼回收回來,送到鋼廠,換成鋼材來做鋼材貿易”。
在上虞供銷社,張志祥待了三年。其中第三年也就是1992年時,他已經決定創業。
1992年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人生轉折點。留在歷史書上的內容是鄧小平南方談話與“東方風來滿眼春”,對每一位時代親歷者來說,則是具體的人生軌跡的改變。許多擁有“鐵飯碗”的體制內人員決定“下海”,支持他們做出決定的是智慧、勇氣、遠見和對未來充滿希望,渴望在市場經濟和商業大潮中初試啼聲,后來他們被稱為“92派”,其中包括柳傳志、潘石屹、馮侖等曾經名噪一時的“時代弄潮兒”。
張志祥也趕在這一年“下了海”,不過他的辭職過程是一場持久戰。就像當年每次提到退學就會被父親罵一次一樣,他每次跟父母提到辭職,也會被罵回去。“老人總覺得你上了大學,在‘公家’上班,人生就是脫掉草鞋換皮鞋,這樣的工作如果不要了,太可惜。”他說。
張志祥離開上虞供銷社后創辦了忠祥實業公司。辭職是50%的先斬后奏:只告訴了母親,對父親則守口如瓶。5萬元借款,是他的啟動資金。如果僅此而已,毫無疑問,這仍然是一個辨識度不高的故事。但張志祥的故事中有一個令人莞爾的細節:這5萬元借款,擔保人正是反對他下海的父親。
張志祥從熟悉的業務開始,仍舊從事鋼材貿易,除了有在上虞供銷社積累的經驗和資源之外,還因為鋼材貿易的行情在當年非常好。
行情雖好,但并非每一個“貿易伙伴”都能夠按時與他“結賬”。張志祥回憶說,在河北遵化,一家名叫“世盟”的鋼鐵企業“欠我很多錢”。
當時經銷商需要提前給鋼鐵廠打去預付款,后者先收款后發貨,這是通行的行業規則,張志祥也是這么做的。到了1998年,張志祥給世盟的未提貨預付款累計超過2,000萬元,世盟卻因為經營不善導致生產難以為繼。張志祥陷入兩難:既拿不到與預付款等額的鋼材,也收不回之前預付的款項。最后政府出面協調,提出世盟改制并由張志祥收購的辦法。
這不是張志祥認為最優甚至不是正常的解決方案,他找上門去理論,要求還是“得還我錢”。事情鬧到市里領導親自出面做說服工作,對當時的“小張”動之以情曉以利害:“真的還不了錢,你把這個企業拿過去就行了,否則,你的錢可能就打了水漂。”
22年后,張志祥的公司的營收超過1,900億元,這2,000萬元的往事只是改變他人生軌跡的一處路標。
但是,當時正在艱難打拼中的張志祥一聽就急得口無遮攔:“領導你可不能害我,我哪管得了工廠。”被反復勸了幾次,“小張”也咨詢了許多人,勉強同意了這個方案,因為他的咨詢對象說:“人家都跟你說到這個程度了,你也只能走這條路,沒有其他路可以走。”
為了安撫張志祥,政府方面進一步釋放了善意,這些善意是通過在交易中做出具體讓步來實現的,張志祥可以只購買流動資產,固定資產部分用租賃的方式獲得。“這樣萬一經營不好,我也只需要把固定資產還給當地政府就好。如果覺得好經營,就可以把固定資產再買過來。”張志祥說這種安排表明政府和領導對他“挺好”。
張志祥租賃了固定資產,買斷了流動資產,開始學著從一名鋼鐵銷售員成為一位鋼鐵工廠的管理者,當他被動地從尾端走進后臺,發現管理工廠“實事求是地說,也沒有那么難”。
“采購和銷售我是懂的,這方面的漏洞,我肯定能夠堵得掉;如果說我對工廠管理不太懂的話,就讓懂的人干。”張志祥說。
對自己名下的第一家鋼鐵工廠,張志祥堵住漏洞,把管理交給懂的人,“那時候企業管理沒有現在這樣的水平,整個商業企業還是比較粗放的,只要稍微扎得好一點,就盈利了。”
張志祥干了半年,“情況非常好”,于是他買下了固定資產,把遵化世盟鋼鐵改組成“唐山建龍實業有限公司”。
