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年注定在中國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螞蟻金服暫停上市、阿里巴巴遭受反壟斷巨額處罰、滴滴在美上市后被網絡安全審查、“雙減”政策之下,教培機構紛紛轉型……
這場看似主要針對互聯網巨頭,席卷各個民生領域的監管風暴,在對市場形成巨大沖擊,進行糾偏的同時,也對企業和行業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看清監管背后的邏輯,在不確定性中找到確定性,是中國企業的必修課。
包容審慎的監管
1994年興起的中國互聯網行業,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里,走過了其他行業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程,不僅涌現了阿里、騰訊、百度、京東等一批世界知名企業,還重塑了中國人的衣食住行。
它的成功,當然少不了創業者的激情、奮斗和拼搏,另一方面,則得益于政府在基礎設施和信息通訊方面的巨大投入,以及包容審慎的監管理念。
2017年,中國出口結束了2015年和2016年連續兩年的下滑,其中以阿里巴巴國際站為代表的跨境B2B平臺成出口生力軍。對此,李克強總理說,跨境電商剛出現時,各種聲音議論紛紛,但我們秉持包容審慎監管的理念,決定先“看一看”再規范。
這其實是電子商務,互聯網經濟乃至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改革開放之初,針對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九到底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議,鄧小平兩次批復,“放一放、看一看”,正是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做法,釋放了中國民營經濟的巨大潛力,不僅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也實現了數字經濟的彎道超車。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螞蟻金服。脫胎于阿里巴巴集團的螞蟻金服,起步于2004年,是為了解決淘寶在交易中的信任問題。在法律對第三方支付沒有明確監管的灰色地帶,支付寶應運而生。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形成了龐大的“支付+理財+信用+消費金融+小微企業貸款”的生態。
但是,螞蟻金服的每一個業務版塊都是先上車后買票,逐步補齊金融業務牌照。回過頭來看,支付寶經歷的數次監管風波,比如,在阿里巴巴因為有外資大股東,不符合央行規定的情況下,監管給了充分的時間讓支付寶脫離阿里巴巴,最終獲得第三方支付牌照。
后支付寶違規開展了COD(貨到付款)業務、虛擬信用卡和二維碼支付業務,監管機構在及時叫停的情況下,并未一棒子將其打死,而是逐步規范,并將支付寶接入中國銀聯和網聯,使得支付寶正式收編到“正規軍”,讓它在國家金融體系中一體發展,也使得資金的使用和流向有了更安全的監管。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包容審慎”是基于:一方面,螞蟻金服確實方便了人們的生活,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幾乎沒有現金的社會,讓普通的老百姓能夠更方便地小額理財和貸款。尤其是彌補了金融機構難以覆蓋的微小企業的貸款,解決了很多人的營生問題。并通過信用的積累,讓資金流動起來,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這就是說,凡是有利于民生和創造社會價值的創新,監管都是包容的。
另一方面,互聯網創新對人類來說都是一次全新的嘗試,在還沒有足夠認識的情況下,放一放、看一看是一種務實的態度,也體現了國家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的理念。但是,事物都是在發展變化中的,尤其是企業大到一定程度,關系到安全、穩定、民生這些基本價值時,任何國家對潛在的風險都不可能掉以輕心。
監管急踩剎車
P2P、共享單車、長租公寓、線上教育等,早期都利用互聯網更好的匹配了供需,提高了社會效率,便利了人們的生活。同時,互聯網行業回報率高、回報周期短的特點,吸引了大量資本涌入,當互聯網行業被資本綁架,就會陷入盲目無序擴張。
P2P演變成沒有監管的資金池,某種程度上成為非法集資的代名詞;共享單車變成資本的流量大戰,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長租公寓則利用“長收短付”截留租金,有旁氏騙局的風險;線上教培則把“百年大計”的教育,變成制造焦慮、收割家長的生意……
資本沒有節制的地方,對回報的索求也是沒有止境。因為逐利是它們的天性,企業和資本都很難做到自律。這在平臺經濟中體現得特別明顯,平臺在資本的加持下,利用平臺用戶數量與產品質量、生產者數量和消費者數量相互成就的特性,快速形成壟斷。
壟斷不僅具有“贏者通吃”的特性,更重要的是,觸角伸到各個消費領域的平臺,已經重塑了中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比如,淘寶之于購物、美團之于飲食、滴滴之于出行、鏈家之于租房,它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基礎設施,與普羅大眾和民生幸福息息相關。
