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跌令”表明樓市調控已經露出了行政之手的獠牙。

樓市調控的政策目標在于“三穩”：穩樓市、穩地價、穩預期。近期多個城市的“限跌令“更進一步揭示了樓市調控的這一政策訴求，坊間將之理解為打壓樓市和解決房價過高的問題顯然是一種誤解。這業進一步彰顯了樓市調控的核心，仍然是旨在維護以土地財政為中心的經濟運行和金融體系的安全與平穩，而居住困難等民怨問題可能需要通過共有產權、租賃住房等方式與渠道來解決了。

中國內地樓市長期以來所呈現的單邊上漲狀態，表面上是不道德的開發商和唯利是圖的市場炒作行為所致，實際上背后是緊握銀根和地根的土地財政所推動的產物，退一步說，也是土地財政這只有形之手和市場力量共謀的結果。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供需總量矛盾的解決和轉為結構性供需不平衡狀態，土地財政迎來如何穩定預期，進而穩定房價以穩定地價的新挑戰。因為只有穩定地價和保證足夠的土地出讓流量，才能維持對土地財政過度依賴之下的公共財政收支的脆弱平衡以及避免以土地和房產作為抵押品的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如此一來，樓市調控的政策目標也自然就由以前的防止樓市過快上漲演變為不能漲，也不能跌的“雙不“目標。

就常識而言，所謂的價格調控，無非就是供需失衡狀態下的重新平衡問題。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是持家過日子的小媳婦兒也懂得的道理。但是回顧過往之樓市調控政策邏輯，在條分縷析之后中總呈現出與經濟學常識相悖的底色，往往在樓市飛漲之時不是通過增加供給來平衡市場而總是施之以反向的限制需求、限制信貸等措施來壓制需求，其實質就是為了維護土地財政的可持續。以至于至今的樓市調控思維，依然習慣于從控制需求端而不是從增加供給端來進行。這才是土地財政之下，樓市反向調控思維邏輯的根基所在。

目前，在土地財政的長期推動之下，房價、地價高企，社會經濟運行成本的不斷推引發了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快速重構，中國內地的世界第一大制造業面臨著來自自身內部高企的成本與西方快速恢復的產能的雙重擠壓，雙循環模式之下被土地財政不斷推高的成本效應和涉房風險可能引發的“黑天鵝“、”灰犀牛“效應更加顯現，各方面的綜合訴求與壓力導致樓市這只”夜壺“成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政策匯集的焦點和支點，樓市既不能漲、更不能跌就成為維護經濟社會平穩運行的集中矛盾點。

從過往樓市調控總是習慣于從需求端著手的套路而言，目前在總量平衡有余的情況下，基礎性需求已不再是剛需，而是對抗通脹預期的避險性、投資性需求和少量的更新換代的改善性需求，這部分更具投機性的需求對行業周期推波助瀾的特征更加明顯，對于宏觀政策面的反應更為敏感而缺乏韌性，自然也就成為穩樓市、穩地價的新挑戰。習慣了名為利空、實在利多的政策面，在遭遇投資性需求的強大博弈而很難奏效且面臨失效的壓力之下，只好直接祭之以行政性的“限跌令“，這實際上已是市場規制技窮之下的”惱羞成怒“了。

因此，就多個城市“限跌令“的出臺而言，可以說目前樓市調控和保衛土地財政、防范金融風險的博弈與斗爭已經進入了新階段，樓市調控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本質性的反轉，土地財政之下行政之手的獠牙已經顯露無疑。所以，原本就帶著唯利是圖原罪的開發商們和投資性需求要當心了，而那些至今沒有”上車“的無房戶們也就死了等待房價下降之后再置業那條心吧，要么就剛需而言剛需，要么就干脆寄希望于”住有所居“的住房保障那條道兒吧。

限跌令的出臺和上半年多城拿地遇冷的情況都在表明，存量時代已經到來，樓市去庫存面臨的壓力很大。而上一個去庫存周期，才過去了不到4年。中泰證券宏觀分析師陳興3月份曾發布過一個報告：截止2020年底，全國商品房廣義庫存已超過70億平方米。報告得出，如今房地產的庫存增速，已高于2016年-2018年的增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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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盤一下，當時股災剛過，很多城市的房價都經歷了一波漲幅，處在穩定期，而當時正處棚改拆遷熱潮，很多拆遷戶拿著拆遷房變現“掃房”，去了一波庫存。然而后來，隨著房企下沉至三四線城市，各地政府又嘗到了賣地的甜頭，走起了“貨幣化”的老路，疫情后期開始的需求熱過去之后，留下了一地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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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似乎已經成為三四線城市的常態，房企也正在經受去庫存的收入承壓。總的來說，“人、地、錢”掛鉤的長效機制沒有建成，各地政府也仍然靠賣地求生，這樣的模式之下，糟糕的樓市周期只會不斷重復。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房地產也屬于政府管控范圍吧。之前房地產利潤一直這么高，現在到了可以降價惠民的時候了，不說賠本，房地產商人們少賺點不行嗎？現在到好，不讓降價，估計有哪家降了，其他家就不好賣了，這樣就說擾亂市場秩序了，怎么漲價的時候不見政府出個“限漲令”維護正常市場秩序呢？看看現在的房價幾年翻一倍，政府就是政府

請政府解釋下，為啥藥品集采降價90%，是利好老百姓。那又為啥限制房價打折呢？難道房價便宜不是利好老百姓，不是實現共同富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