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在央視新聞《新聞一加一》欄目視頻連線時表示：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了，但是，大部分剛剛邁過中等收入門檻。這部分群體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脆弱的，一旦遇到外部的沖擊，這部分人受影響也最直接，包括對收入的影響、甚至對一部分人的就業也有影響，所以這部分人往往在體感上就更脆弱。

脆弱，只是專家的一種形象表述，或者說對中等收入群體整體實力的一種悲觀描述。同樣是中等收入群體，收入的實力是各不相同的。處于中等收入群體上限的居民，經濟實力是比較強的，消費能力也比較強，應對各種風險的能力也很強。反之，僅僅能與中等收入群體以外的人群相比，僅僅比那些低收入人群在生活上更具有保障性，而無法在消費方面實現自由化、率性化。

這也意味著，4億中等收入群體，仍處于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階段，處于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比重過大，上限附近的比重過小，中限的比重也明顯偏低。如果中等收入群體中，處于中上限的比重較高的話，不僅社會財富分配的“橄欖型”格局更加明顯，社會的穩定性更強，消費能力也更加充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就更有力。

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國內大循環，消費的作用極其作用。而消費的源泉來自哪，富人和窮人都不是主力，中等收入群體才是最主要的力量。只有把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潛力挖掘出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才能充分發揮。恰恰是，由于中等收入群體中接近下限的居民比重過大，消費的搖擺性也更明顯，任何因素的變化，都有可能對他們的消費信心、消費心理、消費動力產生影響。那么，對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與影響也就會很大。

而從疫情發生以來的情況看，雖然疫情已經得到全面控制，疫情對于經濟社會生活的影響也已經結束，但是，疫情對廣大居民的心理影響依然是比較大的。特別對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來說，影響更大。很多居民只能滿足于最基本的消費，而不敢更加積極的消費，導致消費的作用力受到比較大的影響。如果能夠不斷地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讓居民收入能夠向中等收入更高的區間轉移，大大增加中等收入中上限居民的比重，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會顯著增強。

事實也是，在中等收入群體中，收入水平較高與收入水平較低者之間，消費的信心是不一樣的，消費的動力也存在比較大的差距。處于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很多與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觀念判別不大，房貸、孩子上學、老人看病等，都是他們重點考慮的問題，也是收入分配的主要方面。為了這些方面的開支，他們可以無限地抑制其他方面的支出，導致消費很難有明顯改觀。相反，那些處于中等收入中上限附近的居民，在消費的理念和思路方面，就要開闊得多、感性得多，購物、旅游、健身、美容等，都會成為他們的重要選擇。消費的范圍也都從基本生活消費轉向一般消費、精神消費、健康消費、休閑消費、娛樂消費等方面，且消費的力度比較大。

也正因為如此，在強調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同時，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需要認真思考與解決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抓手，就是發展經濟、壯大實體經濟、做強制造業、維護好中小微企業的利益。房地產企業需要化解風險，城市建設也需要繼續展開，但是，這一切都不是主流，都不足以對居民消費發揮積極作用。居民只有就業充分，才能保證消費穩定，居民只有手中有錢，才能消費有信心。而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是解決居民就業最穩定、最堅實的基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只有發展實體經濟，中國的經濟才能穩健可靠，居民就業都有保障。否則，就會出現問題。就業沒有保障，哪來消費動力，怎么能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社會“橄欖型”格局又如何建立。只強調中等收入群體的人數，不強調中等收入人群的分布，是盲目的，教條的，是僵化思維的體現。中等收入群體不僅是滾動的，而且是流動的，是需要芝麻開花的。只有這樣，消費才能步步升級，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才能節節攀高。

每次說到統計概念中的收入，我都想起此前的一個笑話：A月收入1000，B月收入2萬，兩個人平均收入是1.05萬，這大致是嘲諷平均收入沒有實際的意義。
而這個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數據，恐怕對于不同城市的人，感觸也是不一樣的。一個人年入四五萬，放在北京恐怕就是低收入，但要是在低線城市，應該還算不錯。而對于不同類型的個體和家庭，那感受也是不一樣的。譬如在北京月入兩萬，但是還房貸就要一萬多，恐怕感受也不會太好。
這四億“中等收入群體”，大致是中國消費市場的中堅力量，但放在中國十四億人口的大盤子里面去看，這個群體還是太少了，因此這恐怕也是中國消費對經濟拉動能力無法像歐美那么高的一個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