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最近比較熱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劃分，勞動報酬屬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大致指的就是我們從所服務機構獲取的薪資，這一環節一般由市場來主導，也就是說，政府除了制定最低工資法律法規外，一般不直接干預初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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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發揮最大作用的地方，其實是在二次分配環節。在這個環節，政府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這一收一支，進行財富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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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最近倡導的三次分配，是指個人和企業出于自愿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贈出去，以實現富裕人群資金向相對貧困人群的流動，是對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補充。前幾天財政部特意出來澄清說，三次分配不是“殺富濟貧”，也就是說，在這個環節，政府也只起到倡導作用，而不能強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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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國情決定了，政府的政策導向對企業有著遠超“倡導”的影響力。在騰訊和拼多多分別響應“共同富裕”并表示要拿出巨額資金投入這一事業后，這幾天，多家快遞公司宣布上漲末端派費，快遞小哥每派送一單就能多掙0.1元。此外，對美團和餓了么兩大外賣平臺給送餐小哥交社保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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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貧富差距逐漸拉開的當下，政府想要在財富的更均衡分布上有所作為，當然是件好事。但我認為還是應當“法律的歸法律，市場的歸市場”法律保住最低工資，用法律來保障最低工資和勞動者的身心安全，靠市場來調動人才的能動性，盡量少動用行政手段和輿論壓力。

與就業這樣的宏觀政策相關的，我們就要回到宏觀經濟的層面來看，我們都知道我國經濟有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因為新冠目前出口收到一定影響，投資的邊際效用在減弱，所以要想拉動經濟，擴大內需，必須要拉動居民的消費。 內需增加會刺激企業投入生產，企業投入生產是需要人力財力物力，就業率就會增加，企業的物力財力需求又會增加社會總內需，而且提高勞動者收入，也會有更多的消費能力，這樣是個良性循環。

而且《規劃》還提及了“高質量的就業”，這既符合國內產業升級的需求，也符合全球疫情之下“內循環”的需求，“內循環”簡單來說，就是讓國內的需求和供給之間形成配套的產業鏈循環。而這種全產業鏈的形成，離不開高質量就業，高質量的一線勞動者水平的提高，以及產業鏈的提前布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