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蛋殼公寓興起之時，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大肆屯房，抬高了當地租金價格，而暴雷的時候因為涉及租客的信貸問題，險些釀成大規模群體事件，其教訓不得不防。

這個規范性文件中，比較引人注意的就是關于租金收取的規范：“單次收取租金的周期原則上不超過3個月，支付房屋權利人的租金原則上不高于收取承租人的租金。”一看這個條款，就知道是為了防止有蛋殼事件再次發生。尤其是還對住房租賃消費貸做了規定。

在市場供需關系正常，甚至是供大于需的時候，能“租上價”的房子都是因為特殊需求或者特殊優勢而存在的。
北上一線城市的租房暴雷一方面要更新法律，規范化市場，讓管理有據可執；另一方面，消費者寧愿直接花一年的費用租住高價房，除去便利性和這些中介平臺的服務以外，也是租房供需不對等的深刻體現。
離開中介平臺，租戶顯然是劣勢于業主的，因為自己的需求被拿捏的同時，還要和其他租戶去競爭購買，難免就會隱忍不平等的要求。審視中介平臺時不能只看到他們的盈利模式和追逐利潤的目的，而是要看到他們的社會意義，因為當租戶面向平臺時，有輿論和監管部門，而當租戶面向業主時，這些便都是“一言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