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第二屆畢業生將何去何從？
S. Mitra Kalita
2021-05-21
五位處在人生不同階段的畢業生講述了他們的故事。從左到右：阿莉莎?索托、貝蒂?瓦倫西亞、艾哈邁德?阿拉達維、馬穆努爾?布伊揚、拉萊?米熱扎。圖片來源：Photos courtesy of the graduates
“我們親手建立的世界，我們甚至不想生活在其中。那么，現在應該怎么辦？”
這就是米歇爾?阿布迪在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MBA論文題目。阿布迪是我以前的一位同事，前幾天她邀請我旁聽了她在Zoom上的演講。她談到了可持續發展的迫切性，以及為什么所有商業行為都要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我很想知道，她的其他2021級的同學是否也有同樣的沮喪感，并且懷有同樣的希望。
所以，本周我決定采訪幾名畢業生，其中有高中畢業生，也有本科甚至碩士、博士畢業生。可以說，新冠疫情改變了很多2021屆畢業生的人生軌跡，他們特別清楚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想要的是什么。與其總結他們的想法，還不如直接聽聽這些職場新人對未來、對他們正在建設的新世界有什么期待。
以下采訪稿有刪節：
馬穆努爾?布伊揚，17歲
布魯克林科技高中
到5月21號，我就滿18歲了，而且再過一個月，我就要從布魯克林科技高中（Brooklyn Technical High school）畢業了。我每天從早上8點學到晚上11點，有時要學到凌晨1點40分。我們現在采取的是混合式教學，這一周我可能會去學校三天，下一周就只用去兩天。這種安排肯定不如全日制教學好，但至少比坐在家里強。在面對面教學中，老師能夠教給你更多的東西。
我的夢想是可以上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我已經被錄取了，但學費很貴，四年的學費差不多要20萬美元。我已經拿到了布法羅大學（University at Buffalo）的獎學金，而且它對本州的學生有學費減免。現在我還在等拿全額獎學金的機會，不過我估計，如果在這里上大學，我每年大概只用花1萬美元到1.5萬美元。
所以，我決定去布法羅大學學習航空航天工程。大家都希望我能夠上大學，而且我是家里第一個在美國上大學的孩子。這很有挑戰，我也向表哥表姐們請教了一些關于申請大學和寫論文方面的經驗。
在布魯克林科技高中，我們已經上了很多大學的課程，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是有些優勢的。我選擇的是航空航天工程專業，所以我在高中就選修了《大學物理》（AP Physics）和《工程學原理》（Principles of Engineering），而且我學得很好。我已經獲得了CTE（職業技術教育）認證。
我還喜歡玩橄欖球，已經有一些D3級別的大學向我遞出了橄欖枝（譯注：美國大學體育聯盟有D1、D2、D3三個級別，依次減弱）。但由于我把重心都放在了工程專業上，所以我肯定不會有那么多時間。理工科專業還是需要非常刻苦的。
從小我爸爸就希望我學工程，但他也告訴過我：“做你認為對你最有利的事情。”
今年的比賽被取消了。我本來希望還可以在高中打最后一個賽拯救，所以我非常注意飲食，也努力鍛煉身體，練習球技。不過教練最后還是告訴了我們這個壞消息。
現在我已經不介意這件事情了，我學會了向前看，過去的事情必須讓它過去。難過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我是在孟加拉國出生的，小學一年級時來到美國。我的大多數家人都住得很近。前幾天是伊斯蘭教的開齋節，我們都打了疫苗，所以大家聚了聚。前一陣子，我媽媽的叔叔在孟拉加國死于新冠肺炎，我們在布魯克林也有朋友死于新冠肺炎。
我的目標是在大學期間盡可能地多實習，我希望繼續讀碩士學位，我夢想能夠到波音公司（Boeing）工作——這就是我的目標。總之，我想盡力幫助我所在的公司，我想要一份高薪工作養活自己和家人，未來我也想有足夠的時間陪伴家人。這也是我的目標。
阿莉莎?索托，22歲
羅格斯大學
昨天是我的畢業典禮。它是在線上舉行的，說實話沒有那么讓人激動。不過我有很多家人和朋友支持我。
我的專業是傳播學，主要方向是團體和組織的領導力，輔修戲劇藝術。
新冠疫情并不會影響我的整個大學生涯。不過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對學校的印象。有些教授在疫情的過渡上做得很好，但也有一些教授只讓你自己去看教科書，并沒有提供太多有用的信息。這也讓我看到，一場疫情，會讓不同的人產生什么不同的反應。
雖然過程很艱難，但也有一些收獲。我完全依靠自己完成了學業。
我每天都通勤去上課。以前我的社交活動不夠多，但社交也是大學教育的目的之一。疫情期間，我們被剝奪了與別人見面的權利，這也讓我意識到，我想要與更多的人建立人際關系，而且是建立更牢固的人際關系。我想讓自己變得更外向、更主動。
最近，我也在嘗試多與人交際。換作以前，我可能會去招聘會上找工作，但現在，我也在嘗試建立自己的人脈網絡。
我是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薩爾薩舞俱樂部（Rutgers Salsa Club）的會長。薩爾薩舞是一種富有交際性的舞蹈。但疫情期間，一切都搬到了線上。在線上上舞蹈課是很難的，你必須非常有熱情才可以堅持下來。但我們還是保持了10名成員。我很驕傲有這么多的人能夠花時間來學習。
