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內經濟發展令人擔憂，人們關于經濟政策的討論日益增多。以下是一位在銀行工作的朋友有感而發：

2021年度，政策對房地產業的大清算，對無序資本的大審判，都意味著各項政策的出臺并不再簡單的圍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進一步強化一致向核心看齊的局面，政策及輿論環境螺旋向左愈演愈烈，中美關系深度變局，改革與開放面臨嚴峻挑戰。在這個政治三峽的水流湍急時間，經濟想要獲得高質量的平穩發展變得日益困難。


進入2022年，深圳、廣州、上海、北京四大核心城市相繼遭受疫情襲擊，尤其是上海（長三角）疫情的嚴重程度及封控涉及面前所未有。在俄烏沖突、中美競爭引發的全球化嚴重倒退、能源及食品價格暴漲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同時（陸續）遭受了三駕馬車減速的打擊，投資巨量萎縮（以房地產投資銳減為典型代表）、出口訂單量銳減（境外疫情管控放松，政治環境更寬松，供應鏈更穩定，訂單可能永久性流失）、消費嚴重不足（一方面是嚴厲的封城措施導致無法消費；另一方面是房地產行業及互聯網巨頭裁員、國家公務員國有企業降薪、小微型私營企業主體的隱形倒閉等導致失業率顯著提高，未失業的收入銳減，居民口袋沒錢消費），經濟增長壓力前所未有。

政府反映速度不可謂不快，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陸續出臺，包括推行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水平，激活政府平臺融資功能，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重新為平臺企業發聲，加大出口支出力度等，這其中力度最大、組合拳最多的政策是給房地產行業松綁（夜壺總是在尿急時才被想起），曾經緊箍咒上得多快多緊現在就解得多快多松（最能體現政策傲慢及愚蠢的領域）。但是個人并不贊同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抓瞎式政策，顯得隨意又沒遠見。

當下中國經濟的結構，以及未來想發展的方向，想達到的高度，決定了現在不應該只是去2008年工具箱翻找各種舊工具。目前在工具箱里翻找出的核心工具還是凱恩斯那套工具——投資拉動，于是各種大型基礎設施基建項目開始匆忙上馬，在高鐵密度已經很高的情況下繼續修建高鐵，甚至在各省準備開始為中小型城市修建機場。殊不知這些邊際效用遞減的基礎設施也造成了土地、資金等大量浪費。5月23日，國常會推出6個方面33措施穩經濟，被媒體提到最多的是在更多行業實施存量和增量全額留抵稅。在稅收方面進行改革，輕稅負一直是本人極力主張的政策方向，但國常會開出的這個藥方更多的是急救藥方，是階段性的救急措施，不是常態化的制度安排。這種階段性措施在時點上對市場主體有幫助，但同時帶來的副作用是加大經濟波動。這種臨時出臺的各種各樣的措施，說好聽點是政策機制靈活，說不好聽點是朝令夕改，政策連續性無保障導致企業無法合理預期，最終加大企業經營波動風險。要想經濟保持長久的高質量增長，長期降低增值稅比率（減輕企業經營成本）、降低企業所得稅（繼續提高中國吸引外商投資的能力）、繼續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基礎消費能力）勢在必行。降低稅率形成的財政資金缺口可通過政府較少重復的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抵扣。

當然，相對于這些具體措施的推行，要想長期強身健體，中國更需要的是（真）改革與（真）開放。經濟改革應該且只應該有一個方向那就是真正市場化（這里面一定程度上暗含了減少政治及政策干預），更重要的，比起改革（制度相對來說已經很不錯了），中國經濟更需要真開放。開放首先是雙向的，不是偏國內大循環而忽視國際大循環。其次，開放的內核不應該只包含貿易，更應該開放的是人的開放（允許交流與討論）、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和新興產業技術的開放（繼續吸引全球優秀企業來中國投資的政策導向不應該逆轉，而應該繼續積極鼓勵，外商企業也是市場主體，也創造需求，也創造就業，也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后，我們擁有“四個自信”，在開放上也應該更加自信，自信的人應該無懼討論與交流，應該主動迎接挑戰。

