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九派新聞”的報道，涉事員工張某曾告訴記者“那天吃飯只是普通飯局，我沒有做過分動作”，稱猥褻是誣陷，“相信警方會秉公執法，還我一個清白”。看來，如果受害女性沒有整理發布長文，拿出證據，在這種語境下，不僅處于被動，還有被“倒打一耙”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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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性侵案通常存在立案難、取證難的問題。在法律上要認定性侵成立，證據必須要達到確實充分，且排除合理懷疑。證據一般要證明兩點：一是發生了性關系；二是違背婦女意志。這兩組證據缺一不可，且必須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在性侵案中，證據包括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現場取證、DNA鑒定書、人身檢查和驗傷報告、錄音錄像監控、證人證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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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職場上的性侵往往更加隱蔽。如果性侵只發生在一瞬間、沒有錄像記錄，或者只是言語上的騷擾，受害者沒有足夠的證據甚至沒有證據，該如何為自己維權呢？即便如同本案，尚有一定的證據，男員工都可矢口否認，那么那些發生在女性員工身上的、沒有證據的“小事情”，是否每天、時刻都在發生？是否都以女性員工的忍氣吞聲和離職為代價呢？即便受害者鼓起勇氣報案，如果最終因“證據不足”，無法立案或無法定罪，這不僅是正義缺席，更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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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對于男權社會下，女性員工職場反性侵制度的建立，我們還有太長的路要走；另一方，即便是當事人口供，同樣是證據的一種——受到了侵犯，一定不要退縮，哪怕是證據不足。這個案例最終能夠得到阿里關注，還是靠輿論的力量。當每位受害者都能勇敢站出來發聲，如同一朵朵浪花匯集起來，才能形成推動社會進步的洪流。

這篇文章的大意就是，性侵犯罪的核心問題是不同意。不過看既往案例，雖然受害者已經報警，但是在實際案件偵辦和調查過程中，性侵案件取證難、定罪難是一個問題，之前的某些涉及性侵犯案件，都沒有得到其想要的結果，而受害者卻遭受了很多輿論暴力。

這也許是這次受害者收獲了大家的同情和敬佩的最大原因，畢竟每個女性都應該感謝這些站出來的勇士，是她們的行動開始改變這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