負責這樣一個俱樂部需要很大的動力，我必須保持對俱樂部的熱情。如果連我都沒有了激情，都沒有投入進去，還可以指望誰呢？那樣的話，你就會讓很多人失望。有些人每年都會回來，有些會員彼此間成了一生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們會經常舉辦“游戲之夜”、“電影之夜”這樣的活動，來保持俱樂部的社交元素。大家能夠在這里相互交流，分享當天的見聞。
我已經爭取到了一個在IPG Mediabrands公司實習的機會，6月14日就要開始上班了。我主要負責策略工作，實習結束后會有一次很重要的講演。如果我實習期間表現良好，客戶也很滿意，我說不定可以成為全職員工。
從目前看來，這份工作只能夠遠程進行了。現在我還不知道這種情況會不會有所改變，但如果可以在線下工作的話，我會很高興的。我認為面對面工作更容易學到東西，而且更容易與同事建立聯系。
我們希望雇主能夠通情達理、靈活變通，這八個字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特點。人們很容易忽略企業幕后發生的事情。在過去的一年里，企業簡直是被放在了顯微鏡下面。對畢業生來說，最重要的是可以在一家關心員工、致力于多元化和包容性、愿意為員工投資的公司工作。
艾哈邁德?阿拉達維，26歲
伊利諾斯大學芝加哥分校
5月9日，我從伊利諾斯大學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畢業了。這并非一場普通的畢業典禮，典禮的速度很快，而且大家都保持著社交距離，但這也比沒有強。我在學校的學習重點是網絡安全，專業是計算機科學。之前我曾經在威爾伯萊特學院（Wilbur Wright College）上過社區大學，然后才轉到這里。
我6年前才來到美國。我是敘利亞人，在老家讀過兩年商學，由于敘利亞局勢的緣故，加上我打算移民美國，我只能夠一切重新開始。我的高中是在敘利亞上的，剛到美國的時候，我一句英語也不會說。所以我首先上了一些英語課。社區大學是我最先去的地方。
后來，我參加了一個名叫“百萬學位計劃”（One Million Degrees）的非盈利組織，這個組織主要面向社區大學的學生，我還是這個組織的大使。該組織還與埃森哲（Accenture）發起了一個學徒計劃。當時我還不知道埃森哲是什么，但我不愿意錯過任何一個機會。
所以我申請了這個項目，并且通過了面試，開始了我的旅程。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基本上可以給你帶來一些優勢。多數參與該項目的學生現在剛剛畢業，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找工作。三年前，我已經參加了我的學徒計劃，我已經有了三年的經驗，我也有了自己的計劃——讀碩士學位，有可能的話還要讀博士。
最近，我給埃森哲公司的領導層發了一封電子郵件，感謝他們所做的一切，正是因為他們，我才能夠把握工作和學業的關系。當時我還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么，我心中有一個目標，我無論如何都想實現它。
在疫情期間，我過得很不容易。這是我在大學的最后一年，而疫情給我帶來了更多的責任。我父親已經無法工作了，我妹妹也因為疫情而換了工作。我不得不多花些時間陪家人，以確保他們都沒事。因為我有責任照顧他們所有人。但對我來說，更多的挑戰，就是更多的動力。
作為一名外國人，我經常問自己：“我可以給這里的社區、公司和學校帶來更多的價值嗎？”不論我身在何處，我都想帶來更多的價值，讓人們認可我的工作。
我已經有了幾年的工作經驗，所以對我來說，畢業只是一種形式，是通往更高教育水平的一個過程。教育永遠不會結束，我也永遠不想在受教育的路上停下來。
拉萊?米熱扎，28歲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
這一年，我感到了生存焦慮。首先，我在大學畢業后先工作了幾年，然后才決定考法學院，所以我會比今年畢業的很多同學稍微年長一些。
我已經鎖定了一家公司的職位。當然，我首先得通過律師資格考試。考試將在線上進行，而且會全程錄像。在考試過程中，我們連水都不能夠喝，也不可以上廁所。每天要考6個小時，連續考兩天。
今年的感覺和去年有了很大的不同。去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還沒有想到我在法學院的最后一年會是什么樣子的。這三年的學業生涯簡直能夠用瘋狂來形容。
我開學的第一個月，就碰上了布雷特?卡瓦諾的聽證會。研二的時候，我們的商業課程被取消了，原因是學校附近燃起了山火，離我們這里只有一英里遠。接下來又遇到了政府停擺、彈劾總統、社會動蕩……這幾年發生了很多事情，簡直難以用語言形容，甚至難以理解。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父親說：“收拾行李吧，你要離開學校六個月。”
我說：“爸爸，那太瘋狂了，我看最多只要兩周。”
我不想在疫情期間一個人待著，所以我回到了圣迭戈，和父母待在一起。我法學院的一半時間都靠遠程上課。我的教授們也想了很多辦法。有的教授會經常提到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還有的教授在課堂上有意對這些話題避而不談。我也不知道哪種做法是更好的。
2017年我申請法學院的時候，可能是因為當時的執政者的緣故，申請法學院的人數有所上升。和許多同齡人一樣，我也希望從事一種可以影響社會變革的職業。
