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預期下行的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引導貸款市場利率下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要落實好各項減稅降費政策，加快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和使用，要加快釋放國內市場需求，擴大居民消費，合理增加公共消費。

復興國內經濟的著力點必須選對了，那就是消費，消費，還是消費，啟動消費，救經濟，保就業。若是再以基建拉動經濟復蘇，就是權力傲慢下的無知。實踐反復證明，市場自會識別需求，沒有需求基礎的都是“偽基建”。

復興國內經濟背后主要是“支持經濟恢復和保就業的政策力度夠不夠的問題”和“支持經濟恢復和保就業的著力點選擇問題”。

就前者而言，除了預期下行之外 延續至今的此次疫情波及面之廣和可能延續時期之長是前所未有的。此次疫情造成的世界經濟運行受限，對于早已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并以改革開放獲取自身快速發展這一全球化紅利，也因此導致對世界經濟運行依賴程度遠遠高于美國的中國而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作為產業鏈和供應鏈都深度參與和融入全球化的大型經濟體，當外部需求因為抗疫和俄烏沖突、經貿關系而成為世界各國決策排序中的次要考慮因素時，且由此可能導致產業鏈和供應鏈重構這一不利后果時，中國支持經濟恢復和保就業的政策力度需要多大才合適，目前出臺的政策力度夠不夠，政策層面要不要留有足夠的后手，這都是一個需要充分估量的問題。

就后者而言，中國現在面臨的是外需因潛在的經貿關系變動而下降、暫停、消失，乃至產業鏈和供應鏈重構引發的外需轉移問題，這對于作為制造業世界第一大國的中國而言無疑是十分嚴重的。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深刻受惠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貿易繁榮的拉動，而疫情與國際關系變動引發的外需減少和未來可能發生的需求轉移，除了帶來原有經濟運行體系紊亂之外，還可能由此引發金融體系和就業穩定的問題。

因此，保內需，刺激與擴大內需才是避免外需減少與轉移可能引發的產業與經濟、金融、就業震蕩風險的必然選擇。恢復國內經濟應以刺激消費為著力點，而不是新基建。這一點上，許小年教授也認為“新基建是畫餅充饑”。關于新基建，許小年曾在演講中接連發問，目前財政要減稅，已經很緊張，銀行貸款有債務風險，30萬億50萬億的錢從何而來?有錢為什么不直接給企業和老百姓，而去搞短期不見效益的項目，邏輯有問題。

所謂新基建，不著邊的事情。八仙過海，前四仙“人工智能、云計算、工業互聯網、北斗導航”，這需要多少投資、廠房、設備?全投資在智力上的，拉動不了需求和就業。上千萬百萬大學畢業生有幾個能干這些活的?這些創造不了就業。除了北斗導航，其他不是政府干的事情。后四個，“5G、特高壓、充電樁、高鐵”都是老基建了。要腳踏實地一點，不要談不著邊的事情。

在外需不振且可能因國際經貿關系變動發生轉移的情況下，恢復和重振國內經濟只能依靠內需。內需包括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其中，前者在起始階段更多的是對于資本品的需求，卻會增加未來產能和供給。在目前總體需求不足、外需下降或轉移的情況下，如果再進一步擴大產能與供給顯然是不妥當的。其后果是，進一步扭曲未來的供需關系并帶來大量的不良資產和金融體系的壞賬。

而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只有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作為最終需求的消費需求的擴大，自然會通過市場機制來帶動和引發具有市場空間的投資需求。如果只是因為便于政府操作而更強烈地傾向于擴大投資需求來刺激經濟恢復，那么在外部需求大大下降或者消失的情況下，大規模的、超前的投資行為自然會很快形成超越市場需求的產能釋放以及大規模的無收益或低收益基礎設施的投用，必然導致短期內的投資收益難以覆蓋成本而形成規?；臒o效或低效資產，因而推高全社會的系統性經濟風險。

