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疑問是，為何遠洋資本已經簽署了投資框架協議，但這次卻退出了？華融曾在8月18日披露，分別與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中保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國人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遠洋資本控股有限公司簽署了投資框架協議。上述機構擬通過認購華融新發行股份的方式進行戰略投資。不過，遠洋資本并沒有出現在最新發布的引戰方案中，而由工銀投資取代。遠洋資本具有產業資本的概念，它的退出，使此次引戰方案的五家機構，中信集團、中保融信基金、中國信達、工銀投資、中國人壽，為清一色的金融資本。

華融利用從國有銀行獲得的大量的廉價貸款向高風險公司提供貸款，從而擴張成了一個既龐大又雜亂無序的金融帝國。華融深陷財務困境后，一些人認為說它“大到不能倒”，讓監管機構陷入兩難境地。

補充公司核心一級資本。華融表示，本次發行募集的資金總額不超過420億元，在扣除相關發行費用后的凈額將全部用于補充公司核心一級資本。這表明，華融將有機會使其受損的資本回補到監管要求水平，并降低杠桿率。更重要的是，這會幫助華融避免嚴重違約。

四大資管公司“殼資源”的含金量有降低趨勢。不良資產管理行業監管準入門檻已經在下降，競爭日趨激烈，經營環境變差。四大資管公司在中國不良資產市場仍占主導地位，但市場份額近年來逐漸萎縮。主要的影響因素：一是省級地方資管公司異軍突起，在管理地方不良資產方面，地方資管公司相比四大資管公司更具地利與人和的優勢，因地方資管公司與當地企業的來往更加密切，對當地經濟的了解更加深刻；二是地方銀行已是中國不良資產增量的主要來源之一，地方資管公司還可能會抬高不良資產收購的價格，把四大資管公司排除在外；三是銀行業處置問題貸款的手段也日漸豐富，通過自建投資子公司、特別是用于債轉股的投資公司，銀行可以進入廣義上的不良資產市場，與資管公司相比，金融資產投資公司擁有融資成本低廉、享有銀行資金支持的優勢；四是來自銀行、非銀機構、非金融企業的不良資產供應的增加，監管機構可能會進一步降低準入門檻和監管限制，從而加劇競爭，威脅四大資管公司的主導地位。

華融是“激進經營、無序擴張”的案列，并且交了高昂的學費。下一步，在穩健及有序上，由于外部環境的變化，華融可能還不會一帆風順，華融需要做好迎接更加嚴峻挑戰的準備。同時，當前又是一個重大機遇的時期，金融存在的必要性在于管控風險，也就是，“富貴險中求”。華融這次必須成功，信誓旦旦需要有結果支撐，這個結果就是“中華之榮”，而不是其它。

中國華融去年凈虧損超千億，現在引入中信戰略投資。有點雪中送炭的意味。

為什么華融在過去一年出現如此巨大的虧損？我之前看中國華融在公告中列明了主要原因稱，“2020年，隨著原董事長賴小民案件審理和宣判，本集團對其任職期間激進經營、無序擴張造成的風險資產持續清理和處置”，在此同時，破屋又逢連陰雨，“新冠疫情”也造成的市場沖擊，部分客戶履約能力下降，當期部分資產質量加速劣變，對經營業績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面對如此巨額虧損，現在，中國華融宣布引入包括中信集團等5大戰略投資者。有人接盤總是好的。當然，面對虧損，華融還是強調公司流動性風險可控，“將始終以負責任態度認真履行債務償付義務”。看之前消息，華融及旗下子公司已如期兌付到期境內外債券，看來華融目前資金狀況良好，再加上有5大戰投加入，相信華融對未來到期債券兌付已做出準備。

除了補充資本，以華融為代表的資產管理公司（AMC）業務轉型更是迫在眉睫。今年8月，中國華融2020年的年報姍姍來遲，歸屬于公司股東的凈虧損預計1,029.03億元。根正苗紅的金融“中央軍”居然能巨虧上千億，境外債券價格一度腰斬，著實令人咋舌。

經過22年的發展，特別是經歷了賴時代的狂飆突進，華融旗下囊括了銀行、證券、信托、期貨、消費金融、金融租賃等全品類金融牌照，成為事實上的綜合金融集團；依靠房地產融資、權益投資、海外投資等影子銀行業務，資產規模在2012-2017這5年間膨脹了5倍，不良債權這樣的主業資產卻只占總資產的三成左右。隨著杠桿潮水退去，自產的有毒資產大量淤積。

四大AMC本是為承接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而生，其初心和本源就是專事不良資產處置的投資公司，而今不良資產處置者卻成了不良資產的制造者，這無疑是莫大的諷刺。在企業重整、巨坑待填的同時，華融也把華融湘江銀行、華融證券、華融信托、華融消金、華融晉商資管公司等金融子公司的股權掛牌清倉。華融大剝離的故事就是AMC回歸主業的代表性注腳，有頭部民營房企的朋友就跟我說過，幾大AMC原向本企業穩定提供的表外融資大幅萎縮，就是今年資金鏈緊張的一大直接誘因。

2013年后的一段時間，是迄今金融業的最后一次開放窗口，監管的條條框框出現松動，事實上的混業經營得到默許，大資管時代呼之欲出，P2P恰似雨后春筍，顛覆銀行的狂言不絕如縷，國家牛市的旗號令人癲狂，海外并購也風起云涌，地產金融化達到極點。但很多市場主體并未就此契機取得令決策層信服的經營事實，反而坑貨不斷、一地雞毛、成了實體經濟運轉的額外成本；所以我們看到，近年來分業監管、分業經營、垂直監管、持牌經營外加常態化窗口指導的嚴管路線卷土重來。

回歸本源不難，難的是要去創造本源。回溯歷史，不無遺憾，金融發展仍沒完全突破“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我們還處于債務周期的出清階段，在實體醞釀出真正的新經濟增長點前，貨幣大放水和債務大躍進都是不恰當的，比較而言，權益市場的機會應該要多于信貸市場，并且“拼爹”的重要性提升——看看股東還能加持些什么資源稟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