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體現的是關乎“前景”的判斷，是一個數以十年計的長期考量、綜合考量。假定其他條件不改變的話，延長3個月的帶薪假期的法令，能讓育齡父母對于“前景”的看法出現什么樣的變化？
最近的社會學研究結論說，中等收入家庭（看數據就是工薪階層）生育一孩使得母親的工資率（整個勞動年齡階段）下降7%，生育二孩工資率下降16.8%，就業機會下降9.3%，而對于高收入家庭則沒有什么影響。
這個結論說出了三個事實：
首先是，在現代社會里，生育子女帶來的成本是非常長期的，如果我們就按7%的工資下降率（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因生育未能升職或未能及時加薪、技能生疏等），以及工作30年來算，一孩帶來的平均工資下降成本折合25個月，這里還沒有考慮養育子女的成本，相比之下延長3個月的帶薪假期僅是一個短期的、次要的收益。即便個體無法去精確計算，但這樣巨大的差異人們自然會形成理性預期。
接著，對于家庭來說的短期彌補成本，對于企業來說卻是長期的、巨大的，因為企業的運轉是無法停頓的。諾獎獲得者圖洛克曾說，政策讓企業埋單就是慷他人之慨。考慮到社保扣除等因素，員工成本本身就要比工資支出高20%，加上人力運轉的連續性，即便政府愿意分擔一部分成本，企業也一定會有“對抗的”策略，何況就業崗位并不是那么充裕。
最后，政策對不同的人群形成不同的激勵，高收入家庭由于可以不去“親自帶娃”，可以盡早投入工作，且在工作中的功能不容易短期被取代，幾乎不受政策影響。公職人員群體則沒有市場規則下的壓力，或許是更愿意生育的，延長產假的激勵因而是有效的，但他們畢竟是人口中的少數。
因此，如果沒有其他配套政策，對于龐大的工薪階層來說，他們可能因此更不敢生。那么，政策的效果和政策的意圖甚至可能是相反的，韓國日本的經驗似乎驗證了這個不幸的效果。
歸根結底，生育，是關于長期前景的判斷。如果不能讓絕大部分人覺得還有希望和機會，如果不能讓絕大多數人相信下一代會比當下一代活的更好，如果喪文化、躺平文化、頹廢文化成為流行，就沒有什么政策能夠逆轉生育意愿的疲弱。

通過加重就業歧視，逼女性回歸家庭進而提高生育率的損招，韓國日本用過了，沒用。韓國今天剛剛傳出消息，生育率結婚率雙雙創新低。這種招數再用用，生育率上不去，還會把結婚率拖下來。

雖然夫妻雙方共同享有5天育兒假，但女性一次生育就會休小半年，而男性的工作時間受影響極少。女性有生育假，男性也應該有配套的帶娃假，雙方共同承擔育兒成本。即便這樣，還需要漫長的時間修復固有的歧視，才算有職場公平的曙光，修復生育信心。

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中女性CEO才占了23個。這個數字還是比去年多了9個的結果。之前找工作問女性是否已婚已育，之后問生沒生二胎，現在得問三胎生沒生完。以后女性求職是否要帶上夫妻雙方簽署的絕育承諾書才配上崗？才能得到公平的職業機會？

離譜他媽給離譜開門——離譜到家了。

個人認為對在上海的適齡公民來說這個政策能起到一些好的效果，但整體效果不大。首先因為生育率下降從來都不是假期的問題，而是更深層次的經濟、社會問題。如果沒有這30天假期，有備孕計劃的還是會繼續推進。
其次生育假由女方享受，會更容易加重女性職場歧視。這30天的經濟代價不僅由生育保險承擔，企業也需要多承擔30天的崗位空缺的管理成本，和生育金不能覆蓋的部分。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女性的求職困境是否會進一步加深，用這些代價換30天假期是否真的是女性所需要的，不免要打上一個問號了。
也許只有當育兒假由夫妻雙方共同享受的時候這種情況才會有所改善，當然現在看起來還不太現實。但是這個政策確實是邁出了當下改善育兒環境的一小步，希望能開個好頭，給年輕人一個穩定的未來預期和安全感，才能治標且治本。

企業已制定政策，不招一切適齡女性，當然理由是能力不匹配。
國內的政策制定者就像幼兒園水平

作為女性，本來應該對這個假期延長感到開心。但是實際上，可以預料到的是，這種無腦操作下，接下來就會出現一波婦女就業困難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