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賣人口歷朝歷代都是重刑，但是歷朝歷代都沒有徹底解決問題，如果一場疾風驟雨的輿論審判能夠解決問題，那問題早解決了，但是事實并非如此。
問題的根源在于中國城鄉二元化的格局幾百年來從未徹底改變，相當一部分農村生產力水平仍然極度低下，生活條件非常惡劣。大量老百姓生存權持續面臨威脅。這么說可能有人覺得太夸張，但是娶不到媳婦以至于斷子絕孫，確實威脅到了生存和延續，雖然比直接餓死強，但是也是無法想象的嚴苛狀態。而歷朝歷代，如果老百姓面臨餓死，會發生的可不就是一些社會治安事件了。
當中國一小部分人的生活條件和價值觀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時，中國的一部分農村，卻與幾百年前沒有本質的差別。這些地區生產力水平極低，他們只能向經濟發達地區輸送廉價的農產品和廉價的勞動力，他們處于價值鏈條的底部，很多農村家庭，結婚以后兩口子就開始了長期的分居和打工。他們已經成為城市文明的附庸和犧牲品。這種條件下，很多陋習難以消除，比如生女孩家里經濟就會更困難，因為農村沒有白領工作，要彩禮又被罵封建陋習，但是農村的生產方式明明跟封建時代沒什么差別，那既然不能生女孩不能要彩禮，那買媳婦吧，自然又成了眾矢之的。
地方基層小吏幾百年來早就形成了視而不見的傳統，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無能為力。當輿論對他們口誅筆伐時，他們何嘗不覺得，你們這些道貌岸然的城里人過完嘴癮，又有幾個人會真正關心這里的困難和問題？無非就是找幾個出氣筒背鍋俠，泄憤以滿足自己的道德優越感而已。把人販子和涉事官員都辦了能解決問題嗎？如果能，明清就解決了。
販賣人口當然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既然是社會問題，每個人就需要清醒的明白，如果你不成為解決問題的一環，就沒有資格居高臨下的批判。而解決問題顯然不是通過處理一些官員，殺幾個人販子就能解決的，而是去了解并理解，積極去改變那些極度落后地區的面貌。而這種改變，也許會觸動你作為批判者的利益，舉個例子講，如果征收貧富差距稅，你愿意多交嗎？你可能會說，我現在的生活條件是我努力獲得，跟那些窮人沒關系。那是大錯特錯，你站在生產力鏈條的上游，你的價值相當一部分來自于那些構成低成本要素的犧牲。當你用著包郵的電商，便宜的家政，比發達國家便宜很多的農產品，你在感慨這種優越性的時候，你是否有真正的覺悟？
比存在問題更可怕的是無視問題，粉飾問題，有些問題長期不能解決，結果不約而同的都選擇了長期漠視。
很多年以前，魯迅寫下一個故事“藥”，有人殺人，有人被殺，有人圍觀叫好，有人忙著拿血饅頭。這一幕，其實每天還在上演。

豐縣——其在資本市場中的聲譽正在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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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豐縣的糟糕債務數據被披露（廣義債務率高達971.46%）；接著，會計師（天衡會計師事務所）因不配合當地國企財務作假而被訴諸公堂的陳年往事被公之于眾；再接著，是多家代銷金融機構下架該地城投企業（豐縣經開）的集合信托產品；其后，有女性投資經理公開宣布不再投資豐縣債券。隨著市場情緒的蔓延，已經有金融機構對豐縣相關債券（豐縣城投和豐縣經開）強制出庫，帶來對徐州乃至蘇北地區投融資情緒的持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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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未就此終了，其中有兩個現象尤為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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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中國金融界人士就公共事件集體“出圈”，這恐怕是第一次。投融資活動絕大多數時候以利益為導向，金融界人士的本能是“恪守圈內”，對社會事件保持緘默，而且資本與道德之間，似乎總是存在著某種張力。但這次與以往不同。當前對豐縣事件形成了實質性懲罰效果的，反而是金融界自發形成的對豐縣資本市場的抵制，有人稱之為“民間經濟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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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一是因為，豐縣事件足夠惡劣，特別是對于高收入群體的日常生活經驗而言，僅是聽聞也難免悲憫。二是，沉默不語并非意味著沒有判斷和評價，只要比較蘇北與蘇南在融資成本上的差距，就能看到資本的選擇與人心的選擇其實相差不遠（豐縣城投企業的私募債券票面利率普遍超過7%，而蘇州區縣級同類企業發行債券的票面利率普遍僅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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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金融市場也許集合了投機、貪婪和逐利等負面人性，但不要忘了，正是貨幣的產生才促使人類社會逐步擺脫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正是金融市場的發展才減少了人口交易的黑暗歷史。比如，海內外傳統農業社會在遇到災荒時普遍都有賣妻賣女的惡習，但隨著保險市場的建立以及借貸利率的不斷降低，人們才在面臨經濟沖擊時逐漸放棄從妻女身上打主意，轉而尋求金融市場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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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金融界抵制的主要對象并不尋常——當地的城投企業。市縣級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當地這種特殊的國有投融資載體，而后者的投融資活動直接與當地的政府信用掛鉤，有些城投企業亦是當地官員的培育基地。在我國的信用債市場上，也只有城投債這類特殊的金融工具沒有發生過公開市場違約。抵制城投企業債券，除了犧牲投資收益外，還需要相當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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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資本市場并非是道德的荒漠，資本對于地方政府信用水平的判斷，不僅要看其經濟財政實力，還要看其公共治理水平，這或許是近年來金融機構越來越重視ESG投資的重要原因。這一點也并不難理解：一個地方假若連人的基本尊嚴都不管不顧，投資人的經濟利益又算得上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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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信用的基石，信用是金融的基石。道德的荒蕪之地，也終將是金融資源的不毛之地。