三年后的今天，我希望自己能夠從事商務、稅務和財產規劃方面的工作。部分原因是我想要穩定。我不希望自己辛苦工作了一年，卻被案子搞得心力交瘁。我很羨慕那些進入公職部門的同學。我想要一條更直接的路徑。
我對未來還是充滿希望的。我很喜歡我們公司的人。在求職的過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道德上有問題的公司。我之所以喜歡這家律所，是因為他們關心我這個人。我是要直接與人打交道的，而不僅僅是要為一家大公司工作。
我知道，這并不是我最初想要的那種可以促進社會進步的職業，但能夠在一個可以讓我保持內心平靜的地方工作，這也很重要。學法律的學生和律師經常會有心理健康和焦慮方面的問題。在很多公司里，人們的身心健康都會因為工作而受到嚴重損害。
這周五，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將舉辦一場虛擬畢業典禮，周六還會有一場線下典禮。不過我不會參加線下典禮。這一年對我來說太艱難了，我沒有心情開車到洛杉磯參加這次活動。我的很多同學都拿到了畢業禮服，但并不包括我。我只是很高興自己撐過了這一年。
疫情的最后9個月，甚至比最初一切都不明朗的時候還要艱難。我不知道自己是應該遠程工作，還是直接到公司的辦公室去上班。
我期待能夠到公司的辦公室去上班。我是一個內向的人。在疫情開始的時候，我很喜歡在家工作，打造我自己的辦公空間。不過后來我意識到，人作為一種社會性動物，還是需要面對面交流的。
貝蒂?瓦倫西亞，50歲
查普曼大學博士
我是6歲的時候從墨西哥城移民到美國的。去年12月，我在查普曼大學阿塔拉學院（Attallah College at Chapman University）拿到了領導力研究的博士學位。我很高興自己終于畢業了。我們將在8月舉辦畢業典禮。
在經歷了所有這一切后，我們這個班級展現了超常的堅韌。我們始終在一起，這就是我們班的故事。
我是從2015年9月開始讀博的。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震驚了我們所有人。當時我已經工作了，所以我是一名年齡偏大的學生。我來自傳媒背景，我很想更新自己的知識水平，特別是怎樣才可以當好一位領導者。
在此期間，我也參加過競選。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讓很多有色族裔的女性感到震驚。我本人也是一名有色族裔女性。我也想在某些社會問題上做出一些改變。所以2018年，我參加了奧蘭治市議會的競選。
當時議會有兩個席位開放競選，我在8個人中得票第3位。
現在，議會席位由5席增加到7席，其中有兩名拉美裔。我們所做的工作為這種改變鋪平了道路。雖然我們并沒有得到那個席位，但這正是我們所追求的改變。
我連高中都沒有畢業。我在駕照上寫了一句話：“從高中肄業到博士畢業”。我把所有業余時間都用來談論公共教育的公平問題。比如剛剛談到的社區變革，你總能夠在這些地方找到我。
現在你會叫我“瓦倫西亞博士”，那在我高中的時候，我絕對想不到會有這一天。
我白天還有一份工作要做，我是一家小型金融公司的運營副總裁，我在這家小公司工作得很開心，主要負責員工的技能和發展。雖然我不介意“培訓”這個詞，但我更喜歡“發展”。發展可以讓我們更上一層樓。
讀博也造就了今天的我。通過博士項目，我學會了“發聲”的重要性。比如說，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以及疫情期間，我都通過頻繁發聲來推動我們這個城市的一些邊界。這也有益于我作為一位政治領袖的發展。
有了這個博士學位，我才能夠談論那些通常不方便談起的問題，甚至是那些談起來讓人覺得不舒服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多讀書。我們必須熟練掌握自己的領域，才可以進入那些本來并非屬于我們的領域。
疫情改變了一切。在疫情爆發前，我們常說，我們要工作到某個年紀，然后退休，享受生活。但疫情動搖了這一切的基礎，也改變了我們這種“等到合適的時候再去做”的心態。
我有幾個朋友在疫情中失去了母親和兄弟姐妹。它讓我更加認識到，我必須有意識地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不能夠坐等退休，然后享受生活，我可不想就這樣等到65歲。我必須弄清楚，如何才可以更好地給予——而且是有意識地給予。這就是我未來幾年想要的生活方式。
我有時會在一些課上當客座講師，我經常告訴學生：“不要等到你們也50歲了，才想明白我現在想明白的事情。”（財富中文網）
譯者：樸成奎
“我們親手建立的世界，我們甚至不想生活在其中。那么，現在應該怎么辦？”
這就是米歇爾?阿布迪在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MBA論文題目。阿布迪是我以前的一位同事，前幾天她邀請我旁聽了她在Zoom上的演講。她談到了可持續發展的迫切性，以及為什么所有商業行為都要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我很想知道，她的其他2021級的同學是否也有同樣的沮喪感，并且懷有同樣的希望。
所以，本周我決定采訪幾名畢業生，其中有高中畢業生，也有本科甚至碩士、博士畢業生。可以說，新冠疫情改變了很多2021屆畢業生的人生軌跡，他們特別清楚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想要的是什么。與其總結他們的想法，還不如直接聽聽這些職場新人對未來、對他們正在建設的新世界有什么期待。
以下采訪稿有刪節：
馬穆努爾?布伊揚，17歲
布魯克林科技高中
