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傾向于對懲罰性賠償設限

????作者：Roger Parloff

????盡管沒有人認為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戴維?蘇特（David Souter）是位重商法官，但他即將在六月份退休的消息在本月一宣布，就引起了軒然大波，一些商業領域重要的上訴律師擔心此舉有可能造成分裂。

????“一個大家都熟悉的惡魔總比一個陌生的惡魔強。”華盛頓特區美亞博律師事務所（Mayer Brown）最高法院及上訴業務部門合伙人埃文?塔格（Evan Tager）說：“我寧愿保持現狀，也不愿去擔心下一位法官會不會一貫反商界。”

????事實上，商界律師對蘇特的退休頭痛不已，因為對于大企業來說，至少有一件事情是關乎其生計的——對于懲罰性賠償的設限。

????眾達律師事務所（Jones Day）曼哈頓辦事處上訴業務部主管梅厄?費德（Meir Feder）表示，“正是在懲罰性賠償設限這一點上我們形成了同盟，下一位提名法官很有可能會采取一種不同的態度，可能會更加重視原告的利益。”

????蘇特在擔任最高法院法官之前，并未與大企業有過密切關系，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他甚至曾在新罕布什爾州康科德一家小公司干了兩年。相反地，在其事業早期的大部分時間，蘇特在州首席檢察官的辦公室工作，或是擔任州法庭法官。他在擔任州法官期間，自然而然地認為需要支持州法律，無論是處理州監管當局直接提出的公訴，還是由私人控方律師在州民事侵權范圍內提出的訴訟，都應當重視州法律。鑒于一些企業總會時不時地觸犯州法律，他們會搬出一個備用“好伙伴”，即先于州法律的聯邦法規。聯邦條例中提到，現行的聯邦監管法律應當禁止多個州監管機構（包括援用州民事法律的私人律師）干涉同一個領域。盡管大多數企業對聯邦監管的前景并不感冒，但他們寧愿只應付一個聯邦監管體系，也不愿與五十個不同的州法律打交道。

????面對這種聯邦法規優于州法律的問題，卡特爾?菲利普斯（Carter Phillips）說道：“商界很難贏得蘇特的支持。他們希望蘇特的繼任者能更好說話些。” 菲利普斯是盛德國際律師事務所華盛頓特區辦公室（Sidley Austin's Washington, D.C., office）的合伙人，曾在最高法院為65例案件辯護。

????然而，蘇特法官明顯希望能夠抑制濫用某些民事訴訟，這使他成為商界不可多得的盟友。例如，兩年之前，蘇特在大西洋貝爾公司訴拖布雷（Bell Atlantic v. Twombley）一案中做出了一個意義重大的重商判決。在該案中，法院強調控方律師必須做好初步陳述，案件才能進入耗資巨大的調查程序。

????但最能體現蘇特希望控制濫用訴訟的，還是他一貫大幅削減感情用事的陪審團所判定的懲罰性賠償。例如，在上一次埃克森船舶公司訴貝克（Exxon Shipping v Baker）案的開庭期，陪審團判定埃克森公司因瓦爾迪茲號油輪泄露事故支付25億美元的懲罰性賠償，但這一數額被蘇特削減了20億美元。盡管這一案件并不涉及憲法，只是一起聯邦海事案件，但蘇特法官在腳注中說明，幾乎在所有案件中，懲罰性賠償與補償性賠償之間的比率最高應為1：1，這一明確規定一旦被采納，對于商界來說可真稱得上美夢成真了。

????從傳統的“自由派”或是“保守派”視角并不能判斷一個法官是否支持為懲罰性賠償設限。盡管在大眾看來，政治上的保守派都是重商，漠視起訴人情感的，但保守派的安托尼恩?斯卡利亞法官（Antonin Scalia）和克拉倫斯?托馬斯法官（Clarence Thomas）在懲罰性賠償案件中一直都是不支持商界的。因為這兩位法官都贊成對憲法進行嚴謹的、基于文本的解讀，聯邦法官削減州法院陪審團裁定的懲罰性賠償數額是沒有依據的。

????還有一些法官認為憲法允許，實際上是需要這樣的削減，此觀點基于所謂的“實質性正當程序”概念。憲法第五條和第十四條修正案中明確禁止國家或聯邦政府在未經正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實質性正當程序”就是對此規定的一種解讀，但這一解讀還存在很大爭議。政府在實施某些行為之前并未發出例如通知或是聽證要求，“正當程序”條款沒有禁止這樣的政府行為，但沒有人對此表示質疑。也就是說，“程序正當”是在一定條件之下的。一部分法官認為，某些政府行為在本質上已遠遠超出了界限，這些行為“震撼了良知”，無論之前經過何種程序，都應當被禁止實施。法庭學者把這些正當程序條款更模糊的外延稱為“實質性正當程序”——很多保守派的陪審員一聽到這個名稱就會反對。絕非偶然，最高法院正是憑借這一靈活的實質性正當程序，廢除了禁止流產的州法律。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和助理大法官賽穆爾?阿里托（Samuel Alito）是最高法院中另外兩個最保守的法官。他們還沒有就是否應對懲罰性賠償設限發表意見。恰恰相反，自從羅伯茨于2005年9月，阿里托于2006年1月進入最高法院以來，有很多機會可以解決這一問題，但他們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避。

????如果不能指望政治上保守的法官支持對懲罰性賠償設限，那么也不能依靠自由派法官。自由派法官，例如魯思?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或許她在根據實質性正當程序條款處理案件時，并未感到不安，但看到陪審團判定某家大公司支付一大筆懲罰性賠償時，她的良知也很少受到“震撼”。因此，在此類案件中，她是一個典型的“不支持商界”的法官。然而，另外一位自由派法官史蒂芬?布瑞爾（Stephen Breyer）在這類案件中卻是十分支持商界的。

????對于蘇特法官的辭職，代表商界的律師們更擔心的是像懲罰性賠償這樣相對不易引起關注的小問題，至少與墮胎權和金融改革立憲這樣的事件相比，前者不會是奧巴馬（Obama）總統提名下任法官和議會投票時考慮的因素。

????到目前為止，從我們的角度看，奧巴馬總統對法官提名的表態非常模糊。他顯然會選一位女性，最好是拉美裔，他希望候選人能夠“用心感受”到最高法院在管理現實世界時產生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沒有哪一個傳言中的候選人過去有過重商的歷史，但是，為寫這篇文章所采訪的律師們看好美國聯邦第七巡回區上訴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venth Circuit）法官黛安?帕梅拉?伍德（Diane Pamela Wood），她以卓群的智慧和彬彬有禮的氣質而著名；也看好三月份剛被任命為美國副檢察長的伊蓮娜?凱甘（Elena Kagan），她曾擔任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院長，該學院出了名的難對付，但她在那里贏得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尊重，充分顯示出她具有杰出的外交技巧，并且沒有古板的意識形態。

????無論如何，商界只能現實地希望這次會選一位思想開放、穩健并且具有一流智慧的法官，他或她能夠具有司法素質，是一位講求實際、處理案件有針對性的法官。

????換句話說，就是像戴維?蘇特那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