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危機輿情，有主動應對、響應式回復和沉默策略三種主要的方式。轉移則是對核心問題保持沉默，引導輿情關注其他問題的主動性策略，比如用一個更大的瓜來遮掩，禍水東引。當今公關傳播的主流認知是，及時、主動、真誠的主動應對可能是最為可取的方式。
由此來看聯想以沉默來應對司馬南的反復攻擊，就更值得關注了。即便在不回應的情況下，也有不少為聯想站臺的，或者攻擊司馬南之流以愛國之名收割流量，或者指摘司馬滿之流看不懂報表，再或者將聯想捧上民營與改革開放的旗幟地位不容質疑。
但這些側面的分析、攻擊與鼓吹，從現在看來已經基本失去效應且在引發受眾更多更大的質疑。首先，這些分析并不能回應公眾對于聯想改制過程中是否存在利益輸送的質疑，雖然聯想在財務報表層面并無紕漏（如果這都有紕漏，那還了得？），但曾茂朝夫婦的持股行為、泛海的橋梁作用卻都明著。其次，長期的不主動回應越來越讓人相信聯想是心虛的，不敢回應；因為如果存在司馬南的誣告，聯想完全可以選擇對簿公堂，一證清白。
滴滴最新發布了一組宣傳畫，以今日滴滴與六年前的滴滴對話形式展開，大意是曾經“夠有膽”“”在年輕時選擇了一條改變世界的路“，昨日的努力需要今天來接力等等。有人說感人，那真也許還是太過于年輕了。滴滴這些年拾了UBER的牙慧、以高額資本推動了將司機們綁架的算法、無節操地分析用戶數據與隱私，這樣的“改變世界”與那些血腥的獨裁暴力又有多大區別呢？更不妙的，滴滴竟然跟聯想有著那么多的聯系！

司馬南作為公眾人士和非財經專業出身的非企業人士，且不管他的質疑出于何種目的以及是否足夠專業，在言論自由的范疇內對于聯想這樣一個公眾公司的質疑也并無不當，而聯想集團如何應對質疑與輿情也是聯想自己的事情。聯想集團并非完美無缺，肯定問題多多，這也是任何一家企業發展中所必然存在的。善意的質疑是推動企業發展的良藥，也是對企業成長的必要鞭策，企業和企業家們肯定也是愿意傾聽和求之不得的。

有人說輿論不斷發酵到今天這個地步，主要不是因為司馬南厲害，關鍵原因是聯想保持著不可思議的沉默。個人認為，聯想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只是它自然也要承擔保持沉默的后果，似乎也不是我們能操心的。以我的猜測，聯想之所以保持沉默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聯想的改制過程合法合規無可質疑，聯想的高管薪酬是企業自身內部的事情而無關他人，關于5G標準的以訛傳訛聯想已通過官方渠道經作過澄清無需再言，因此沉默表明了聯想對這些問題的足夠自信和毋庸多言；

第二，司馬南所挑起的質疑屬于專業領域和企業治理范疇的問題，如果需要回應、溝通和探討也是在專業領域和企業治理層面上的事情，無謂的回應和解釋反而不利于問題的溝通和解決。聯想也充分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探討，事情會回到專業領域和企業治理層面上來，而暫不回應是應屬理性對待。也就是說，司馬南本意就在炒作以獲取流量，而聯想此時回應的話，等于在給司馬南的炒作添柴而已。

聯想目前的沉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理性的沉默，也體現了對自身改制過程規范性和企業治理規范透明的自信。因為聯想曾是改革開放的標兵企業，是中國能夠自立于世界企業之林而占據行業第一位的競爭領域不可多得的企業之一，因此聯想創始人柳傳志先生也曾被授予“改革先鋒”。

劉勝軍作為一位向來倡導改革的經濟學家，其學問與學品是值得尊敬的，但是畢竟對于一個國際化、跨國經營的企業內部治理這一專業領域還是不熟悉的。聯想有沉默的權利，也有選擇與專業或非專業人士在合適的時間與場合溝通與探討的權利，與其逼迫聯想此時回應司馬南這一非專業人士的非常極端和不夠理性的質疑，不如建議司馬南將炮火對準那些與國計民生關系更為緊密、企業治理更需規范透明的國企央企呢。

不管如今司馬南和聯想到底誰輸誰贏，都不得不承認在司馬南和聯想這一系列事件中，能看出聯想整個公司無論高層還是公關，應對能力確實令人堪憂。要說聯想完全是沉默無語，被動挨打吧，最起碼還能博個輿論的同情分出來。

但是從聯想前前后后的應對手段來講，包括私下跟司馬南勾兌，再加組織一堆不太入流的自媒體為自己唱贊歌….都讓人不得不感嘆一句“廉頗老矣”。在這個人人都重視營銷和公關的年代，公關“太菜”，也是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