到5月21號，我就滿18歲了，而且再過一個月，我就要從布魯克林科技高中（Brooklyn Technical High school）畢業了。我每天從早上8點學到晚上11點，有時要學到凌晨1點40分。我們現在采取的是混合式教學，這一周我可能會去學校三天，下一周就只用去兩天。這種安排肯定不如全日制教學好，但至少比坐在家里強。在面對面教學中，老師能夠教給你更多的東西。
我的夢想是可以上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我已經被錄取了，但學費很貴，四年的學費差不多要20萬美元。我已經拿到了布法羅大學（University at Buffalo）的獎學金，而且它對本州的學生有學費減免。現在我還在等拿全額獎學金的機會，不過我估計，如果在這里上大學，我每年大概只用花1萬美元到1.5萬美元。
所以，我決定去布法羅大學學習航空航天工程。大家都希望我能夠上大學，而且我是家里第一個在美國上大學的孩子。這很有挑戰，我也向表哥表姐們請教了一些關于申請大學和寫論文方面的經驗。
在布魯克林科技高中，我們已經上了很多大學的課程，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是有些優勢的。我選擇的是航空航天工程專業，所以我在高中就選修了《大學物理》（AP Physics）和《工程學原理》（Principles of Engineering），而且我學得很好。我已經獲得了CTE（職業技術教育）認證。
我還喜歡玩橄欖球，已經有一些D3級別的大學向我遞出了橄欖枝（譯注：美國大學體育聯盟有D1、D2、D3三個級別，依次減弱）。但由于我把重心都放在了工程專業上，所以我肯定不會有那么多時間。理工科專業還是需要非常刻苦的。
從小我爸爸就希望我學工程，但他也告訴過我：“做你認為對你最有利的事情。”
今年的比賽被取消了。我本來希望還可以在高中打最后一個賽拯救，所以我非常注意飲食，也努力鍛煉身體，練習球技。不過教練最后還是告訴了我們這個壞消息。
現在我已經不介意這件事情了，我學會了向前看，過去的事情必須讓它過去。難過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我是在孟加拉國出生的，小學一年級時來到美國。我的大多數家人都住得很近。前幾天是伊斯蘭教的開齋節，我們都打了疫苗，所以大家聚了聚。前一陣子，我媽媽的叔叔在孟拉加國死于新冠肺炎，我們在布魯克林也有朋友死于新冠肺炎。
我的目標是在大學期間盡可能地多實習，我希望繼續讀碩士學位，我夢想能夠到波音公司（Boeing）工作——這就是我的目標。總之，我想盡力幫助我所在的公司，我想要一份高薪工作養活自己和家人，未來我也想有足夠的時間陪伴家人。這也是我的目標。
阿莉莎?索托，22歲
羅格斯大學
昨天是我的畢業典禮。它是在線上舉行的，說實話沒有那么讓人激動。不過我有很多家人和朋友支持我。
我的專業是傳播學，主要方向是團體和組織的領導力，輔修戲劇藝術。
新冠疫情并不會影響我的整個大學生涯。不過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對學校的印象。有些教授在疫情的過渡上做得很好，但也有一些教授只讓你自己去看教科書，并沒有提供太多有用的信息。這也讓我看到，一場疫情，會讓不同的人產生什么不同的反應。
雖然過程很艱難，但也有一些收獲。我完全依靠自己完成了學業。
我每天都通勤去上課。以前我的社交活動不夠多，但社交也是大學教育的目的之一。疫情期間，我們被剝奪了與別人見面的權利，這也讓我意識到，我想要與更多的人建立人際關系，而且是建立更牢固的人際關系。我想讓自己變得更外向、更主動。
最近，我也在嘗試多與人交際。換作以前，我可能會去招聘會上找工作，但現在，我也在嘗試建立自己的人脈網絡。
我是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薩爾薩舞俱樂部（Rutgers Salsa Club）的會長。薩爾薩舞是一種富有交際性的舞蹈。但疫情期間，一切都搬到了線上。在線上上舞蹈課是很難的，你必須非常有熱情才可以堅持下來。但我們還是保持了10名成員。我很驕傲有這么多的人能夠花時間來學習。
負責這樣一個俱樂部需要很大的動力，我必須保持對俱樂部的熱情。如果連我都沒有了激情，都沒有投入進去，還可以指望誰呢？那樣的話，你就會讓很多人失望。有些人每年都會回來，有些會員彼此間成了一生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們會經常舉辦“游戲之夜”、“電影之夜”這樣的活動，來保持俱樂部的社交元素。大家能夠在這里相互交流，分享當天的見聞。
我已經爭取到了一個在IPG Mediabrands公司實習的機會，6月14日就要開始上班了。我主要負責策略工作，實習結束后會有一次很重要的講演。如果我實習期間表現良好，客戶也很滿意，我說不定可以成為全職員工。
從目前看來，這份工作只能夠遠程進行了。現在我還不知道這種情況會不會有所改變，但如果可以在線下工作的話，我會很高興的。我認為面對面工作更容易學到東西，而且更容易與同事建立聯系。
我們希望雇主能夠通情達理、靈活變通，這八個字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特點。人們很容易忽略企業幕后發生的事情。在過去的一年里，企業簡直是被放在了顯微鏡下面。對畢業生來說，最重要的是可以在一家關心員工、致力于多元化和包容性、愿意為員工投資的公司工作。
艾哈邁德?阿拉達維，26歲
伊利諾斯大學芝加哥分校
5月9日，我從伊利諾斯大學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畢業了。這并非一場普通的畢業典禮，典禮的速度很快，而且大家都保持著社交距離，但這也比沒有強。我在學校的學習重點是網絡安全，專業是計算機科學。之前我曾經在威爾伯萊特學院（Wilbur Wright College）上過社區大學，然后才轉到這里。