與一般企業最為關鍵的區別是,平臺還有規則制定權和對平臺內商家收費權。這種權力,使得平臺具有類政府的性質,但是它們卻被資本挾持,很難服務于社會大眾。這種情況下,平臺企業利用權力做什么,就決定了監管的態度。
我們看到的是,平臺取得了壟斷優勢后,對商家或消費者收取高昂的門檻費、服務費,導致線上銷售成本高于線下,壓榨中小商家的利潤。難以為繼的部分商家,則嘗試通過漲價,把平臺抽成的成本轉嫁給終端消費者。同時,還造成偷工減料、放松衛生管理、拖欠員工工資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為限制平臺內的商家自由遷移,平臺利用規則制定權,對違反獨家合作協議的商家,采取搜索降權、流量限制、技術障礙、扣取保證金等懲罰性措施,導致商家客戶流失,現金流緊張,引發勞動糾紛,乃至倒閉。
這就是說,中國互聯網企業經過這些年的迅猛發展,已成為觸角延伸到社會各個角落的龐然大物,量變必然導致質變。當企業小時,它只對股東和員工負責,但是當它大到與老百姓和中小商家、底層勞工的基本權利緊密相連的時候,它就要對社會負責,這就是社會責任。
中國有句古話,“德不配位,必有禍殃”,對于企業而言,“德”就是社會責任。當企業的貢獻并沒有與它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相適應,反而被資本和利益綁架,有可能觸及國家安全、民生等底線時,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袖手旁觀。沒有自律,就一定是由他律來“急踩剎車”,這就是近期監管頻頻出手的原因所在。
能動監管
我們正處在以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時期,互聯網的普及和發展,對人類的生產、生活、思考和交往,都帶來了顛覆性的變化,也帶來了一系列全新的社會問題,對全球都是一個巨大挑戰。各國基于不同的文化、經濟和政治體制,都有不同的解決方案。
西方國家經過數百年商品經濟和市民社會發展后,形成了自由、平等、法治等基本價值,并通過三權分立來分配權力,治理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治理框架中,市場以平等和自由為原則,強調資本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預市場,只有出現違法情況,司法才能通過事先制定的法律進行事后干預。這就使得企業有比較穩定的預期,經營和投資都有更多的確定性。
但是,資本是逐利和盲目的,沒有干預的市場不可避免地帶來通貨膨脹、經濟泡沫、貧富懸殊、限制競爭等一系列問題。有美國學者認為,當全球化的推進和科技的發展,讓勞動者和精英群體之間的財富分化不斷加劇,經濟上的過度不平等,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治權力的濫用,使得民眾對自身制度信心瓦解,這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當今面臨的最大威脅。
當今的中國,資本對社會的滲透越來越深,雖然問題并不像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嚴重。但是,中國的人口眾多,地域差距更大,這無疑都會放大貧富差距的社會后果。尤其是互聯網的崛起,更是一場快速造富運動,目前中國代表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警惕線,這可能直接撼動社會的穩定。
8月17日中央財經會議強調“共同富裕”目標,實際上是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一系列問題的糾偏,意味著經濟發展要從效率更多的轉向公平。但是,這一目標不能靠市場自發實現,政府的介入,也就是監管成為一種積極糾偏的手段。
中國的監管,脫胎于行政權力全面滲透市場的計劃經濟,政府對市場有更大的主導性,強有力地引導和計劃宏觀經濟,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它建立在中國特定的國情之上,與成熟市場經濟相比,監管不僅糾正市場失靈,還積極干預和維護市場。比如,這次監管風暴,包括針對互聯網巨頭的反壟斷、對教培行業實行“雙減”、對未成年游戲的“防沉迷”措施,等等,在這一系列監管措施背后,都有清晰的價值取向:民生和安全。這其實就是不確定性中的確定性。
從監管措施而言,相關行政主管部門很多時候都是通過通知、決定、辦法等行政命令或法規,直接叫停和止損。最明顯的是P2P,2015年底e租寶暴雷后,據統計,從2015年12月到2017年底,僅國家層面就出臺了20多個監管文件。每當一個新的文件出臺,跟不上監管要求的平臺就倒掉一批。
2017年12月,《關于做好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整改驗收工作的通知》發布,要求各地應在2018年6月底前完成轄內P2P機構的全部備案登記工作。由此引發席卷全國的爆雷潮:僅2018年6月1日至7月12日,就有108家P2P平臺爆雷。截至目前,P2P已全部清零。
我們無法設想,上萬家的P2P平臺,關系到數以億計的投資者,截至2020年6月,8000多億出借款項沒有收回。如果不是監管介入,而是按照市場規律任其生長、消亡,這將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怎樣的震蕩。