俄烏沖突后的全球政治經濟環境變化是蘇聯解體以來全球最大的事件，俄羅斯的戰力值低且消耗嚴重，中國很快（快到可能要用季度來預判）將迎來真正的中美競爭（對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來了，中國需要大智慧完成全面（尤其是經濟、科技）的升級，在小事情上不必過于計較，繼續堅持（真）“改革開放”，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好的表述應該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才能真正體現中國的戰略定力。

當奧秘克戎病毒在上海和北京等地露出獠牙之前，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宏觀經濟增長目標是5.5%左右。現在來看，維系這樣一個GDP增速目標不僅艱難，亦無必要。

疫情擴散以及疫情防控措施下的經濟活動停擺，使得實現5%以上的增速目標非常困難。

對于近些年經濟增速的預判，我有一個相對簡單的估算公式，即GDP基準增速（季度累計）大體等于0.17倍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0.3倍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速、0.05倍的出口增速與常數項1.7之和，前面三項分別對應于支出法統計GDP的投資、消費與凈出口，后面的常數項對應著因技術效率提高，或內卷下的勞動投入強度提高等其他因素帶來的增長。

從當前1至4月的宏觀統計來看，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為6.8%、社零額累計同比為-0.2%，出口金額累計同比為12.5%。上述各項，分別由于房地產市場持續深度下滑、消費活動暫停與消費意愿降低、海外經濟體放松管控下的生產修復，而分別承受較大的增速下滑壓力。

當然通過加快專項債發行等措施可以拉動基建投資繼續上行，疫情也有可能在6月份就有所緩解，總之，考慮到或正或反的各項因素，假設到6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能夠恢復到7%以上，社零額增速能夠由負轉正至1%，出口依然能夠保持10%以上的較高增速，二季度我國的GDP增速（從累計增速換算至當季同比）也僅有2.3%左右。

這樣，一二季度的GDP當季增速分別為4.8%與2.3%，那么三四季度的平均GDP增速要達到6.5%，才能使得全年增速達到5%。如果要達到全年GDP增長5.5%，那么三四季度的平均增速要達到7.3%左右。

可是，無論是6.5%還是7.3%，都已經大大超過了當前的潛在經濟增速，也超過了2019年沒有疫情管制、沒有地產塌陷、沒有消費低迷、沒有資本抑制之時的當季增速，這顯然是一個極難完成的任務。

更進一步的看，當前將宏觀經濟增速較快拉回到5%的手段無非是繼續擴張基建，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并且房地產投資能夠保持正數、制造業投資增速不出現下滑，如果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當前的6.8%左右提高至全年10%，約對應著2萬億左右的新增基建投資支出，可以大體拉動GDP增速上升2個百分點左右，以達到5.5%左右的增速目標。

看上去，2萬億元支出相比于2008年出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還少上一半，似乎并不難。但應當看到，4萬億投資計劃并非是當年一年的投資計劃，而是2至3年內的總體投資計劃，且當時基建設施還存在顯著短板、不缺項目。同時房地產市場的火熱也支撐了地方的項目建設，2010年二季度房地產投資累計同比超過了38%。當前看，即便能籌備出2萬億資金，或許也已經沒有那么多新增重大項目，能夠在一年內消耗掉如此大規模的支出了。

另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對于經濟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卻是在減弱的。理解這一點并不難，十五年前的修路架橋與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是相輔相成的，基礎設施的建設能夠帶來產業、能夠帶來就業、能夠帶來房產消費和稅收，因國有資本的加快支出，推動了經濟增長的供需循環，最終擴大了企業的市場機會，還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而在城市化進程已然顯著放緩的背景下，繼續“筑巢引鳳”的空間已經不多了，巢筑的越大越豪華往往只能徒增成本、內部消化，除了基建本身計入GDP之外，并不能帶來新增人口的流入，并沒有創造新的產業發展機會和就業機會，甚至也不能帶來房地產消費的回暖，投資支出的乘數效應因此也就大大降低了。