遵化是一個縣級市,位于河北省東部,隸屬于唐山市。唐山是河北省內唯一可以與省會石家莊一爭高下的城市,煤炭礦藏和洋務運動時代肇始的工業基礎讓這里成為河北省經濟實力最雄厚的地區。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鋼鐵工業在河北省成為支柱產業,唐山是省內最核心的生產基地之一。
人們編出各種段子來嘲弄這里泛濫的鋼鐵廠:全世界鋼產量排名,第一名,中國(不包括河北省);第二名,中國河北省(不包括唐山市);第三名,中國河北省唐山市(不包括瞞報產量)。
在唐山,張志祥除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廠,還有了自己的第一位外部合作者郭廣昌——復星集團的創始人。郭廣昌畢業于復旦大學,當年是被廣泛看好的知識型創業者,他如人們意料地在商業上獲得成功。最近兩年,復星預見性地投資BNT新冠疫苗研發,拿下這支目前防護效果最優秀的疫苗的大中華區代理權,郭廣昌因此獲得新的稱贊。
張志祥和郭廣昌的合作關系迅速締結,不僅因為他們同是1967年出生,也不僅因為他們都是浙江人——張志祥的家在紹興上虞,郭廣昌是金華東陽人。
兩人的相識有一個老套的流行版本:因為參加同一個會議,在旅館偶遇,一見如故。這與張志祥的記憶不符,“是郭廣昌來找我的。”他說。
郭廣昌從2000年開始投資唐山建龍,一出手就是3.5億元。“他來建龍一看,說你發展得這么快,就投了。”張志祥把這個開啟建龍急速發展時期的投資盡可能地描述得輕松和簡單。
但對郭廣昌來說,這并不是一件輕松和簡單的事情,連張志祥都知道,“他把賬號里的錢差不多都給我了,那時候這樣做還是很不容易的。”這筆投資收益不錯,“不到兩年,他投的錢就都掙回來了。”張志祥說。
三
自2000年開始,中國鋼鐵行業進入快速擴張期。兩年后,國內鋼鐵價格大幅攀升,鋼鐵行業成為資本關注的熱點領域。社會資本紛紛進入中小鋼鐵廠,生怕錯過一次紅利期。
建龍是這一輪行業擴張的受益者,但是不同于那些小富即安的玩家,張志祥沒有止步于唐山,也不囿于河北。2001年4月,他通過先租賃再買斷的老辦法并購吉林市明城鋼鐵有限公司,將其改名為吉林恒聯。這家成立32年、只有8萬噸產能、已經資不抵債的國有企業,“改名”后的一個月內就啟動生產,并在當年投入1.8億元進行技術改造,6個月到達60萬噸生產能力。
2004年,吉林恒聯的不含稅銷售收入近30億元,近1.5億元的納稅在吉林省的民營企業中排名第一位。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當年的數據顯示,2003年,國內新建煉鐵高爐81座,其中民間投資占到32%,也就是說新增產能中有三分之一是由民間資本實現的。
這讓學界開始討論民營企業的重型化議題,也讓企業家到觀察者對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鋼鐵企業的未來發展空間充滿樂觀情緒,人們放松了警惕,于是被猝不及防到來的調控政策狠狠打擊。
張志祥從不肯承認建龍曾經遭遇過“危急時刻”,直到今天,他也只愿意把發生在2004年且余波蕩漾多年的“寧波建龍”事件當作一次“壓力測試”。懂經營的張志祥,和他信任的懂管理的人,在更強大的不可預測的力量面前,無法僅僅通過“扎得好”就盈利,反而可能會面臨滅頂之災。
2003年1月,張志祥和郭廣昌聯手成立寧波建龍,注冊資本11億元,這個總投資達160億元的項目,全部建成后鋼的年產量是600萬噸。
在寧波建龍建設的時間里,2003年,中國累計產鋼超過2.2億噸,接近全世界粗鋼總產量的四分之一。但國家發改委、國務院監察局、國土資源部、央行和銀監會組成聯合調查組在全國進行近一年的巡回查訪后得出結論:鋼鐵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
