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鎮銀行本身就是一種別扭的存在。2006年前后中國經濟正處于外需拉動制造業發展的最巔峰，農村人口和鄉鎮企業受惠于當時相對低端的制造加工，有了一定的融資需求和融資能力，這是村鎮銀行產生的時代背景。
2007年第一家村鎮銀行設立，兩三年之后，隨著次貸危機帶來全球貿易大退步以及國內經濟大規模刺激計劃的戛然而止，經濟增長從外貿轉成基建投資和地產投資，發展的機會和人員的流動向城市集中，城市中的城投企業又成為地方投融資的主要載體，金融資源流動也隨之向城市集中，村鎮銀行存在發展的大背景已然變遷，在實際經營中其在負債端就面臨不少的攬儲壓力。
但互聯網金融發展和線上融資的出現，使得村鎮銀行陰差陽錯的獲得了擴大負債的機會，特別是P2P爆雷，使得不聰明的資金在高利息的誘惑下流向了村鎮銀行。
但在資產端，村鎮銀行的治理能力和封控能力不足的問題卻被無限放大了。村鎮銀行服務的是縣域經濟，而GDP超過千億元的“縣”屈指可數只有43個，哪有那么多優質企業和個人能夠在村鎮里被篩選出來，并形成優質信貸客戶呢？沒有的。這使得村鎮銀行天然的被打上信貸扭曲烙印。
根據銀保監會統計，2018年以來已經處置的村鎮銀行不良貸款規模達2.6萬億，超過以往10年總和。同時，超過1600家村鎮銀行的資產總計才只有1.9萬億。公開統計中村鎮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只有4%，以4%的不良率就能在短短4年的時間里形成這么多不良貸款嗎？現有村鎮銀行資產的風險敞口又有多大？
當然，不否認有村鎮銀行能夠發揮優勢，足以做到金融服務的下沉并良性發展，但尾部村鎮銀行的信用風險或許已經頗為嚴重了。特別是當前疫情沖擊、經濟下行、融資疲弱，村鎮銀行風險或許將持續暴露，希望不要因此再出現一波“金融難民”。

2012年12月份，當時還是報社記者的我曾經報道過中銀富登1.2億詐騙案，這也是村鎮銀行在截至當時的6年歷史中出現的首例案件，受到廣泛關注，村鎮銀行在快速擴張中管理人才匱乏和內控缺失的問題亦凸顯。以下是那篇報道的內容，從中可窺村鎮銀行在過去這十年發展歷程中潛在的風險隱患：

“事發后我們全行上下都在加強內控機制的建設，包括一些以前看來是常識性的問題現在也要寫到正式的規章制度中，力圖堵住每個漏洞。”中銀富登一位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

他同時坦承，管理人才的缺口仍然是村鎮銀行在擴張中面臨的一大難題，尤其是既熟悉當地情況又有風險管理經驗的人才很難招到，目前還有很大的人才缺口；行長之類的職位可從中行派過來，似乎容易解決一些，但又面臨上述涉案行長所帶來的歷史遺留問題的挑戰。

“村鎮銀行高管多由主發起行派出，自然精兵強將是不可能外流的，這或許是此次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中銀富登的模式和業務比很多村鎮銀行都要好，但偏偏出事，不管對它自身還是對其它村鎮銀行都是一個警示。這對監管層也是一個提醒，是不是要鼓勵大家都跨省設立村鎮銀行，審批上可能會有些收緊。”一位接近監管層的人士稱。

內控漏洞

據新京報報道，厲明忠去年出任湖北省谷城縣中銀富登村鎮銀行行長后，利用村鎮銀行為民間借貸提供擔保；投資陶瓷廠遭虧損，又通過高息借款等方式籌集資金；涉嫌偽造理財產品進行合同詐騙。民間保守統計，受害者達上百人，涉案金額達1.2億元。

但如果細查上述涉案行長的過往經歷，會發現他的一些涉案行為在此前任職于中行期間就已存在。知情人士透露，出任谷城中銀富登村鎮銀行行長之前，他在襄陽市城區中國銀行任職，但不是行長職位，而擔任谷城行行長可能為他延續此前的行為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我們很多行的行長都是中行派過來或從其他行挖來的，不可能對他的過往都了解得那么清楚，這次事件雖然不能說和中銀富登完全沒有關系，但確實更多的是歷史遺留問題。”上述中銀富登人士稱。