這不僅意味著，為了撬動宏觀增長需要更大規模的投資刺激，基建部門需要自我消耗掉越來越多的金融資源，從而加速形成金融債務風險累積，并且使得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之間的失衡更加嚴峻。這還意味著，基礎設施的拉動效應越來越和居民的日常生活脫節，帶來的增長紅利也越來越難惠及社會中低層。

如此來看，以一種并不“經濟”的方式來強行實現一個頗有難度的宏觀增速目標，并非是一個合意的選擇。

疫情蔓延至今已有三年了。其實從2021年一季度開始，我們的宏觀經濟就呈現出宏觀增速強反彈、微觀主體弱修復的顯著特征，新一輪的奧秘克戎病毒擴散則進一步加劇了微觀主體的疲弱，要知道，本輪病毒擴散速度遠快于2020，所波及到的人口規模遠大于2020，所涉及到的封控地區數量遠高于2020。

因此當務之急，或許并非是所謂穩定宏觀大盤，而是能夠為微觀主體持續紓困：規模達到歷史新高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如何緩解？如何扭轉居民的預期走弱和謹慎性儲蓄，讓他們能夠消費愿意消費？住宿餐飲零售、貨運倉儲航空、文體娛樂旅游，這些受疫情管控影響付出較大代價的行業及其職員如何能夠度過如此“寒冬”？即便已經出臺了包括退稅減稅在內的財政政策，以及加大普惠金融在內的貨幣政策，可是這些政策只有在企業持續經營、擁有現金流的狀況下才有效，而如何救助那些管制之下無法營業、失去現金流，甚至已經退出市場的中小微企業？

上述這些問題的產生和解決，并不是僅靠逆周期經濟政策以及GDP統計的反彈就能予以對沖的，卻遠比當前的宏觀統計更為基本。而一旦能夠將政策注意力放在如何紓困微觀主體身上，就能夠對如何協調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穩定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文章標題中透露的“關鍵詞”：穩經濟，緊迫感，經濟回歸。其中，穩經濟仍然排在了首位，特別是，穩經濟與緊迫感連在了一起，表明穩經濟的任務十萬火急、形勢極為嚴峻，其難度甚至空前。另一個重要的話題是“努力推動經濟回歸正常軌道”，其實，影響這個話題的當務之急是“清零政策"的立竿見影，而這與資金多寡的邏輯關系密切程度不大。

穩經濟的緊迫感是個“好東西”。對癥才能下藥，經濟不穩給一些人 導致的危機感和恐懼可能前所未見，譬如，最近，歐盟中國商會與羅蘭貝格(Roland Berger)聯合發布了中國疫情防控政策和俄烏戰爭對歐洲在華企業影響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為控制一切所采取的嚴格防控措施，導致23%的受訪企業考慮將現有或計劃中的對華投資轉移到其他市場，為十年來最高值，與2022年初相比增加了一倍。92%的受訪企業稱，業務受到港口關閉、公路貨運量下降和海運成本上升的不利影響。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訪企業表示，它們預計今年的收入將下降10%。近日，中國商務部發言人稱，4月以來，受內外部多重因素影響，進出口增速有所回落，外貿形勢復雜嚴峻。毋庸諱言，由于俄烏局勢、國內疫情和供應鏈不暢等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一些外資企業暫時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是現實的。

近日，中央指出："受新一輪疫情、國際局勢變化等超預期因素影響，3月份以來特別是4月份部分經濟指標明顯轉弱，一些重點地區更為突出，物流不暢，部分行業和企業困難加劇，經濟新的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任何企業及個人，都應該從中看明白一些問題。