寧波建龍的規劃是正式投產后人均年產鋼1,300噸,這個數字高于當時亞洲鋼鐵三強中的韓國浦項制鐵的1,000噸,也高于國內的任何一家鋼鐵企業,國有的武漢鋼鐵集團當時的產能是700萬噸,在崗的職工人數是12,000多人。作為對比,規劃600萬噸的寧波建龍建成后的崗位僅有4,500人。從人均勞動生產率上看,建成后的寧波建龍是武鋼的2.3倍。這個“國內第一,世界前三”的建設項目足以讓張志祥意氣風發。
那一年,他不滿37歲,還不明白人生所有的意氣風發,都早已被暗中標好了價格。
2003年年底,國務院辦公廳下發文件,要求對鋼鐵行業進行嚴格控制。這是新一屆領導集體上任之后第一次針對一個“過熱”行業進行監管干預。國家相信到了2005年,當前“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后果——產能過剩問題將逐步顯現出來,特別是許多項目自有資金嚴重不足,依靠銀行貸款運行,這給金融系統帶來很大的壓力。
民營鋼鐵企業首當其沖,江蘇鐵本成為第一個被打翻在地的反面典型,常州這個三線城市也因為一夜之間反復出現在各種媒體中而為人熟知。
寧波建龍成了“鐵本第二”,并在2004年5月享有了與鐵本同樣的待遇:被國家電視臺點名。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被反復播出的批評報道中,寧波建龍的違規“事實”包括:項目沒有國家級審批,6億元的貸款屬于“短融長投”。
第一項罪名內含玄機,強調“沒有國家級審批”是因為浙江發改委事實上批準了寧波建龍項目。
“剛好宏觀調控把我們當作典型。”張志祥說,這讓建龍的“壓力非常大”。
寧波建龍幸運地免于遭遇“鐵本”的下場,最終的解決方案是由國有企業杭州鋼鐵進場并控股。10多年后,提起這件往事,張志祥說本質還是自己對政策理解不夠,首要責任在建龍自己。
四
建龍的擴張多數必須與地方政府打交道,特別是參與一些老舊產能的并購與重組。這本應該是雙贏格局:建龍在不觸碰政策紅線的前提下擴充產能,后者卸掉歷史包袱,并將群體事件隱患提前消滅。
寧波的挫折對建龍的影響有限,在更多地方,它仍然作為“有能力的企業”被邀請參與當地虧損或破產企業的重整。
但是,成功的案例往往因為一切順利反而被忘記,掀起風波的會獲得更多關注,以及被記錄。
建龍被邀請參與的通化鋼鐵重組在2009年以出人意料的結局收場,在當時的語境下引起了關于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的新一波討論。
2003年,國家出臺《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支持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加快調整改造。
2004年10月,由蘇州調任吉林省主持工作的王珉,計劃在一年內基本完成816家省屬國有企業的改制任務。
這個有時限、有明確目標的改革計劃在推進時,發生了“通鋼事件”。
“通鋼事件”是一場多重風險引發的群體事件:地方政府主導的重組方案,并未獲得通鋼工人和原領導層的廣泛接受,建龍在危機潛伏且不知情的情況下進場,市場因素導致經營發生波動,工人中積郁的不滿情緒爆發繼而訴諸暴力……建龍派駐通化鋼鐵的總經理陳國君被憤怒的工人毆打致死,行兇者一度不準防暴警察和醫務人員進入現場對陳國君進行救治。公安機關曾經宣布將對發生在2009年8月的這起事件進行詳細調查,并追究暴徒的刑事責任。