此次經濟下行以及疫情引發的經濟增長頹勢，不同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那一次金融危機導致外需下降，但因為國際貿易關系和供應鏈并未受到影響，因此只要外需恢復或者得到提振，中國的產能自然就能得到市場承接。但是，此次經濟下行是國際貿易關系和供應鏈被疫情與俄烏沖突所波及，甚至在疫情可能長期化與國際關系變動之下全球產業鏈和產業結構也可能會被迫重塑和重構，是短期刺激以及提振市場信心很難在短期內恢復的。

因此，在外需很難短期恢復而大規模的投資又會造成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提振國內經濟的恰當選擇不是擴大投資和新基建，而是應該將著力點放在提振終端需求，也即擴大消費需求上，這是保就業的必然選擇。再加上目前擴大基建的促增長效應已經大大下降，且當前的經濟總量也大大超過了2008年，如果要以當年擴大基建的力度來保增長，一方面很難達到當年那樣的效果，另一方面數十萬億的天量投資的籌措也是個巨大的難題。

就國內就業結構而言，第三產業以服務業、大消費為核心，是勞動密集性和中小企業集中的領域，是就業容量最大和對新增就業貢獻最大的領域。而資本品和基礎設施屬于資本和資金密集型領域，因此擴大投資與基建對于就業的拉動作用要大大小于擴大消費對就業的帶動作用。再者，從投資啟動到居民收入，再到終端消費的傳導鏈條過長。在疫情延續至今且有常態化的可能之下，顯然對于恢復經濟活力是時不我待的。

此外，保就業在先后次序和重要程度上更應該優于保經濟。因為保就業一方面是維護社會穩定，另一方面也是為疫情以及潛在國際經貿關系沖突帶來經濟運行方式和經濟結構必要調整創造必須的時間窗口和彈性空間，是實現經濟恢復和未來長期發展的必要之舉。

目前在經濟下行壓力巨大與全國抗疫常態化過程中，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收縮開支和救企業。企業還在就有希望，一旦倒閉了就會很困難，財政政策在這點上要學習別的國家救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占城鎮就業80%，保住他們就是保住社會穩定。

就擴大消費的資金籌措和來源問題，可以將未開工而又不是十分迫切、或者可以暫停建設的續建類政府投資項目中止開工與續建，將計劃中的投資規模轉向居民消費領域;如此嚴重的保增長、穩就業壓力之下，將政府和央企、國企的‘三公’消費全部暫停，將其原有預算計劃全部轉向啟動和刺激居民消費領域;將計劃發行的特別國債全部投入居民消費領域;將擴大財政赤字的預算空間全部投入居民消費領域都是可選之策。

通過上述舉措，可籌集到的資金規模應該不低于30萬億。按照14億國民計算的話，人均可獲得人民幣現金超過2萬元。如果這筆錢只發放給低收入國民的話，假設低收入國民占一半，則每人可以發放現金超過4萬元。自疫情發生以來美國向國民發放的現金已經超過5萬億美元，每個美國國民超過1萬美元，以我們國家的人民屬性而言，直接的和大力度的發錢給低收入困難群體在政治上和技術上都不存在任何問題，更何況這還是轉換經濟發展模式和提升發展質量，實現高質量增長的最好契機。

就各種途徑所籌集的預算資金向消費領域的投入方式方法及在國民間的分配，建議要在分配的公平性與對終端消費最大的拉動和刺激效果上做好平衡。鑒于消費意愿、儲蓄偏好與個人可支配財富量有著直接的關聯關系，且此次刺激消費也帶有保民生的公平性質，因此應該重點向低收入階層傾斜。另外在發放和分配方式上，也可在直接發放現金的同時配發一定比例的消費抵用券，且在不同收入階層之間將現金與消費抵用券的比例進行適當的調整。