就業壓力加劇，未來令人擔憂。受疫情和封控措施的影響，中國的失業率確實在不斷上升。中國國際統計局本周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4月份的失業率升至6.1％，創2020年3月以來新高；年輕人就業承壓突出，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18.2%，創歷史新高。外界估計，在即將到來的畢業季，青年失業率恐更加嚴重。

中國"動態清零""為中國發展創造了一個更健康、安全、穩定的環境，同時也造福世界，一個現實問題是，也為世界經濟帶來了更大確定性。"

總之，“過難關”的難度很大，有時，需要通過“人努力、天幫忙”才可以實現目標。當前，尚不是輕言必然會戰勝“困難”的時候，我們要通過浴血奮戰，才會排除萬難，爭取勝利。

最近這幾次國常會，基本上主要內容都集中在疫情時期對企業精準扶持，定點紓困，紓困措施包括并不僅限于推進復工復產、減稅、退稅、增加融資和貸款方面的傾斜等等， 而刺激消費也越來越成為了議程上的重點內容，并出臺了相關的配套措施。

不過，在各地疫情封控都在加碼的情況下，人員流動越來越少，上海市民大部分依然因為疫情被困在家里，北京市民也開始了居家生活，這對消費的打擊可能是致命的，而消費一旦萎縮，再恢復的難度很大，光靠刺激政策能否奏效，并不好說。

2022年4月19日以來，人民幣匯率一改此前偏強格局轉為快速貶值，成為資本市場聚焦所在。我們傾向于認為，年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進一步走貶的空間已較有限。今年末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上限或在6.85左右，年內最高值有可能突破這一水平，但“7”這個關鍵點仍然較難突破。事實上， 在5月23日國常會進一步部署穩經濟一攬子措施后，在岸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晚間最高升至6.645，也許就是一個不期而至的“預演”。

一、 美元角度：進一步上沖的動能較為有限。美元指數自今年2月以來加速攀升，是本輪人民幣匯率急貶的重要催化因素。其主要受到兩方面因素驅動：一是，俄烏沖突后，美元的避險屬性凸顯；二是，俄烏沖突影響下，美國的經濟基本面相對歐洲和日本更具韌性。我們認為，盡管目前美元強勢的基礎沒有發生變化，但驅動美元進一步上沖的動能已經不強：一方面，日元創下近20年新低之后，日元貶值對美元指數的推升作用面臨衰減；另一方面，市場對歐洲經濟的悲觀預期或難進一步發酵，歐央行與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松緊差”將面臨收窄，歐元進一步貶值的空間也已有限。

二、 基本面角度：中國經濟已過“至暗時刻”。1、今年4月中旬以來，我國本土新增確診病例和無癥狀感染者數量見頂回落，疫情對交通物流和產業供應鏈的沖擊已逐步趨于緩和。2、越來越多的房地產“松綁”政策已在路上。5月20日5年期以上LPR降低15bp，為LPR改革以來最大降幅。后續房地產貸款利率將呈現更大幅度的回落，這對于提振房地產銷售、穩定房地產投資將發揮關鍵性作用。3、2022年以來，財政政策在逆周期調節中發揮支柱性作用，“靠前發力”的特征非常突出。今年三季度在地方專項債完成大部分發行、留抵退稅紅利充分釋放后，有較大的可能性推出特別國債，更“擲地有聲”地支持重點項目、刺激消費復蘇。

三、 貨幣政策分化的角度：輸入性通脹的掣肘增強。與2021年相比，中國當前面臨的輸入性通脹壓力未變，但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從顯著的平抑作用轉為了同樣顯著的助推作用（我們估算人民幣匯率貶值可能對今年6月及以后的PPI同比產生3個百分點左右的推動），這將明顯減緩中國PPI回落的速度，且在糧價、價格傳導和新一輪豬周期影響下，下半年CPI同比運行區間或將升高至3%左右。這將使中國貨幣政策的掣肘增強，限制中美貨幣政策分化的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人民幣貶值壓力。