看到這則消息我不經脊背發涼，也讓我慶幸，更讓我想起剛考上大學的時候，我在外地上大學，我外婆每天都很擔心，因為她知道我從小沒有出過省，在小縣城里生活了十幾年，突然要去一個陌生的不發達的小市里讀一個本科，她擔心，她天天關注我學校省份的消息，聽見那里亂，人也壞，還經常聽到女大學生在校門口被強搶的消息，外婆一度擔心到不讓我讀本科，就在江蘇省讀個好一點的大專吧，怕我在外地遭罪，甚者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也是因為我的堅持他們妥協了，開學的前一個月，我媽媽要求我每周都要給她打電話，確定我是安全的，這其中不乏她們太過于緊張了，但是這也不是反應出女性的弱勢嗎？我們生活的環境沒有那么惡劣，所以我們相對公平，那生活在落后的環境里的女孩們她們的安全誰來守護？

正月里陪夫人賞公園里的梅花，春節的時令一過，梅樹越發遒勁，梅花已蓄積了怒放之勢。今年春節中國人伴著一朵“小花梅”過年。網絡上，“小花梅”的身份雖經千萬次的追問，依然不若這踏雪尋梅的景明之日明朗。我們也要學東坡先生對月思人之問，“今夕是何年”？中國人都可九天攬月了，為何還有人耍著“五洋捉魚”的渾水功夫。元宵晚會上，我們安置在空間站的幾個人寫對聯、拱手向地球上的我們道賀新春，地球上有梅花，也有“小花梅”們。我想，“小花梅”這個名字原也是美的。足見父母也通過這個賜名，給這條生命以憐愛與祝福。

“小花梅”們的悲劇與鎖鏈牽動著國人之心。因為如果真相不明，原因不清，總是遮掩著，病就無法除根。人們都有成為“小花梅”的憂慮。李揚的《盲山》春節期間二刷后，依然觸目驚心。縱你有此世界的智慧、學歷也無法突破彼世界的羅網。似乎大家同處一個世界，但只需一記悶棍或謊言，就能讓你跌入深淵。那些惡甚至不需要借助那鐵鏈，愚昧會自我強化，彼此結社，成一堵墻，就讓你無處可逃。《盲山》里，最后雖經警方成功解救，很多女人在襁褓中孩子的哭聲中自愿下車回到盲山之中。她們從心底里已經徹底順服了：逃到哪里，日子也是照樣過。而那襁褓中的孩子長大后還會加入愚昧的大軍與施暴者的行列。《盲井》中婆婆，從被害人果斷加入傳宗接代的幫兇者、尾隨在“小花梅”之后。

李揚的“三盲”加上徐州的鐵鏈成了國人在背的芒刺。我們的GDP扶搖直上，以為就此已經列入世界文明大國的前列，不會再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我們有了免于饑餓的自由。這幾年一些熱血青年學生已經成了民族主義的蛋，拼命捍衛革命成功后特色果實。以防帝國主義的亡我之心。當然他們終究還是孩子，對中國發展不均衡的復雜性與多數國人年均收入不能破千的國情缺乏認知，或者說“盲然”。這些活躍的青年真應該多多走入現實，至少自覺接受一下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貧窮及其伴生的狹隘、愚昧讓很多人至今還活在盲山之中。這是個折疊的美麗新世界，需要展開，不能遮掩自欺。

