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企業家面臨的10大法律風險
財富中文網
2020-09-24
在新冠肺炎疫情陰影下，2020年世界經濟已經不可避免地出現衰退。人們對經濟前景憂心忡忡。無論是歷史的經驗還是現實的教訓都提醒企業家們，越是在經濟環境復雜的情況下，越是要提高對法律風險的警惕，因為這是企業正常經營、企業家正常履職的前提和保障。
2019年，《財富》(中文版)與北京和昶律師事務所首次合作進行“中國企業家法律風險調查”，并發布了《2019中國企業家法律風險報告》。2020年，這一調查繼續進行，并形成了《2020中國企業家法律風險報告》，從宏觀與微觀以及正反兩面，提示企業管理者必須關注與避免的“十大法律風險”。
1. “不合規”是最基本的風險
所有的合規風險，說到底都是“人”的風險。如何通過合規計劃，讓企業中所有的人達成合規的共識，這是合規的出發點也是終點。有效的合規是外部環境與內部動力的有機結合，平等的外部市場、公平的法治環境、公司治理理念的提升，缺一不可，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2. 對風險的識別出現誤判本身就是風險
識別風險是合規的原點，整個合規體系都是基于此建立的。不同的行業、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可能面臨不同的風險。醫藥行業的商業賄賂、互聯網公司的個人信息保護、平臺公司的內容審查等，都是常見的風險點。
合規體系是建立在風險識別的基礎上，以誠信為價值取向，在發展中識別風險，通過企業內部舉報預警，外部行政監管積極糾錯，在這個過程中將企業的合規理念落實到實處，提升企業治理能力，才是真正的合規。
3. 公司章程：權益平衡、避免內斗
中國廣闊的市場成就了中國的企業。因為市場和人口紅利，使得中國企業早期管理比較粗放，更看重規模、利益等有形價值，相對忽略企業文化和制度等無形價值的建設。規則意識不強限制了企業的發展，也引發了公司的內部爭斗。內斗的癥結，某種程度上都是公司章程制定和執行的問題。
4. 股權配置：維護公司的“人合性”
股權的本質，從法律的意義而言，就是股東對公司的產權；從經營的角度而言，就是對公司的控制權。股權代表的既是權力和利益，也是責任和風險。所以，一個公司的股權設計反映了它的權力架構和精神特質，有什么樣的股東和股權就有什么樣的公司。好的股權配置相當于為公司架構了一個穩固的地基，對抗內部股東的人性之惡和外部資本的入侵。
5. 新《證券法》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責任與風險
2020年3月1日，新《證券法》正式實施，以全面推行注冊制為其核心內容。證券發行從核準制向注冊制轉變，投資決策由市場和投資者自主決定。將選擇權完全交給市場和投資者的前提是有充分的信息披露機制。
政府角色也從事前審核向事中、事后追責轉變，為了最終實現“寬進嚴管”的證券市場監督機制，新《證券法》進一步明確了以行政處罰為主干，以刑事追究為后盾，以民事賠償為補充的“三位一體”責任追究體系。
6. 信息時代的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
數據不僅是數字經濟的關鍵要素，也是信息時代重要的生產要素。在我國，數據安全更是被上升為與國家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
大部分企業對網絡、數據安全缺乏足夠的重視，也缺乏相應的責任感。企業對網絡技術依賴越多，接入的設備也多，在把數據作為生產資料使用的同時，也應當把數據作為生產資料保護，這是現代企業應當樹立的重要觀念。
同時，個人信息保護的浪潮將席卷一切領域，以萎縮產業為代價的個人信息保護不可取，以侵害個人信息權利為代價的行業發展也不會長久。個人信息保護與企業發展，是在更高價值層面上的統一，不是“零和游戲”。
7. 互聯網金融企業的創新與風險
借助信息科技技術，互聯網金融創造了一個更便利、高效、開放、惠民的新業態，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動力引擎。但是，有機遇就有挑戰，有創新就有風險。沒有征信和風控管理的加持，爆雷和被追刑責都不是意外。
8. 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下的平臺責任和風險
我國對網絡信息內容的治理是一個從無到有、不斷明晰的發展過程。即使平臺沒有直接實施或參與以上違法行為，只要違背其作為內容管理主體的責任，就可能被行政機關采取懲戒措施，以及被侵權對象追究民事賠償責任。并且，在行政監管收緊的同時，刑事法律風險也在加大。
9. 高利放貸及其衍生的法律風險
民間借貸以其靈活、簡便、多樣性，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銀行信貸的不足，解決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但是，資本逐利的本性、現有法律法規的粗疏，以及我國征信體系的缺失，使得民間借貸難免異化成普遍的高利貸，且經營性非法放貸、強勢討債、“套路貸”等都偏離了民間借貸的常態，滋生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也給企業家帶來法律風險。
10. 公共安全危機、安全生產與企業風險應對
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中，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全高于一切，為了防范極端情況的出現，法律尤其是刑法會成為特定政策執行的推動者。在日常情況下不執行某一政策，可能最多招致行政處罰，但是在有重大公共危機的特定情況下，可能引發刑事風險。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中，任何異化經營行為的效應都可能被放大，從而給企業招致嚴重的法律風險。
突發性公共危機是不可預計的低概率事件，安全生產事故則往往有因可循，危害巨大，嚴重的可能會演變為社會事件，更值得企業重視。
這十大法律風險，對于企業管理者來說，盡管并不是必然發生的確定風險，但是對他們來說，即便只是小概率事件，也足以影響他們本人以及其企業的未來，因此也就必須加以重視，在現實經營生產中加以規避。