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又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由政府完全主導市場。而是面對互聯網這一極具破壞性的新生事物,在法律還未為它劃定清晰邊界時,需要監管踩急剎車,避免社會劇烈震蕩。最終的目的,還是在維護社會基本穩定的形式下,為市場調解和法律修復創造條件,贏得時間。
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中央集權制歷史的國家,行政權相對于司法權而言,具有更大的權威和效率。尤其是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互聯網的傳導性,使得很多問題在中國都可能成為社會穩定問題。而法律是滯后的,且有嚴格的程序要求,面對互聯網經濟中噴涌而出的問題,往往束手無措。
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是存在的。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各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干預措施,強化了行政機關的角色和權力,只是干預的程度和形式可能不同。中國政府的監管更具有能動性,西方國家的市場自由更多一些,這并不完全是一個對錯的問題。
尤其是面對具體社會的具體問題,可能并不存在一個“一刀切”的標準方案,能動監管確實能夠防微杜漸,避免極端情況出現,這對于一個人口大國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強調市場機制為原則,也是完全必要的。如何平衡穩定和發展、司法權和行政權、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科學監管
螞蟻金服的小微信貸業務,實際上是通過高杠桿向銀行借貸,再用這部分資金放貸,又把貸款的債權拿到資本市場證券化,最終以30億撬動了3000億的杠桿。
但是,這些貸款是沒有擔保的,螞蟻金服本質上只是一個通道,連接了銀行和借款人。如果這些放出去的貸款收不回的話,銀行和在資本市場購買理財產品的用戶,才是這些損失的買單者。
當支付寶被定義為“支付服務市場的補充者”時,監管注重的更多是它對傳統支付的創新;當螞蟻金服的觸角延伸到普通人金融生活的方方面面,讓銀行和投資者兜底債務,監管看到更多的就是系統性的金融風險,這就是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的原因。
從解決交易中的信任問題,到以科技公司的名義放貸套利,螞蟻金服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也是一個從為社會創造價值到為資本服務的過程。其實,兩者并不是絕然對立的,但是,沖突是存在的。當螞蟻金服成為行業巨無霸,背負更多的社會責任,就是一種質變,只是一路狂奔中的螞蟻金服難以及時意識到這種改變。
2021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這可以說是中國反壟斷立法的綱領性文件。指南第一次提出“依法科學高效監管”原則。
科學監管原則,最早是在食品藥品監管部門率先提出的理念,“其本質是以人為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從思想上解決好‘為誰監管,怎樣監管’這個根本問題,根本目標是保障公眾飲食用藥安全,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雖然“科學監管”最早是在食品藥品行業提出來的,其實監管理念是一以貫之的。為誰監管?從“房住不炒”,壓制投資需求;到“帶量采購”,壓低藥品價格;再到約談滴滴、貨拉拉,保障網約車、貨車司機群體的基本權利;再到老師跨校跨學區流動,遏制高價學區房……背后涉及的醫療、教育等,都關乎民生問題,以及底層勞動者的基本權利。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關系到民生福祉時,中國的監管從來都沒有回旋的余地,只是選取合適的介入時機而已。
怎樣監管?這場疾風驟雨式的監管風暴,確實高效地糾偏了市場亂象,但是也給企業經營和行業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行政權過多地干預市場,就會破壞市場的基礎——自由和平等,而這恰恰是市場的生命力和活力所在,這是一個值得警示的問題。
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經過充分商業化和市場化的國家,企業和市場都需要在時間中成長。強監管,在特定情境下可以糾偏,但是在常態下不應太過倚重,倡導企業家精神、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加強行業自律和社會綜合治理,都是對市場自由的積極補充。
營造一個有更多確定性和社會公平的市場,需要監管、行業和企業的共同努力!(財富中文網)
作者鄒佳銘為法學博士,牛津大學訪問學者,北京和昶律師事務所主任;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2015年,鄒佳銘律師獲得了ALB評選的"ALB2015年最佳女律師"稱號;2017年,鄒佳銘律師被ALB評選為“ 2017年中國十五佳訴訟律師”。專業領域是刑事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