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塔重返喀布爾，面臨諸多問題。中短期來看是如何解決4000萬阿富汗人民的生計問題，如果吃不飽又有槍，可能引發的流血沖突和難民潮則在所難免。在過去二十年中，北約占領的阿富汗經濟基本是以輸入性美元為基礎的，而相對穩定的環境與西方現代醫療系統導致阿富汗人口增長迅速。相比中亞國家來說，阿富汗以山地為主地理條件相對貧乏，而人口已是最多。所以在美軍撤離后，依賴輸入性資源維持的經濟體系也必須重建。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阿塔領導的新政府任重而道遠。
但安內必先安外可能是阿塔為數不多可選之路，二十多年前種下的因就是現在的果。國際社會對于阿塔九十年代的所作所為是有記憶的，推行原教旨主義恢復嚴刑峻法、拒絕文化與文明的發展、殘酷地對待敵對勢力、把女性變成男性的附屬品，這些都不會那么快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人淡忘；還有被炸毀的巴比揚大佛、被塔利班丈夫割鼻削耳的愛莎。國際社會，尤其是周邊國家會以多幾倍的警惕看著今天的阿塔。
阿塔在希望贏得國際認可上是努力的，從重回喀布爾的和平過程到“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從敲門請人復工復產到允許女性出街，整體來說確實與九十年代有了很大的變化。赦免前總統加尼，打算將加尼政府官員納入最高決策機構與新政府中，也都不難理解阿塔的策略了。但這些努力是暫時的、還是長期的，是做做樣子的、還是發自內心的，也只有時間來驗證。
阿富汗短期的問題是生存問題，長期來說面臨的挑戰同樣巨大。過去二十年相對世俗化的城市，與部落長老治下的山區如阿富汗地貌般溝壑林立；北約和美軍倉促撤離也帶走了最基本的經濟體系、教育體系、醫療體系；重建的工作必須在缺乏足夠信任基礎的情況下盡快開始；豐富的礦產資源能否換來足夠的糧食和時間都值得關注。只怕走得太難了，會重新回到老路上去。

或許是吸取了二十多年的教訓，又或許是一種向外示好的宣傳策略，塔利班自從占領阿富汗之后，不管在國內政策具體怎么實施的，對外確實做出了一個跟之前完全不同的姿態。

比如昨天剛剛宣布赦免已經逃走的原總統加尼，再比如今天又宣布新政府中可以有原來親美政府中的一些成員，這一姿態十分值得人注意，有理由相信這可能是在其內外交困的狀態下，向外釋放的一個和平信號。

一夜之間，塔利班要從一個在野20年的武裝叛軍組織轉變為一個執政者，難度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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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向來被比作一塊巨大的馬賽克，由許多不同的語言、文化、種族、教派組成。阿富汗的國歌就唱到了這個國家的14個民族，這里的穆斯林分為遜尼派、蘇菲派和什葉派這三大派別。而塔利班僅代表這塊馬賽克中的一小塊——信奉遜尼派的普什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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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阿富汗說到底仍然更像一個部落文明。而這里的一句古老諺語很說明問題：“Me and my brother against my cousin. Me and my brother and my cousin against the outsider.” 翻譯過來就是：我和我兄弟反對我表親，但當有外敵時，我和我兄弟還有我表親一起反對外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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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在最新一篇專欄中說，過去20年，美國人就是那個“外人”，塔利班總能找到許多“表親”來一起把外人趕走。但現在，外人已經離開了，塔利班和他們的兄弟將不得不處理國內來自這14個不同種族的所有表親的關系了。但塔利班是否懂得如何治理一個現代國家？越南民族主義領袖胡志明流亡時住在巴黎，而塔利班人充其量是在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學校學習過，在那里他們甚至不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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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這條新聞提到，塔利班組閣之際，表示可以考慮任命前總統加尼政府的人。但如果說這就顯示出某種 “包容性”姿態，似乎還有點牽強，因為此舉完全可以解讀為，塔利班根本無力接手和運行一個現代政府（一個需要處理各類日常行政事務，包括醫院防疫、學校、甚至垃圾處理的政府），所以需要一些有經驗的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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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真的具有“包容性”，要看塔利班對女性、對城市中產、對其他穆斯林教派的態度和實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