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有些人能夠看到不平等，有些人卻看不到？
凱洛格管理學院
2021-06-21
有一天，當努爾?克泰利正要離開研討會時，有一位同事指出了一件他沒有注意到的事情：研討會中舉手的女學生被演講嘉賓選中發言的次數少于男學生。
這項觀察讓克泰利開始思考。作為凱洛格學院的管理與組織學副教授，克泰利多年來致力研究不平等，不過他的研究方式通常是直接詢問人們對諸如種族歧視和階級歧視等問題的看法。
但他發現，我們在真實世界里遇到的不平等卻極少是這種情況。會不會有些人從一開始就不太關心不平等問題，正如克泰利并未觀察到研討會中發生的性別偏見那樣？或許這有助于解釋為什么我們對周圍世界不平等所抱持的看法是如此的南轅北轍？
在一項新的研究中，克泰利和共同作者凱洛格學院的博士生漢娜?B?瓦爾德福格爾、倫敦經濟學院的詹妮弗?希伊-斯凱芬頓、埃克塞特大學的奧利弗?豪澤，以及密歇根大學的阿諾德?K?霍，所發現的結果確實如此：社會平等觀念較弱的人對不平等現象的察覺力也較低。相比之下，社會平等主義者對不平等的察覺力較高，但這只適用于不平等影響到邊緣群體的情況。當受影響的對象是優勢或主流群體的成員時，平等主義者的關注度與非平等主義者不相上下。
克泰利表示，換句話說，對社會等級看法相反的人在看到相同的情況時，他們所看到的東西卻可能不同。“我們在如何感知世界方面所得出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所持有的信念。”他說。“我們往往認為自己是以中立的態度來看待世界，然而實際上，我們的關注程度從一開始就取決于我們的信念。”
這些發現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在同一組織內工作的人對組織內不平等問題的看法差異極大，有的人看到招聘做法中存在歧視，有的人則認為毫無瑕疵。這種情況自然也會引發同事之間開展更廣泛的政治爭論，讓大家無法專注于手上的工作。
“員工對是否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來解決諸如工作場所內外歧視等問題看法的分歧，組織處理這種分歧情況的難度與日俱增。”克泰利說道。“這些主觀認定的歧異有時可能變得相當激烈，導致諸如Coinbase和Basecamp等公司實施工作場所禁止討論政治這樣具有爭議性話題的規定。我們的研究工作指出一個因素，可以用來解釋為何人們對職場不平等會有如此不同卻各自堅信不移的結論。”
誰會察覺到不平等？
為了研究這個現象，研究人員首先招募了2,000多名網上參加者，請他們仔細察看城市生活的照片。照片中的場景刻意包含一些高社會地位與低社會地位的象征，例如一輛豪華轎車停在一名無家可歸者的購物車旁。然后，研究人員詢問參加者一個開放式問題：在這張照片里，你注意到了什么？
為了評估參加者的社會平等主義觀念，研究人員對他們的社會主導傾向（social-dominance orientation）進行了研究。社會主導傾向高的人對社會等級感到適應，而社會主導傾向低的人則對社會等級感到反感。針對這個實驗（以及本研究里的所有其他實驗），參加者均回答了一份衡量其社會主導傾向的16題問卷調查。
研究人員在分析參加者的回答時，他們尋找參加者直接與間接提及“不平等”的情況。僅僅注意到豪華轎車或購物車這類象征經濟差距的細節被視為間接提及；將這些細節與不平等進行明確關聯則被視為直接提及。
研究人員發現，與社會主導傾向低的參加者相比，社會主導傾向高的參加者（即社會平等主義觀念較少的人）對不平等的關注程度要低得多。社會主導傾向與直接提及不平等和間接提及的不平等均呈負相關，這表明社會主導傾向高的人根本不像社會主導傾向低的人那樣關注周圍世界的不平等跡象。
就是看不到：性別薪資差距
研究人員無法從第一項研究中排除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社會主導傾向高的人也許看到了不平等跡象，但只是未報告自己看到。
于是研究人員決定用一個聰明的技巧來研究這種可能性，該技巧要求網上參加者在許多快速試驗中判斷兩組物件是否平等。在研究中，這些物件是錢袋，屏幕的一邊是錢袋搭配男性的圖片，另一邊則是錢袋搭配女性的圖片。在一半時間里，參加者在屏幕兩邊看到相同數量的錢袋。在其余的時間里，他們看到更多與男性相關的錢袋，這代表性別薪資差距。
在每次試驗中，參加者看到錢袋分配均等時按下空格鍵，如果看到分配不均等則不按任何鍵。
與第一項研究一樣，參加者對不平等的關注度因為社會主導傾向而有所差異，社會平等主義者在檢測錢袋數量不均等方面比社會主導傾向高的參加者更準確。（研究人員還研究了社會平等主義者是否更容易出現“誤報”，即報告事實上并不存在的不平等，但發現沒有這種現象。）
認知如何隨著不同類型的不平等而改變
在前面兩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對我們傳統上想象的不平等進行了研究，即社會優勢群體以社會邊緣群體為代價而受益。研究人員看到社會主導傾向高的人對這類不平等的關注度較低，但如果情況反過來會如何？當不平等影響的群體是地位較高者時，社會主導傾向高的人是否會察覺不平等？而當處于劣勢的是社會優勢群體時，社會主導傾向低的人是否會有同樣的關注度？
為了檢驗這個想法，研究人員招募了將近1,500名參加者，讓他們觀看一個小組討論的短視頻。其中一半的參加者觀看小組中的男性發言時間長度是女性的1.5倍的視頻，另一半則觀看男女發言時間長度相反的視頻。
研究人員要求參加者仔細觀看視頻，因為之后要回答一組問題，答對題數最多的人能夠獲得50美元獎金。（研究人員沒有告訴參加者特別要注意視頻的哪個方面，也沒有提及不平等概念。）
在觀看視頻后，研究人員向參加者出示7張餅圖，要求他們選出準確代表小組中男性與女性發言時間量的餅圖。
與先前的研究一致，當不平等影響的是劣勢群體（在本例為女性）時，社會主導傾向正確預測出參加者對不平等的關注度。和社會主導傾向高的人相比，社會平等主義者在看到男性發言比女性更多時，選出正確餅圖的可能性更高。
然而，當參加者看到女性發言更多時，社會主導傾向高與社會主導傾向低的參加者選出正確餅圖的準確度就沒有顯著差別。
研究人員在另一項研究中看到了類似的結果，這項研究考察了當白人應聘者或有色人種應聘者受到青睞時對招聘公平性的認知。
“正確的思考方式是，當劣勢群體受到歧視時，社會平等主義者在關注度上具有優勢；當受到歧視的是優勢群體時，社會平等主義者不會比社會主導傾向高的人差，但也不會更好。”克泰利解釋說。
這一切意味著什么？一般而言，社會主導傾向高的人對不平等的察覺力不如社會主導傾向低的人敏銳，同時，社會主導傾向低的人對特定類型的不平等最為敏感，即影響到邊緣群體的那種類型。
為什么我們所見不同
克泰利認為，這提醒了我們，我們的認知并不是中立的：“我們戴上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后，就可能改變突顯以及不突顯在我們眼前的事物。”
但如果我們了解意識型態會改變我們的關注力，我們就可以學會對我們通常看不到的事物更加警惕，進而產生新共識，或者至少能夠有同理心。“當有些人以與我們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時，與其感到糾結甚至沮喪，還不如承認每個人的意識形態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他們會看到的東西。”
畢竟，“對我也許是顯而易見的事物對他人或許毫不明顯，因為他人天生對它不感冒。”（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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