通鋼事件直到現在仍舊存在多個解讀版本,但張志祥不認為這是自己的擴張路線的失敗,甚至連小小的挫折都算不上,因為“通鋼的變故有偶然性”,因為參與混改的所有注意事項,建龍“一直做得很好”。
海鑫曾經是山西最大的民營鋼鐵企業,在全省的鋼鐵企業中僅次于太原鋼鐵,排名第二位,即便不熟悉鋼鐵行業的人也大都知道它的老板李兆會與一位女明星的短暫婚姻以及那場奢華的鄉村婚禮。李兆會在他的父親、海鑫創始人李海倉因為一場離奇的謀殺案而喪生之后執掌這家曾經欣欣向榮的企業。
在中國民營企業中,父死子繼是通行的規律。海鑫的風光時刻在李兆會的手中很快結束,鋼材市場行情下行,金融機構收緊對鋼鐵行業的貸款,海鑫資金鏈斷裂,2014年3月19日,海鑫全面停產,接著啟動破產重整。
建龍對海鑫的并購被稱為中國鋼鐵行業最成功的一次,不過張志祥本人覺得“也算不上”。2015年,中國鋼鐵行業正在陷入全行業虧損,一噸鋼1,000多元,“算下來幾毛錢一斤,比白菜還便宜。”張志祥感嘆。他透露當時建龍自己的資金壓力也很大,內部對并購海鑫發生意見分歧。
“并購成功主要是當地地方政府的積極推動,以及得到民生銀行的支持。”張志祥說。而民生銀行支持建龍的此次并購,就是由運城地方政府從中協調的。
從當時的新聞報道中,能夠發現地方政府的積極和建龍的謹慎:“2015年5月17日,在運城市政府和聞喜縣政府的多次邀請下,建龍集團派出了40多人的調查團隊,對海鑫的財務、設備、人員等情況進行了詳盡的調查。經多次考察與洽談,建龍集團和海鑫集團在9月達成了最終的重整協議。”
進入重整程序的海鑫,與李家已經毫無關系。李兆會和他的親屬們被排除在流程之外,這個因鋼鐵而興也因鋼鐵而敗的家族由鼎盛歸于寂靜。張志祥也沒有與他們見過面。
沒有其他鋼鐵企業參與競爭,因為在那個時間點并購一家地處內陸省份的鋼鐵企業,多少是個負擔。海鑫集團當時已經停產一年多,即便在生產期間,設備也已經很久沒有進行過技術改造。建龍除了承接所有債務之外,還需要再花一大筆錢。
張志祥不覺得這是一個“賠本買賣”,他曾經對當地媒體說,對海鑫的收購,彌補了建龍集團在中西部地區的布局空白。現在,當再被問到建龍從這次并購中得到了什么,他說是“規模擴大了,行業當中影響力提高了。”
建龍得到的不止這些,2020年6月,運城市在慶祝撤地設市20周年時,張志祥被選為20名杰出貢獻人物之一,運城市政府的網站上有對他的“官方”介紹:“2015年9月,他(張志祥)不畏鋼市‘嚴寒’,果斷接受運城市政府邀請,接手海鑫破產重整,成立山西建龍公司,成功化解全省三大金融風險案之一,及時清償債務、分批安置員工、如期點火復產……”
在這段文字中,張志祥是一位拯救者。
拯救者的興趣甚至越過了國境:2017年12月,馬來西亞東鋼集團有限公司將40%的股權及8.3億元債權在北京產權交易所掛牌出售。關于東鋼,有一個需要說明的背景,它是首都鋼鐵在海外投資建設的第一個項目,2014年12月底建成試生產,2015年10月即進入停產狀態。而在2009年,正是首鋼接手了建龍徹底退出并永不參與的通鋼重組。
建龍收得這些被出售的資產,成為東鋼的控股方,這是張志祥在海外擴張產能的第一個項目。2018年4月,建龍派出500名員工進駐東鋼,歷時100天完成檢修,使其在停產兩年之后迅速實現復產。
五
中國的鋼鐵巨頭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競爭關系,競爭發生在國企與國企、國企與民企,以及民企與民企之間。同時,它們在盡可能地維護著行業的共存共榮,并在一些關乎行業未來的議題上保持默契:必須使鋼鐵行業在中國和世界保持長期的繁榮和穩定。