再者，此次直接發錢以刺激終端消費的資源投入可將社保體系、醫保體系的完善和充實作為優先考慮范疇，以解除國民消費活動的后顧之憂，提升國民消費意愿。

如果能夠解決好分配的相對公平問題和整體提升消費意愿，并配發一倍的有期限的消費抵用券的話，新增消費規模將在60萬億以上。加上消費乘數作用和產業傳導效應，對于國內經濟的盡快恢復和長期健康發展的效果，以及國民經濟結構與發展模式轉型的效果，將會遠遠優于和大于以新基建為核心的擴大投資的作用。

消費的問題到底出在哪，是居民手中沒錢，還是居民有錢不敢花，抑或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必須弄清楚。如果不清楚原因，就盲目發錢，可能會適得其反。畢竟，通貨膨脹的壓力越來越大，增加流通中的貨幣，就等于提供通貨膨脹新的動力。

把錢發下去，并不是都能轉化成消費的。相當一部分錢，有可能轉化成儲蓄、轉化成其他投資方式。原本不缺錢的居民，發錢是錦上添花，根本就不可能轉化成消費。只有那些需要雪中送炭的居民，發錢才能轉化成消費。

于是，發錢的方式、發錢的對象就成了最重要的問題。譬如給困難群眾發放補貼、給貧困家庭的大學生發放困難補助、給居民發放配套消費券、給租房者發放房租補貼、給首套房房貸者發放一兩個月房貸利息補貼等，或許能夠起到比較好的效果。對一般家庭、生活條件較好的家庭，發錢真的很難轉化成消費。

尤其值得研究和分析的是，很多居民不愿消費，并不是真的沒錢消費，而是對預期存在擔憂，不敢消費，譬如房價還會不會漲，房貸還沒還清，教育、醫療負擔還會不會加重、就業矛盾會不會更加突出，會不會失業，等等。如果這方面的顧慮和擔憂消除了，居民消費可能會出現比較好的變化，而不是目前的狀態。

李教授有關給疫情下的居民發錢的觀點，本身并沒有任何問題。而且，也不是什么新鮮觀點，中國香港、新加坡等都有過先例，也起到過積極作用。只是，面對14億人口，且收入水平相差較大，采用給居民發錢的方式拉動消費，恐怕很難實現預期目標，甚至會帶來通貨膨脹壓力。真的要想給居民發錢，也只能定向發錢，而不能普灑花露水。譬如金融、證券、電力、通信、IT、互聯網等行業的相當一部分員工，以及公務員、財政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員工等，就完全沒有必要發錢，就算給他們發錢，也完全形成不了消費。因為，他們該消費的已經充分消費，多發幾千元，他們仍然是這個消費水平，相反，卻讓政府背上了沉重負擔。

如何激發和激活消費，還是要在改善消費環境上下功夫，在如何消除居民消費顧慮上下功夫，讓居民敢消費、愿消費、想消費，在此基礎上，再積極采取措施，給低收入群體和家庭增加收入、多發錢。其中，地方政府真的不能為了一時的利益需要，再打房地產主意，再推動房價上漲。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得不償失，只能是顧頭不顧尾、顧前不顧后，滿足了眼前利益需要，損害了未來發展利益，更損害了廣大居民利益。

收入與消費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從全社會的整體角度看，一個人的支出就是另一個人的收入。消費萎靡和收入減少是相互影響，糾纏在一起的。

從個人角度看，收入減少之后，第一反應就是減少非必要支出或大額支出（汽車、房子、奢侈品、保險等消費的確出現了下降），第二反應是盡量多存一些錢。這些都是正常心理反應。

提振消費，首先必須改善收入預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這一點特別不容易做到。有人提議，直接發放現金或消費券。問題是錢從哪里來?政府的財力也不是大風刮來的，在保障民生等基本支出的情況下，發放適量的消費券是非常有必要的。直接發放現金這個方法，效果不會很好，拿到錢之后，有些人可能轉身就存到銀行了。