在最新的調研數據中，我們看到了中國企業管理者對其有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的基本認知與防范意識，同時也能窺見中國企業通常采取的防范法律風險的手段和措施。我們還發現，隨著中國公司的迅猛發展和公司治理的不斷完善，以及新經濟樣態的出現與日漸成熟、新技術與既有企業業務的深度結合，在企業家規避法律風險方面也出現了新的情況，避免公司內部控制權之爭以及保證信息安全都成為企業管理者們開始關注的問題。
基于調研數據形成的《2020中國企業家法律風險報告》，通過對數據的分析，從企業家對其自身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的認知、預警以及應對等維度進行審視，對其有效預防和妥善處置法律風險的措施進行探究，盡可能繪制出完整的企業家法律風險圖譜。
以下為本次調研的部分核心發現：
合規體系建設仍是企業自我完善、自我保護的最核心措施。
調查數據顯示，98.8%的受訪對象報告其所在企業已經具有設立合規體系的多項措施，相比上年增長了2.8個百分點。有72%的受訪者表示其所在企業將“合規經營”作為公司目標，這一比例較2019年的調研增加了10個百分點，而堅守“合規”這一底線，是企業管理者規避法律風險的最低要求。許多企業將對合規的重視，貫徹到企業管理與經營的各個方面。
“獨立”是合規體系存在和發揮法律風險防范作用的基本前提。遺憾的是，對獨立性的重視程度還沒有表現得足夠強烈。
公司規模的大小在“有專門的合規部門(或人員)”這個議題上存在顯著差異，根據受訪者反饋的數據，56%的1,000人以上公司有專門的合規部門或人員，在1,000人以下的公司，這個比例只有24%。如果按照不同行業標準來看，銀行/金融業對專門的合規部門(或人員)的重視程度最高，貫徹意愿最強。在所有受訪者歸屬的行業中整體均值為34%的情況下，銀行/金融業對“專門的合規部門(或人員)”措施的實施比例達到60%，而最低的非金融服務業(文化/傳媒/娛樂)僅為19%。這體現了不同行業的風險對該企業以建設合規體系來規避的不同動力。
專業意見：
丁繼華 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副所長，全國企業合規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專家
近年來，各發達國家及國際組織開展了強化企業合規管理，防止企業不當行為。各國監管機構要求企業在內部建立有效的合規管理體系，對企業可能產生的不當行為開展自我預防、監督與應對，從而達到防止不當行為目的。事實上，從企業實踐來看，建立有效的合規管理體系可以增強企業的治理、風險管理與內控機制的有效性，提升形象，促進穩健經營。企業可以從組織、制度、機制與文化四個維度來建立有效的合規管理體系：健全合規管理組織體系；完備合規管理制度體系；完善合規管理運行機制；培育誠信合規文化的氛圍。
銀行/金融業常規上被認為日常運行中的管理經營風險更大
在調研數據中，這反映在該行業對員工行為的規范高度重視。在與這一話題相關的所有問題中，銀行/金融業受訪者給予正向反饋的比例最高。
無論是“制定合規手冊和員工行為準則”、“進行全面的合規培訓”、“對違規員工進行公開處罰”、“對舉報事項進行調查并公開處理”，還是“根據監管要求，不斷調整合規程序和流程”，銀行/金融業都遠高于各行業整體均值。
對服務對象信息的收集，應該遵循最小限度收集原則，銀行/金融業，恰恰是這一領域違法犯罪的高發區。
在個人信息與他人共享之前，獲得信息主體的授權，是共享行為合法的前提。
幾乎所有公司，對網絡安全與個人信息保護都已經予以關注。不同之處在于，不同的企業，關注的方式、方法、角度和程度有差異。
上市公司與超過1,000人的大公司對“應急預案”的重視程度要遠遠超過非上市公司和1,000人以下的公司。從經驗來看，上市公司數據安全問題往往會導致其在資本市場的表現，例如股價波動，市值受損。規模越大的企業，受數據安全的影響也越大，所以實現數據安全的防范措施也就越嚴密。調查數據顯示，73%的上市公司和69%的1,000人以上公司“對于系統漏洞、計算機病毒、網絡攻擊、網絡侵入、數據泄露等突發安全事件，公司有應急預案設計和處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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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股權配置已經受到企業管理者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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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股權配置決定了公司的權力結構。好的權力結構能夠讓公司快速、正確決策，壞的權力結構則讓股東陷入內部傾軋，輕則公司陷入僵局，重則一方身陷囹圄，公司也元氣大傷。
調研數據顯示，在“大股東與配偶簽訂婚內財產分配協議，排除離婚對股權歸屬和行使的影響”這一問題上，消費品行業的受訪者中有15%表示自己所屬企業對此已經加以重視，這一比例比整體均值高6個百分點。“關于股東能否對外轉讓股權，以及如何實現股權轉讓”，國有企業股東之間有明確約定的比例最高，為39%，民營企業最低，為31%；教育服務業在行業分類中，對此有規定的比例最高，超過50%，最低的為消費品行業，為24%。
通過《2020中國企業家法律風險報告》揭示的信息，我們可以發現，在強調以合規避免刑事法律風險之外，管理者和企業的誠信，本身就是商業的根基，只有打牢這個根基，企業才能基業長青，企業管理者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正如北京和昶律師事務所主任鄒佳銘所說的，“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行政處罰和刑罰固然能夠懲罰錯誤的行為，但是不能消除人性中的私欲、貪婪。而且處罰就像雙刃劍，在懲罰的同時一定會傷害社會的生產力，這又走到了它促進社會發展的反面。好的制度不一定是最快、最絕對的，但它用一套機制逐步培育一個透明、誠信的市場，遏制人性之惡?！保ㄘ敻恢形木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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