我6年前才來到美國。我是敘利亞人，在老家讀過兩年商學，由于敘利亞局勢的緣故，加上我打算移民美國，我只能夠一切重新開始。我的高中是在敘利亞上的，剛到美國的時候，我一句英語也不會說。所以我首先上了一些英語課。社區大學是我最先去的地方。
后來，我參加了一個名叫“百萬學位計劃”（One Million Degrees）的非盈利組織，這個組織主要面向社區大學的學生，我還是這個組織的大使。該組織還與埃森哲（Accenture）發起了一個學徒計劃。當時我還不知道埃森哲是什么，但我不愿意錯過任何一個機會。
所以我申請了這個項目，并且通過了面試，開始了我的旅程。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基本上可以給你帶來一些優勢。多數參與該項目的學生現在剛剛畢業，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找工作。三年前，我已經參加了我的學徒計劃，我已經有了三年的經驗，我也有了自己的計劃——讀碩士學位，有可能的話還要讀博士。
最近，我給埃森哲公司的領導層發了一封電子郵件，感謝他們所做的一切，正是因為他們，我才能夠把握工作和學業的關系。當時我還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么，我心中有一個目標，我無論如何都想實現它。
在疫情期間，我過得很不容易。這是我在大學的最后一年，而疫情給我帶來了更多的責任。我父親已經無法工作了，我妹妹也因為疫情而換了工作。我不得不多花些時間陪家人，以確保他們都沒事。因為我有責任照顧他們所有人。但對我來說，更多的挑戰，就是更多的動力。
作為一名外國人，我經常問自己：“我可以給這里的社區、公司和學校帶來更多的價值嗎？”不論我身在何處，我都想帶來更多的價值，讓人們認可我的工作。
我已經有了幾年的工作經驗，所以對我來說，畢業只是一種形式，是通往更高教育水平的一個過程。教育永遠不會結束，我也永遠不想在受教育的路上停下來。
拉萊?米熱扎，28歲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
這一年，我感到了生存焦慮。首先，我在大學畢業后先工作了幾年，然后才決定考法學院，所以我會比今年畢業的很多同學稍微年長一些。
我已經鎖定了一家公司的職位。當然，我首先得通過律師資格考試。考試將在線上進行，而且會全程錄像。在考試過程中，我們連水都不能夠喝，也不可以上廁所。每天要考6個小時，連續考兩天。
今年的感覺和去年有了很大的不同。去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還沒有想到我在法學院的最后一年會是什么樣子的。這三年的學業生涯簡直能夠用瘋狂來形容。
我開學的第一個月，就碰上了布雷特?卡瓦諾的聽證會。研二的時候，我們的商業課程被取消了，原因是學校附近燃起了山火，離我們這里只有一英里遠。接下來又遇到了政府停擺、彈劾總統、社會動蕩……這幾年發生了很多事情，簡直難以用語言形容，甚至難以理解。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父親說：“收拾行李吧，你要離開學校六個月。”
我說：“爸爸，那太瘋狂了，我看最多只要兩周。”
我不想在疫情期間一個人待著，所以我回到了圣迭戈，和父母待在一起。我法學院的一半時間都靠遠程上課。我的教授們也想了很多辦法。有的教授會經常提到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還有的教授在課堂上有意對這些話題避而不談。我也不知道哪種做法是更好的。
2017年我申請法學院的時候，可能是因為當時的執政者的緣故，申請法學院的人數有所上升。和許多同齡人一樣，我也希望從事一種可以影響社會變革的職業。
三年后的今天，我希望自己能夠從事商務、稅務和財產規劃方面的工作。部分原因是我想要穩定。我不希望自己辛苦工作了一年，卻被案子搞得心力交瘁。我很羨慕那些進入公職部門的同學。我想要一條更直接的路徑。
我對未來還是充滿希望的。我很喜歡我們公司的人。在求職的過程中，我遇到了一些道德上有問題的公司。我之所以喜歡這家律所，是因為他們關心我這個人。我是要直接與人打交道的，而不僅僅是要為一家大公司工作。
我知道，這并不是我最初想要的那種可以促進社會進步的職業，但能夠在一個可以讓我保持內心平靜的地方工作，這也很重要。學法律的學生和律師經常會有心理健康和焦慮方面的問題。在很多公司里，人們的身心健康都會因為工作而受到嚴重損害。
這周五，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將舉辦一場虛擬畢業典禮，周六還會有一場線下典禮。不過我不會參加線下典禮。這一年對我來說太艱難了，我沒有心情開車到洛杉磯參加這次活動。我的很多同學都拿到了畢業禮服，但并不包括我。我只是很高興自己撐過了這一年。
疫情的最后9個月，甚至比最初一切都不明朗的時候還要艱難。我不知道自己是應該遠程工作，還是直接到公司的辦公室去上班。
我期待能夠到公司的辦公室去上班。我是一個內向的人。在疫情開始的時候，我很喜歡在家工作，打造我自己的辦公空間。不過后來我意識到，人作為一種社會性動物，還是需要面對面交流的。
貝蒂?瓦倫西亞，50歲
查普曼大學博士
我是6歲的時候從墨西哥城移民到美國的。去年12月，我在查普曼大學阿塔拉學院（Attallah College at Chapman University）拿到了領導力研究的博士學位。我很高興自己終于畢業了。我們將在8月舉辦畢業典禮。