刺激消費，不能老想著讓政府出錢，企業或商家也應該付出一些錢，比如多搞一些滿額減免等促銷活動，薄利多銷增加資金流動效率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權宜之計。消費者收入減少了，你的定價就不能過高，得符合現在的消費能力?，F在把客戶留住，把商品銷售出去，你才能活下去。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等經濟再次繁榮的時候，你還有大把的機會再把錢賺回來。

目前的情況下，居民、企業、政府應該齊心協力度過困難時刻。假以時日，陰霾終將過去，繁榮還會到來的。

經濟是一個循環的邏輯，不建議拿錢補貼。首先，錢的本質是是一個購買力的概念。因為疫情停工停產，導致了產能下降，供需關系被打破，部分物價上升。同時，企業經營不善，破產倒閉，導致老百姓失業收入降有些人只能靠存款生活。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印錢補貼少量低收入的人，會進一步使老百姓手里的存款購買力下降，發放的效率和均衡性問題有可能導致更差的后果。如果考慮到疫情部分超低收入需要生活救濟，還是直接以物資發放為好。

贊成發錢補貼老百姓，因為低收入人群可能生活非常艱難，關鍵是怎么真正到他們手中，這是其一，其二是，發錢的方式是直接刺激，如何找到疫情成為常態階段的經濟恢復，也很重要，現在也許許多企業還在硬撐和喘息，如果企業徹底倒閉了，就回天無力了，再建立產業生態地域經濟生態就非常難了。就像養花，偶爾忘記澆水幾天，也許浸盆這樣的小措施還能救回來，徹底枯萎了，那就代價大了。

經濟學的門檻其實很低，誰都能講幾句，而且基本上還能邏輯自洽，賣茶葉蛋的大媽或者是跳舞賣唱的短視頻網紅博主，嘴里講出來的，也是經濟，甚至比經濟學家講的還要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醫生也好，地產商也好，律師也好，電商網絡平臺也好，口中的經濟一般是基于自身切身利益立場的感官表述。發放消費券需要在一定的前提基礎上才能起到良性的效果，制約普通居民消費的因素，很多人不愿提起，醫療養老保障，住房改善、教育這些都是深耕細節需要長時間才能改善，只有這些問題徹底解決，沒有后顧之憂，人人才敢消費，人人才能把消費券用好，從而擴大內需，是經濟良性循環。
要注意保持宏觀貨幣政策定力，一些技術性官僚或者經濟學能力不足夠的學者會強烈要求：
1、貶值促外貿簡單粗暴的干預，
2、貨幣發行簡單粗暴式的彌補所謂債務/救火，
3、利用貨幣超發本質實現財富剝削和轉移，通過表外影子金融體系掩護繼續避實就虛，并不是投入到真正的實體經濟發展，實體經濟，就是指能繼續創造財富，解放生產力，增加就業機會，改善人們生活水平的才叫實體經濟。
4、借機房市松動的政策投機，用經營貸炒房不叫繼續創造財富的實體經濟。
所以必須要保持定力，經濟自然沒問題，經濟發展的本質就沒問題，不要低估中國老百姓創造美好生活的努力和勤奮。惡意鼓吹放水恨不得讓經濟惡性循環的的有，但幾乎所有人都是基于自己的立場作出的自私的趨利避害的行為決策，只不過這個利益的長短考慮不同。這其中，
1、M2的數據在近兩個月對很多機構的主權內部評級有影響。
2、地緣政治的影響很多資本怕“沒收”，這方面的辟謠要注意，看起來荒謬但是需要解釋合理保護合法財產。
3、主權國家的競爭，對中國的打壓，不會構成真正的資本擔心，作為資本，我們不會擔心任何國家級別的競爭因素，但是對于實業會擔心供應鏈的保障，也就是資本就是為了賺錢，合理合法，公平環境的。
4、上海這次的抗疫在國際資本市場有一個非常不好的影響，作為真正的全球國際資本，他們根本不關心相關地區采用何種防疫抗疫方式，救人還是救經濟，以及救人和救經濟的結果，而是控制力和執行力，當機制體系不能順暢執行，這對資本是重要風險考量。對各國央行的考察和評估也是這樣。其實疫情爆發前上海離真正的金融中心還有相當的一段路要走，這次也是直接破壞了金融中心前期建設的信心和國際聲譽。
5、中國監管機構在國際上的形象過于軟弱，雖然發達地區的監管大都也限制于滯后的事后監管機制，但中國監管機構應對外部整體沖擊的判斷能力和實力過于單薄，無論是技術、前沿研究、人才儲備、比如中概股和中國企業外幣債，是提供給市場一個可供投資參與的機會，不是用來圈錢起朱樓宴賓客的虛假繁榮，金融機構是靠一個個可投資項目過活并抽傭盈利的，沒有多樣化的投資標的，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吃什么，有合規的該改進的改進，原則的問題沒必要唯唯諾諾，該行動行動該執行執行，很多監管官員很容易被國際資本的慣用招數唬住和威脅。