其實，幾乎所有村鎮銀行都面臨這一問題。上述接近監管層的人士稱，由于村鎮銀行是新生事物，社會認知度較低、經營規模較小。而且多設立在比較偏遠或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在欠發達地區工作的具備條件的高素質人才相比之下更愿意選擇收入穩定、營業網點多、有國家背景的金融部門，村鎮銀行吸納人才困難，不得不依賴于母行的支持。

“一些村鎮銀行的風控體系可能由母行搬來，不適于村鎮銀行，而村鎮銀行自身內部控制流程過于簡化，以致漏洞較多，讓不法之徒有機可乘。”該人士稱。

他表示，“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可謂高度概括了村鎮銀行的管理體制。由五六個人組成的部門，一個部門經理身兼數職，再加上從當地招聘的一些幾乎沒有銀行從業經歷和本科以下層次的人員，勢必使相互制衡、相互約束的經營管理機制流于形式，加大了操作風險。

公司治理的不健全更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某農信聯社出臺的《關于農村信用社發起設立村鎮銀行的指導意見》中甚至規定：“(農信社發起設立的)村鎮銀行不能擅自向社會公開招聘員工，中層管理人員及員工應主要來自于出資發起的農村信用社系統，數量不低于村鎮銀行員工總數的80%。”

受限于這一規定，相關村鎮銀行高級管理層全部由主發起行上級單位，即省聯社指派人員組成，基層員工中除新招聘的大學生以外也都來自農信社系統，其他股東均未派員參與該村鎮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了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這種狀況，既不利于公司治理和有效制衡，也不利于村鎮銀行吸引其他銀行業機構的優秀人才來提升經營管理水平。”該人士稱。

審批收緊

作為監管層力推的一項支農舉措，村鎮銀行走過近六年。自2007年3月第一家村鎮銀行——四川儀隴惠民村鎮銀行成立以來，截至2012年9月底，我國已組建799家村鎮銀行。

不過，今年以來村鎮銀行的設立速度明顯放慢。去年底村鎮銀行數量為726家，意味著今年前9個月新設73家村鎮銀行，而去年全年新設達269家。

“我們還有幾十家村鎮銀行的設立申請等待批準，好幾個月前就上報了，可能是在掛鉤計劃上還有一些問題，相關方面對于哪些地方是百強縣或者國家級貧困縣還有一些分歧。”上述中銀富登人士稱。

今年7月，銀監會下發《關于銀行業金融機構發起設立村鎮銀行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通知)，明確提出要對擬發起設立村鎮銀行的銀行業金融機構(下稱“申請人”)設立村鎮銀行實施區域“掛鉤”原則，即監管機構優先支持申請人在西部省份集中發起設立多家村鎮銀行，在省份布局上，“如在東部省份設立村鎮銀行，則西部省份個數不應少于東部。”

在地點布局上，至少應按照全國百強縣與國定貧困縣1：2比例掛鉤，或與西部地區一般縣(市)1：4比例掛鉤執行；東部地區一般縣(市)與國定貧困縣1：1比例掛鉤，或與西部地區一般縣(市)比例掛鉤執行。

“東西部掛鉤的規定原則上沒有放松，但掛鉤得很不到位。從現在真正意義上的西部地區的村鎮銀行數量和質量上就可以看出來，有條件的地方都在跑政策，爭取同等西部地區待遇。掛鉤就是拉郎配，有太多漏洞可以鉆。”一位股份行發起的村鎮銀行人士稱。

監管層亦在考慮調整村鎮銀行的發展思路，可能更傾向于讓本省的銀行設立村鎮銀行，村鎮銀行申請審批已經收緊。“最近有幾家銀行申請在北京設立村鎮銀行，但北京局沒有通過。一方面是北京的金融服務密集度應該不再需要設立更多村鎮銀行了，另一方面一些銀行在北京設立的村鎮銀行不務正業，并不是真正在做支農支小的業務。”該人士表示。

他還透露，城商行跨省設立村鎮銀行的難度也比以前大了許多，只有農字頭的銀行獲批的可能性較大一些。

一個預測是，馬上針對全國村鎮銀行的檢查和治理整頓將會開展，之后有可能會有更多類似消息爆出。

但是村鎮銀行顯然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全部關停或取消，因為從村鎮銀行獲準設立，以及十幾年的金融實踐，已經從理論上和具體操作中被證實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不過村鎮銀行模式或體系的先天不足并沒能在過去10幾年中逐漸補足，反而因為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題被放大，如文中所言，其地域局限，攬儲的難度和風險等，都構成了對其自身健康發展的隱患。

現在首要工作應該是排查風險，加強監管，同時研究和提出村鎮銀行的發展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