在經歷了所有這一切后，我們這個班級展現了超常的堅韌。我們始終在一起，這就是我們班的故事。
我是從2015年9月開始讀博的。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震驚了我們所有人。當時我已經工作了，所以我是一名年齡偏大的學生。我來自傳媒背景，我很想更新自己的知識水平，特別是怎樣才可以當好一位領導者。
在此期間，我也參加過競選。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讓很多有色族裔的女性感到震驚。我本人也是一名有色族裔女性。我也想在某些社會問題上做出一些改變。所以2018年，我參加了奧蘭治市議會的競選。
當時議會有兩個席位開放競選，我在8個人中得票第3位。
現在，議會席位由5席增加到7席，其中有兩名拉美裔。我們所做的工作為這種改變鋪平了道路。雖然我們并沒有得到那個席位，但這正是我們所追求的改變。
我連高中都沒有畢業。我在駕照上寫了一句話：“從高中肄業到博士畢業”。我把所有業余時間都用來談論公共教育的公平問題。比如剛剛談到的社區變革，你總能夠在這些地方找到我。
現在你會叫我“瓦倫西亞博士”，那在我高中的時候，我絕對想不到會有這一天。
我白天還有一份工作要做，我是一家小型金融公司的運營副總裁，我在這家小公司工作得很開心，主要負責員工的技能和發展。雖然我不介意“培訓”這個詞，但我更喜歡“發展”。發展可以讓我們更上一層樓。
讀博也造就了今天的我。通過博士項目，我學會了“發聲”的重要性。比如說，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以及疫情期間，我都通過頻繁發聲來推動我們這個城市的一些邊界。這也有益于我作為一位政治領袖的發展。
有了這個博士學位，我才能夠談論那些通常不方便談起的問題，甚至是那些談起來讓人覺得不舒服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多讀書。我們必須熟練掌握自己的領域，才可以進入那些本來并非屬于我們的領域。
疫情改變了一切。在疫情爆發前，我們常說，我們要工作到某個年紀，然后退休，享受生活。但疫情動搖了這一切的基礎，也改變了我們這種“等到合適的時候再去做”的心態。
我有幾個朋友在疫情中失去了母親和兄弟姐妹。它讓我更加認識到，我必須有意識地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不能夠坐等退休，然后享受生活，我可不想就這樣等到65歲。我必須弄清楚，如何才可以更好地給予——而且是有意識地給予。這就是我未來幾年想要的生活方式。
我有時會在一些課上當客座講師，我經常告訴學生：“不要等到你們也50歲了，才想明白我現在想明白的事情。”（財富中文網）
譯者：樸成奎
“We built a world we don’t even want to live in. So now what?”
That was the title of Michelle Aboodi’s thesis for her MBA from Bard College. Aboodi, a former colleague, invited me to her presentation on Zoom a few days ago. As I listened to her urgent case for sustainability and why it must pervade all business practices, I wondered if her fellow classmates of 2021 shared the same frustration … and hope.
So I set out to interview graduates this week, of high school, college, and beyond. The Class of 2021 is forever defined and changed by the pandemic, and yet impressively clear on what they want out of work, life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Rather than summarize their thoughts, I think it’s best you hear directly from the next entrants of our workforce, the future they expect and the new world they are building.
Edited excerpts:
Mamunur Bhuiyan, 17
Brooklyn Technical High school
I turn 18 on May 21 and graduate in a month from Brooklyn Tech. I start at 8 and end at 11. Some days I end at 1:40 p.m. I’m in blended learning; one week, I go in three days and the other week, two days. It’s actually not as good as full school but better than just sitting at home. In in-person learning, the teacher gives you more.
