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6月16日在鳳凰網財經（夏季）云峰會上建議，在當前的內地房地產發展模式下，政府應該從土地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為代金券（可稱購房券）給一些需要幫助買樓的人。他認為，樓價的上漲是經濟繁榮的標志，因此不應限制樓價上漲，但樓價的過快上漲會給低收入人群造成買房困難，政府應該從土地收入中拿出一小部分補貼或者轉移給買房困難者。張五常說“中國鬧市新樓盤樓價九成以上是地價，建議某些市民政府要少收一點地價”。作為制度經濟學大家，張五常教授的說法咋一看確實無懈可擊，在邏輯上貌似也是成立的。可是稍作思量，就會發現他的說法不但存在著邏輯上的巨大BUG,更不要說在現實中有可能更會謬以千里了。

當香港的房地產模式在改革開放初期被引入內地以后，房地產市場化推動樓市爆發出了極大的供給能力，在短短的幾十年里徹底改變了中國內地住房的絕對短缺問題，且以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金融支持了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發展的日新月異與飛速進步，讓中國光鮮亮麗的城市面貌和卓越的基礎設施硬件成為世界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跡。房地產香港模式的核心是政府壟斷土地出讓和價高者得的競爭機制，這必然也就導致了政府對于更多的土地出讓金的追求與地價和樓價輪番上漲之下緊湊型、高密度的城市形態。

香港模式被引入內地，除了土地出讓的政府壟斷與價高者得的競爭機制之外，金融牌照和價格管治所支持的銀根同時也被緊握于政府手中，自然也就讓房地產很快成為稅收之外政府攫取社會財富的最大利器。如此一來，在讓房地產演變成一種全社會無法躲避的變相稅收和社會經濟運行的底層成本的同時，也成為政府收入最重要的來源之一和支持經濟發展強政府模式的主要支柱之一。

在房地產成為第二稅收和第二財政，政府同時控制著地根和銀根，且有著無限推高地價房價機制而政府又無法推卸國民住房保障責任的情況下，以類轉移支付的方式來解決一部分買不起房的國民的住房保障問題，在基本邏輯和公共財政倫理上也是成立的。這也就是多年來經濟適用房、共有產權房、租賃性保障住房等層出不窮且政策力度逐步加大的原因所在。
但是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城市發展觀和以上級考核為導向的政績觀，必然會讓更多的財力和稅收資源導向以產業培育為核心和以市政建設為表象的城市發展上，其結果自然也就造成了中國內地城市化進程中特有的土地城市化超過人口城市化的現象，以及城市政府在不斷推高土地財政收入的同時卻并無內在動力將更多的財政資源投向住房保障方面的問題。如此一來，自然也就讓張五常教授所倡導的以類轉移支付的形式來解決低收入人群買房置業的建議，成了無本之木與無源之水了。

另外，在土地須先轉為國有、政府壟斷土地出讓和價高者得的競爭機制下，如何利用市場機制創造更多的賣地收入和保持土地財政收入的可持續性，自然就成為各地涉及土地財政部門的核心課題。至于政治倫理上的限制地價以限制房價的訴求，在市場邏輯上實際上也是不成立的。因為樓價是基于供需關系而形成的，樓價與地價并無直接關系，并非地價低一些樓價就必然低一些，以為地價降了就會樓價也降，純屬計劃經濟思維的一種幻象而已。而對于樓價的限制更是對于市場機制的粗暴踐踏，只不過是在為了攫取更高的土地出讓收入，在嚴格控制土地出讓數量和節奏的同時，又不愿意承擔推升樓價責任的耍賴作法而已。期望少收地價來降樓價的想法出自張五常教授之口，確實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現有城市發展模式和房地產發展模式與機制之下，必然造成對于更高的土地出讓收入的追求，而如何更多更貴地賣出土地以獲取賣地收入來支持城市發展才是各地政府的第一要義。對于作為國有資產地國有土地出讓少受一些地價，顯然也存在國有資產流失地風險，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和無法承擔的責任。因此，張五常教授少收一些地價的建議，顯然是只限于道德層面的樸素想法，而對于作為利益中人且高度參與土地市場和樓市并期望攫取最大利益的地方政府而言，顯然也是不現實的，更是不符合現實邏輯的。

始終成長和受教育于萬惡的資本主義環境之下的張五常教授，對于市場經濟，尤其是制度經濟學有著開創性的研究，甚至為了深入研究而親自實踐的《賣橘者言》更是至今讀來依然膾炙人口，另外張五常教授也曾貴為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的重要建言者與見證者。可是張五常教授可能并不充分了解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與泛市場經濟的差別，此次確實是以好心，卻為內地房地產行業的發展開出了錯誤的藥方。

據業內人士測算，新房售價成本構成，真正占大頭的是土地成本，一般占單價的60%-70%，而原材料、建安、人力、管理等費用其實占比比較小。所以，過去20年，房價上漲主要來源于地價的推動。所以張五常提出拿出地價一部分補貼購房者情理具在。

從去年起，主管部門實行集中供地新規對房企拿地資金有了新要求，同時對土地溢價限制最高不超過15%，所以流拍+底價成交成為了主流。今年以來越來越多城市穩樓市，調低土地出讓條件，很多城市的地價比兩三年前還低。房地產市場抵迷，影響人們購房熱情的，除了“房住不炒”，還有房產稅的預期，多房者待價出手，加之人口出生率降低，老齡化導致購房減弱。國家和地方出臺鼓勵地產業復蘇政策很多，但是終究還是靠市場供需調節。如果按張五常提出的建議，國家提供購房券給剛需者，可以看做是住房上的“精準扶貧”，當然地產商也要出點血，原來早拿的地，成本其實是非常低的，早已賺得盆滿缽滿，剩下的房源拿出一部分配合“精準扶貧”也未嘗不可。如此讓共同富裕計劃對剛需者在住房上得到扶持。當然想法雖好，操作起來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張老師，你不怕被禁言么

張五常雖然經常以語不驚人死不休引來爭議，但他的這句話的確倒出了中國土地財政模式的頑疾…

張五常是兩岸三地著名的經濟學家，產權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被稱為將自由經濟帶到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家之一，以《佃農理論》和《蜜蜂的神話》兩篇文章享譽學術界。張五常于1988年引薦弗里德曼會見高層領導人，被視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推行市場經濟的重要功臣之一。
張五常目前年事已高，已經很少能看到張老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了，此次出來講話主題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房地產。張老提到的核心觀點是中國鬧市新樓盤樓價九成以上是地價，并建議某些市民政府要少收一點地價。
房地產行業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地區都與經濟、民生、金融深度捆綁，世界上大部分金融危機或多或少都與房地產的有關，解決住房問題關系到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與長治久安。張老提到的現實情況在香港與大陸都很嚴峻，也就是土地出讓金占整個房價的比重過高，導致房價居高不下。土地出讓金又與地方財政深度勾連，土地財政導致地價居高不下。張老還提到房地產會導致財富差距加大，引發社會的不穩定。因此，無論是從共同富裕的角度來說，還是從滿足某些底層民眾居者有其屋的美好愿景出發，政府都需要對最貧困的部分人減少土地出讓金的收取，這也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做的，也是對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最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