為“小花梅們”解救后的藥方也備了幾幅，有刑名學者的峻法，有扶貧者的無私救助以及社會學家的除昧。但是，連堂下所拘何人都搞不清楚的國家，《藥》的效果存疑，或者到頭來多半是藥不對癥，反傷了自己。說句大過年不吉利的話，考古學家如今連古墓麗人的前世今生都能DNA查明，況且個六尺活人。印象中徐州有個不錯的醫學院呢！

徐州鐵鏈女事件后，我細數一下，我們老家的村子里也有好幾個異地買過來的“小花梅”。《被計劃的生育》里我寫一個名字叫菊娣的，也是因沒有生下一個男孩而備受婆家虐待，最后變成了個瘋子不知所蹤，連生死也沒人關心。她曾經向當時正讀高中的我求助，被我狠心拒絕。我也是盲山中人。甚至，我們要負集體的責任呢！

情人節前，一個法學家寫了一首詩，大意是如果“小花梅們”的真相不明，鎖鏈不除，我們不配擁有妻子和愛人，不配過情人節。大意也是一種自我詛咒式的反省。我覺得臉上有點火辣辣的感覺。不知道豐沛之地和其他地方的肉食者和有司們，雖不倡導他們學日本人的下跪道歉，甚至自裁，但是知恥后勇，奮然拿出一個扎實的真相，也算是浪子回頭了。

南京離徐州看來路途十分遙遠，比奴隸社會與現代法治國家的距離可能還要遠很多，一路辛苦了

太陽真的是被雞叫起來的。

有些事不上秤沒四兩重，上了秤一千斤打不住。

至少，這意味著，有關小花梅的消息，能堂堂正正上熱搜了吧？

你有沒有見過這朵花，
慢慢腐爛，融進黑色泥巴。
泥巴不許它說話，
這是盛開的代價，
可它寧愿不曾盛開過啊。

你聽見它的求救了嗎？

你怎么不回答？
你也是幫兇吧。
其實你也想，
折斷它，撕碎它，
淹沒它，摧毀它。

世界燦爛盛大，
卻容不下一朵花。

——音樂劇《沉默的真相》-《花》

這些天對于稍微有點良知的國人來說，活得實在太憋屈了，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自媒體成為大家唯一可以發泄的出口。有時候也想假裝歲月靜好，先讓自己開心一下，但轉頭想到這件事就覺得內疚，好像自己做錯了什么，可錯的到底是誰呢？
江蘇省政府姍姍來遲，那就等一個結果，等天亮！！

這真是靠著民間前赴后繼、千呼萬喚，社交媒體上延綿不斷的輿論風暴，才換取的一次官方行動。

就在今早，我去看了看官方的“徐州發布”公號，上面還一片歲月祥和，最新的頭條在給冬奧運動員助威，第二個頭條講的是“市委常委召開會議”，“本著對黨的事業、對人民群眾、對徐州長遠發展負責的態度，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昂揚的精神狀態”…… 為今年徐州兩會做各項籌備工作，只在末尾提了一句“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我在文后留言：“其他事項，是否包括八孩母親一案？”當然，留言是不會被放出的。唯一被放出的一條留言，是預祝徐州兩會圓滿成功，還加上了一朵玫瑰花。

本著對徐州長遠發展負責的態度，難道江蘇省和徐州市不該第一時間對如此洶涌的輿情做出反應，誠實地對事件加以調查，并發布能夠令人信服的調查結果嗎？君不見徐州上市公司已經被資本唾棄而超跌、徐州城投債已被詳盡梳理并廣泛流傳于金融圈了嗎！但事件發展至今，幾乎每一個新的進展，顯示的都只是官方的被動、顢頇和無能，也已經耗盡了民間對官方的信任。所以，江蘇省成立調查組，總算是個積極之舉，但能否把自己從“塔西佗陷阱”里挖出來，給國人一個交代，我不報多大希望。

國家層面的調查組，也應該成立了

在過去的農村，男丁意味著勞動力，沒有兒子就被稱為絕戶頭，過去這是一種非常具有侮辱性的稱呼，甚至被人欺負。我們覺得很愚昧、很荒唐，但是對他們來說，打光棍絕后是奇恥大辱，因此很多人會不擇手段甚至買媳婦，而有殘疾或有精神疾病的比較便宜。

繼續調查，期待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