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教育部出發點是好的，也許下線這類app也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我的疑問在于，教育部是否有權力要求app下線？
從教育部網站上，我查到了一些規定，比如《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嚴禁有害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教育部等六部門關于規范校外線上培訓的實施意見》等等，這些也算是教育部份內之事，出手整頓也算名正言順，師出有名。
但對于app的解讀和管理，相應的法規我只找到了2019年九月教育部、中央網信辦等八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引導規范教育移動互聯網應用有序健康發展的意見》。這份《意見》就賦予了教育部解讀和處理app的管理權限。
但是這樣一份規定，就合理嗎?
假如有一類搜索引擎app，能解決科研和工作中的搜索需求，如果僅僅因為搜索結果中出現了中小學教育題目，是否就被納入到教育部的管轄范圍呢？當然，搜索引擎可以剔除掉中小學教育內容以免被教育部下架，那是不是也要剔除掉農業信息以防被農業部下架，是不是要剔除交通信息以防被交通部下架……好嘛，我們還要什么互聯網，還有什么可搜索的。還是回圖書館一本書一本書的翻閱謄抄吧。
這樣說來，是不是教育部就不能對有毒害的app伸張正義了呢？當然不是。但相對于結果正義，程序正義就顯得更重要了。
近些年我們國家一直強調建立法治社會，如果一款app流毒于社會，會造成不良惡果，可以通過司法途徑進行懲戒。申訴方可以是普通公民，也可以是設立法規的政府部委。因為對于只有在司法的社會實踐過程中，才能應對千變萬化的社會行為，對各種社會行為做出辨析，界定和解釋。

我很理解教育部的良苦用心，“拍照搜題”APP確實有惰化學生思維能力、影響學生獨立思考之嫌，部分學生作業靠搜題，這是事實。但不能簡單歸結到惰性上面，舉個例子，兩個小學生做近義詞反義詞的題目，一個靠查近義詞和反義詞詞典完成，一個靠百度完成。即使兩個孩子都沒有思考，但老師和家長普遍認為查詞典是學習，查百度就是“作弊”，但在互聯網時代，事實如此么？
拍照搜題只是表象，根本問題是：在幾乎所有“知識”都能搜索到的互聯網時代，需要怎樣的學習，需要怎樣的教育和引導。
拍照搜題是一種比較方便的搜題手段，只是圖片識別文字的一個應用。下架拍照搜題，只是把有需求的學生從拍照搜題趕到文字搜索。會有什么結果，還要看實踐的檢驗。
真正解決惰性問題，例如小班教育，老師能關注到每一個學生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