四、 政策調控的角度：年內人民幣貶值的上限已近。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匯改以來，以年度尺度衡量人民幣升貶幅度其實有一定邊界。在岸人民幣貶值幅度最大的是2016年，貶值了7%；振幅最大的是2018年，振幅達到11.3%。若按這兩個最大值計算，今年末人民幣匯率對應在6.82，年內貶值的頂部則在7.02。但我們傾向于認為，今年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振幅很難達到2018年水平，從而年內“破7”的可能性實際上比較小。

中華崛起
乾 元亨利貞，九四 或躍在淵 無咎。子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預及時也，故無咎。”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五眼聯盟圍追堵截，如果不是疫情、俄烏沖突以及連帶引起的歐美社會內部沖突加劇，刀恐怕早已架在我們脖子上了。當然，美國及歐洲的民粹的進一步激化，也在當前加速了美國步步緊逼的緊迫度。另一方面，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到當前階段，已經完全無法彌合權貴階級和中下階級的利益鴻溝（英國、德國這一塊其實做的比較務實），政府實質上被權貴資本主義綁架，出臺的民生政策也是短期的應急策略，這段鴻溝之后只會越來越大，因為要照顧到中下廣泛人民的利益就必須拿富裕、權貴階層的利益來“再分配”，或是薅世界的羊毛；但是從現在看來，兩條路都走不通。回到東亞，美國剛剛全面啟動了印太戰略，目的非常明確，打算把戰火引到東亞大陸。加之疫情的不確定（動機、發展、后續），生物安全迫在眉睫，西班牙大流感改變歐美亞格局、日軍在中國的細菌實驗猶在眼前。我們不要覺得世界靜好，回顧美歐的發家史，美其名曰創業拓荒精神，倒不如說就是赤裸裸的侵略和種族滅絕。外部環境確實岌岌可危。整個國家都處在風暴之中。
偉大的中華民族。
5000多年的歷史，十多萬場大大小小的戰爭，無數次的分分合合，上百次的潮起潮落、幾十次的朝代更迭練就了中華民族的合合大同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無論是在經濟、軍事、政治制度、文化、社會治理、科學發展都多次傲立全球，這一點我們不應該因為近代的落魄和屈辱就妄自菲薄，當然也不該驕傲封閉。這個文化的傳承，誕生了務實、進取、有歷史責任感的中國共產黨，近70年的發展也彰顯了黨的執政綱領和理念的適用性和優越性，本質還是儒家文化的影響。
制度之爭，文明之爭。
近代有很多西方歷史讀物，在努力解釋近200年的歐美的先進性，借用這個視角，現在的競爭格局是農牧文明和狩獵文明之間的較量，也是制度的較量。其實這個較量，在亞洲大陸已經開展過幾千年，各有起落，但大趨勢還是農牧文化占優，但是缺陷也是有的，但是可以借此以管窺豹。
疫情防控。“窮不當老大，富不當老幺”。
如果把中美極簡為兩個家庭，則可以看出，中國是落后的窮國，正在奮發圖強讓家庭更加富裕；而美國則是富裕家庭，一方面在揮霍著積累的財富，一方面在努力維持優越。所以，窮人家需要“老大-較富裕階層”來分擔家庭的重擔和責任，所以“窮人家的老大會不滿”。富人家的“老幺”財富分配不均，無法同等享受財富帶來的享受，要為自己爭取權益，所以民粹主義泛濫。這是中國當前疫情防控政策大的背景。我們是在優先考慮10億多中下階層人民的生活福祉。
“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當我們在抱怨、質疑的時候，我們還可以捫心自問一下，我們為這個親愛的祖國做了什么貢獻。

雖然做了一些事，但是明顯不夠，市場信心也不足，多年來我們都自豪于執行力和對其的信任，但不知從何時起，大家的反應都沒那么明顯了，是否需要自查下這背后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