My dream school was Penn State. I got in but it was very expensive. I put a lot of thought into it. It was $200k for four years. Buffalo, I got a scholarship, grants and it’s in-state tuition. They gave me an estimate and I am still waiting for the full financial aid but I think I will pay between $10 to $15k a year.
So I am go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Buffalo for aerospace engineering. It was expected I would go to college but I am the first in my immediate family to go college in the U.S. It was challenging and I asked my cousins for help on applications and the essay.
At Brooklyn Tech, we took a lot of college classes so it gives a head start on what you want to do. I took aerospace engineering. I took AP Physics and Principles of Engineering and I did pretty well. I got CTE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I play football and had a few D3 (division III) offers. With my focus on engineering, I knew I would not have that much time. STEM majors are a lot of work.
My dad wanted me to do engineering since I was a kid but he also said, “Do what you think will be best for you.
Sports were canceled this year. I was hoping there was going to be one last season so I was eating well, working out, conditioning. Coach had to break the news to us.
I am over that now. I just learned to move on. I had to put it in the past. Being sad about it isn’t going to do anything now.
I was born in Bangladesh and came here in first grade. Most of my family lives near me. After we all got vaccinated, it was a religious holiday a few days ago, and we got together. It was Eid. My mom’s uncle, who I was really close to, died of COVID in Bangladesh, and so did our family friend in Brooklyn.
My goal is to land as many internships as I can while I am in college. I plan to do my master’s. My dream job is to work for Boeing—that’s the goal. I just want to help out the company I work for as much as I can. I want a well-paying job to support my family and me. I also want to make sure I have enough time to give to my family of the future. That's the goal,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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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yssa Soto, 22
Rutgers University
Yesterday was graduation. It was virtual and a little underwhelming to be honest. I had a lot of family and friends to support me though.
I majored in communications with a specialization in leadership in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and a minor in theater arts.
The pandemic won't underline my entire college career. It did affect how I feel about school. Some professors did a wonderful job with the transition. Other professors told you to read the textbook and did not provide much information. It made me see what a pandemic can do to different people and how people respond to it.
Though it was difficult, there are some takeaways. I relied completely on myself to get my work done.
I commuted to college. I didn’t socialize enough and that’s kind of what college is for. Being deprived of seeing people made me realize I want to engage in more relationships and build stronger relationships, to be more outgoing and put myself out there.
I’ve tried recently to do more networking, whereas before I would go to the job fairs to try to look for jobs but now I am trying to build my personal network.
I was president of the Rutgers Salsa Club. Everything went virtual and with salsa, it’s a very social dance. It’s hard to sit through classes on Zoom; you have to be really motivated to do that. We were able to maintain 10 members, and I was proud to have that many people dedicating their time to learn.
It definitely takes a lot of motivation to run and be a part of the club in general. I had to keep my passion for the club. If I’m not going to be motivated and passionate about it, who is? You are letting down a whole group of peop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ome back every year and these are their best friends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So we hosted a few game nights and movie nights to keep that social aspect. People could mingle and share what they did for the day.
I have an internship secured starting June 14 with IPG Mediabrands. I will be doing strategy. There’s a big presentation at the end. If I do well in the position and the clients are pleased, it could lead to full time.
As of right now, it’s a virtual position. I don't know if that’s going to change. I would be very happy if it would. I think learning in person is easier and getting to mingle with coworkers helps.
We want employers to be understanding and flexible. My generation can be defined by this. It was easy to ignore what was happening behind the scenes at corporations. Over the last year, corporations have been put under the microscop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work for a corporation that cares for its people, that works hard o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that invests in their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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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ad Aladawi, 26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I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on May 9. It was not a normal in-person graduation. It was very quick and socially distant, but better than nothing. My focus in school was cybersecurity and the major was computer science. Before that, I did community college from Wilbur Wright College and transferred to UIC.
I came to the U.S. just six years ago. I’m from Syria originally. Back home I did two years of business. Because of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o Syria and my plan to move to the U.S., I had to start over. I did my high school in Syria—the one thing I was able to get credit for. When I came to the U.S. I didn't know any English. I took some ESL classes. Community college was the first place I went.
I was part of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ne Million Degrees, that works with community college students. I was an ambassador of the organization. An Accenture apprenticeship was one of the programs supported. I did not know what Accenture is and wanted to throw myself into any opportunity.
I joined, applied, went through the interview process and started my journey.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and basically puts you ahead of the game. Most of the students who just graduated, their next goal is to find a job. Three years ago, I already did my apprenticeship program and I already have three years of experience. I already have the plan for what I need to do, a master’s degree and maybe a PhD.
Recently, I sent an email to my leadership at Accenture and said thanks to all of them, they made it very possible for me to manage between work and school. I didn't know what was gonna happen. I had a goal in my mind and I just wanted to get to it no matter what.
During COVID, it was not easy. It was my last year at school, and COVID added more responsibility to me. My dad cannot work anymore. My sister changed her job because of COVID. I had to stay with my family longer, just to make sure they are okay. I was the person taking care of all of them. More challenge equals more motivation for me.