穩定社會秩序，首先是防范風險，哪里壓力大容易爆炸就給哪里降低壓力，目前看來背負高額房貸，尤其是18年買房買在高點的那一波人壓力最大，所以按照刀刃理論，短期免房貸應該是最優解，或者至少是延期繳納房貸，安全穩定的社會形態和幸福感高的人民群眾，才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基石！

李稻葵被誤讀了，算是捅了馬蜂窩了，攪了一身臭氣[捂臉]
李當時做了鋪墊，提出給老百姓發錢的政策建議。但是，社會上只聽到輔墊的話，沒聽到真正要表達的意見。也是社會氣氛的一種反映吧，只是讓李稻葵背鍋了[捂臉]。

李稻葵提出的給部分人群發現金的主意，方向上是對的。
減稅、減租、減息是針對生產端，實際行政干涉市場資源的味道很濃，在不同部門和企業之間很難公平，見效也慢，問題不少。
發現金直接施策消費端，思路是對的，政治效果、經濟效果、社會效果都是正面的。
其實，可以大膽些，全民普惠性發消費券。政府采購生活消費品和生活服務，普恵性發全民，主樣效果更好，還不會引起通貨膨脹。
比如，人均發一萬塊消費券，居民憑劵消費，商家拿券到財政報銷。14萬億的最終端直接消費，能拉動起來的GDP是多少？

“站著說話不腰疼”、“飽漢子不知餓漢饑”的那些人，還是閉嘴吧！好好用腦袋而不是屁股想想，因為疫情導致家庭收入銳減甚至斷絕，以至于還不起房貸、車貸的以及生活困苦的老百姓是怎樣度日如年的！

領導說了，高福利養了一批懶人，中國堅決不搞那一套，洗洗睡吧

新一輪變一種要來了，更沒消費信心了

發什么錢啊，發消費券啊，3個月，不用，過期作廢

無論從各個經濟學家的建議，還是高層這幾次經濟會議上，我們都能看出來，一季度的經濟數據很不樂觀，要不經濟學家和高層會議也不會以紓困和促消費為主題了。不過看一季度各省市疫情封控這個狀態，二季度的經濟數據可能比一季度更要難看。因而從經濟學家們的角度，自然是希望能夠出臺一些促進消費的政策，來讓消費繼續扮演拉動經濟的作用，其中就包括發錢和發消費券，雖然這兩種做法在其他國家很常見，但在我國并不常用，發消費券還有點可能，直接發錢就不太可能了。

發了錢老百姓也不會花，這經濟學家是假的吧

點對點發放比較好吧，這樣可以真正落實低收入人群消費，也節約財政支出，而且這個事交給街道辦吧，不然好多人都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