張志祥對這個目標的實現謹慎樂觀,他相信鋼鐵已經開始取代水泥,而沒有更新的材料可以在短時期內大范圍取代鋼鐵,但這不代表他愿意高枕無憂地在現有技術水平上賺取利益。
盡管被稱為“并購王”,但張志祥已經決定從2020年起,建龍的鋼鐵業務將不再新增,集團的另外三個板塊業務,也將不斷淡化。他說建龍后面的發展要著重放在鋼鐵主業上,同時把科技創新作為主要推手。他指出,建龍的氫冶金技術已經“走在全球前面”,并希望能夠保持這種領先優勢。
在接待北京科技大學的客人來訪時,他很高興聽到校長說畢業生到鋼鐵廠就業的比例這一兩年在持續增加。“鋼鐵業在進步,”他說,“鋼鐵行業簡單操作崗位減少了,數字化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相信將來會吸引越來越多高端人才。”
為了證明建龍的科技創新不是一個虛榮的“LED燈牌”,他提供了兩個證據:一是他本人現在有一半時間是在參加科技創新的相關活動,因為“科技創新也是一把手工程”;二是建龍要用三年時間實現在科技創新上的投入達到年營收的3%。“2021民營企業研發投入500家”榜單上,建龍在鋼鐵行業62家上榜企業中排名第一位。
像許多中國的成功企業家一樣,張志祥把建龍的進步與國家的第十四個五年計劃繪制在一起,把企業的未來放在國家大勢的坐標系中尋找歷史定位。作為一家主營業務為鋼鐵的企業,建龍必須回應國家節能減排的要求,2020年年底,建龍的第一家工廠唐山建龍關停了所有冶煉工序。
“很多東西想清楚就不委屈了,想清楚以后就會想怎么和解。”他說,“中國發展到這個程度,國家治理的一些政策,要想清楚自己怎么跟它和諧共處。”
無論是對建龍還是張志祥,這都像一個隱喻:用20年時間,走出唐山。
2021年,張志祥沒有做任何特殊的重大決策,因為他覺得建龍有6萬職工,政策的穩定對企業的正常運行非常重要。“假如這個企業天天發生驚天動地的事情,我覺得這都是不正常的。”他說。
許多年前,張志祥向時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請教如何“科學決策”。他興致勃勃地向秦曉介紹了建龍的決策機制:“要投票,我有一票否決權,但是通過一項決議,贊成票要達到三分之二,達不到的話,我想做也做不了。”張志祥說自己當時對這種機制非常自豪,但是秦曉一聽就笑了。
“他說你想學國有企業,是不是?”坐在中規中矩的貴賓室正對著門的沙發上,說起這件往事,張志祥忍不住也笑起來。
秦曉告訴他,科學決策是用數字說話。“比如說這個項目的回報率如果有10%就可以投的話,那就去計算是否能夠達到10%,而不是看舉手的人多還是少。”
那場飯局上,張志祥問了秦曉很多問題,多到秦曉開玩笑說問題這么多,一頓飯好像不太夠。
張志祥還是中學生時,每到過年,承包魚塘的父親會讓他和弟弟一起上街賣魚,然后給兩個孩子“小小的辛苦錢”,兄弟倆的生意不錯,張志祥跟弟弟商量做父親的經銷商,“賣給商販多少錢,賣給我們也多少錢,賣掉的利潤是我們的。”
上大學后,張志祥干脆直接去企業推銷過年福利,“成百上千人的企業,最多的一年推銷了2萬多斤魚”,生意好到訂單超過自家魚塘里的存量。所以,第二年張志祥預先從別人的魚塘中買魚放進自己家的魚塘,然后等著訂貨方上門來撈。
2021年11月,一場大雪過后的北京,張志祥想起這件往事,有點得意。不過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這也許是他人生中最早的一次“產能并購”。(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