As someone coming from out of the country, I ask, “Will I be able to add value to the community here, the workplace, the school?” Anywhere I am, I want to add value and have people recognize my work.
For me, because I already have work experience for a few years, graduation is just something I need to move my education to the higher level. Education will never end. I don't want to stop 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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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lae Mirreza, 28
UCLA School of Law
It’s been very existential. I took a couple of years after I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o think about whether I wanted to go to law school so I’m slightly older than many of my classmates graduating this year.
I have a position lined up with a firm. Of course, I have to pass the bar first. It’s going to be virtual and videotaped. We’re not allowed to drink water. We’re not allowed to go to the bathroom. It’s six hours a day over two days.
This year feels so different than last year. When the pandemic started I wasn't prepared for what the end of my law school career would look like. It’s been a crazy three years of schooling.
My first month was the Brett Kavanaugh hearing. At the beginning of my second year, we had to cancel Business Associations class because there was a wildfire a mile away. There’s been government shutdowns, presidential impeachments, social unrest. So much has been happening. It’s hard to put into words. It’s hard to comprehend.
When the pandemic started, my dad said, “Pack your bags. You will be out of school for six months.”
I said, “Dad, that's crazy. It’s gonna be two weeks.”
I didn't want to spend the pandemic alone so I moved back to San Diego and have been living with my parents. Half my time of law school has been remote. My professors took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to it. I had professors who would actively bring up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I had other professors who purposefully did not bring it up in class. I don’t know the better approach.
When I applied in 2017, there was an uptick in law school applications because of who was in office. Like many of my peers, I was motivated to pursue a career where you can effect social change.
Three years later, I am now looking at a career in business, tax and estate planning. Part of it had to do with just wanting stability. I did not want to be at a job where I could only see myself working a year into it and being burned out or feeling so depressed by the cases I was handling. I really admire my classmates going into the public sector. I wanted a more straightforward path.
I ‘m hopeful. I really liked the people at my firm. When I was going through the job search process I came across some firms I found morally questionable. What I liked about this firm, they cared about who I was as a person. I’ll be working directly with people as opposed to just working for a large business.
I know this is maybe not the socially progressive position but being able to work somewhere where I would be able to maintain peace of mind feels important. Law students and lawyers are having a lot of problems with mental health and anxiety. At a lot of the firms, people would go in and work themselves to the point of losing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re’s a virtual ceremony on Friday and then there is an in-person walk on Saturday at UCLA. I will not be going to the in-person ceremony. It’s been such a tough year for me. I am not in that spirit where I wanted to drive up to L.A. Many of my classmates have gotten the graduation regalia. I am not among them. I am just grateful I have made it to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last nine months of the pandemic were harder than even the beginning when everything was unclear. I don't know whether I will be starting work remotely or immediately going into the office.
I’m looking forward to going into the office at some point. I am an introver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I liked the idea of being able to work from home and create my own space. I realize, though, I definitely need that community aspect of being in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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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riz (Betty) Valencia, 50
PhD from Chapman University
I came to this country when I was 6 from Mexico City. I finished my PhD in leadership studies in December from Attallah College at Chapman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Orange. I’m just so happy it’s over. We will walk in August.
The class we were in shows the resiliency of individuals in the midst of all this. We stayed with it. That’s really the story of our class.
I started in September 2015. The 2016 election shook us all up. I was already in my career, so I am an older student. I come from a communications background and I really wanted to make sure I updated myself. How could I be this better thing called a leader?
In the midst of that, I ran for office. 2016 jolted many of us women of color. I am a queer woman of color. I really intentionally wanted to focus on things I could make a difference in. I ran for city council in Orange in 2018.
I was the third vote getter out of eight people, for two seats.
Now, after the council went from five to seven members, there’s two Latinas. The work we did paved the way. We didn't get that seat but it was the change we were seeking.
I didn't graduate high school. My driver’s license says "GED2PhD." I dedicate all my extra time to speaking about public education equity. The change we are seeking in our communities, that’s where you will find me.
If I had thought you would call me Dr. Valencia … never before would I have thought this was possible in high school.
I have a day job. I’m the VP of operations for a small finance company. I’ve been very happy in a small company and work on skills and development. I don't mind the word training, but I prefer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takes us a step further.
The way this program shaped where I am today: I learned to develop this thing called voice in this leadership program.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of all this chaos, the 2016 election, COVID, I started to use it to push through some of these boundaries in our city. This has developed me more as a leader in politics.
I need a PhD to talk about issues that are often inconvenient and uncomfortable. We have to read more. We have to be more on top of our game to go into the places that were never designed with us in mind.
COVID changed everything. Pre-COVID, we said we’ll work until this age and then we’ll retire and we’ll enjoy life. COVID, as shocking as it was, it shook our entire foundation and changed our idea of “waiting till...”
I have friends who lost their mother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COVID. It sped up this idea that I need to start having meaningful, intentional actions.
We cannot sit here and keep waiting for the time to enjoy life. I’m not going to wait until I am 65. I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be giving—intentionally—that is how I want to live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 have.
I’ve been a guest speaker in classes and I always tell students, “Don't wait till you’re 50 to get to where I’m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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