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給朋友打電話，問她是否還宅在家里，她說已經上班了。只是疫情當前，每天出門得全副武裝，做好“防火、防盜、防同事”的準備。晚上回家后還要用消毒水、酒精反反復復刷鞋底。她抱怨說：“作孽啊，我這輩子都沒干過這營生”。

這讓我想起，在十多年前，我也曾經這樣擦過鞋。我去中國某個城市看著名藝術展，讓我驚訝的是，平整的馬路上都是一圈圈深淺不一的痕跡，低頭仔細一看，原來是痰跡，舊的新的交錯疊加在一起，到處都是，頓時不寒而栗。身處這樣一座文藝的城市，卻好像無我立足之地。從此以后，我再也沒去過那兒。

繁華的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曾經也是這般情景。1999年12月1日，時任市長徐匡迪簽署了一項暫行規定，行人們被嚴格“做規矩”了：你只要吐痰，就讓你掏銀子。一口痰，50元，明碼標價，童叟無欺。后來聽一個朋友講起，他的遠房親戚來上海玩，被執勤人員抓了個現行。執勤老伯嗓門大，一聲吼叫，他那可憐的親戚一下子被眾人圍觀了。親戚昂著頭問“一口痰多少錢？”老伯淡定地說：“50元，有發票。”親戚慢慢摸出一張百元大鈔，老伯正想找零錢，親戚說：“別找了，我再吐一口！”此話引得圍觀者哈哈大笑??其實在1984年，上海就已經率先開始禁止吐痰了，違者罰款兩毛。據說實行當日，共收到罰款20多萬元。1988年甲肝大流行，罰金提價到10元；2003年非典時提到200元。盡管這種事讓被罰者很不爽，但慢慢地，人山人海的南京路步行街變得干凈了。

新加坡曾經也是個“吐痰國家”，后來實行了一套比上海南京路更嚴的管制方法。據說只要有人隨地吐痰，第一次罰1,000新幣（約合人民幣5,000元），并記在當事人的行為手冊上，第二次罰2,000新幣，第三次罰5,000新幣，行為惡劣者可處以最高7天的監禁或受鞭刑。這還沒完，打屁股的過程還會在電視里直播，讓當事人及家人丟盡臉面，看你還敢不敢隨地吐痰？新加坡就是用這種硬核做法，擺平了有吐痰陋習的市民。兩個月前，鄰居家的兒子去新加坡進修，臨行前，組織上給他一份出行注意事項清單，其中包括吐痰等細則，對外國人絕不網開一面。

日本人講究衛生世界第一。我第一次去日本時，發現那兒的大街小巷好像被肥皂水洗涮過一樣，更不用說地上有一點兒痰跡了。后來我常去這個干凈的鄰國，發現原來每天晚上店家都會把門前那塊地洗涮干凈，有的索性把水管和龍頭安在墻角，以便細細打掃，打掃完畢，路上還不留一點積水。日本人“不給別人添麻煩”不僅掛在嘴上念叨，而且已經深入到了骨髓。

俄羅斯對吐痰也有規范要求。我曾去俄羅斯旅游，導游是個在莫斯科讀書的東北小伙子。他告訴我，只要老鄉來，他就預先關照千萬不要隨地吐痰，不要給咱中國人丟臉。老鄉說“我向毛主席保證，可以了吧？”一天，老鄉把一口痰憋在嘴里好一陣，終于在街上看到一個垃圾桶，就直接把痰吐了出去。路過的俄羅斯人不是皺眉就是搖頭。老鄉一踏進門就問，為啥我照你說的做了，還遭人白眼呢？小伙子這才想起自己忘了交代細節。原來在俄羅斯吐痰是有規定的：先把痰吐在紙巾里，然后才是丟進垃圾箱。那種“一步到位”的動作，既不雅觀，還會傳播病菌。

我在美國學習工作期間認識不少留學生和學者。一天某君在路上遇到我，便跟我邊走邊聊天，誰知他話說到一半，就把痰吐到了路邊的花間草叢里。見我目瞪舌強，他馬上給我“科普”：“我給植物增加點營養，嘿嘿。”如此看來，雖然有個別人拿了高學位、找到了好工作，但這種陋習也隨著留學“留”了下來。凡是去哈佛大學參觀的游客，都會在哈佛銅像前摸著哈佛的鞋子拍張照，據說為了保佑自己的后代不費吹灰之力踏進哈佛校門。那景點是我去辦公室的必經之路，有時我看到剛拍完照或在等候拍照的國人，無聊時會在哈佛銅像周邊的草地上做這種陋習。我不知道哈佛（銅像）看在眼里，還愿不愿保佑他們的子孫？

我開頭提到的那位朋友，昨天給我打電話，說她在外面跟人吵了一架，因為有人在她面前吐了口痰。擦煩了鞋底的她，沖上去就吼：“你怎么還在吐痰？”不料對方回了一句：“馬路不就是用來吐痰的嗎？”她也不買賬：“你不就像鄉下老太讓孫子在世博會展廳里大便一樣嗎？”她的緊張事出有因：專家們提醒，不要讓帶有病毒的鞋和你一起回家，因為你不知道病毒攜帶者在哪里吐痰了。科研人員曾經對公共場所的痰跡進行化驗，發現有4%~6%的痰中帶有結核菌。在開放性肺結核患者的每毫升痰中，可以查到約10萬個以上的結核菌，加之那玩意兒還帶有流感、肺炎、麻疹、百日咳、白喉等病原體。吐痰看似個人小事，實際關乎他人健康、城市風貌、國家形象。

80多年前，林語堂在《吾國吾民》中把吐痰陋習嘲諷為“國粹”；胡適在《不朽—我的宗教》中也惟妙惟肖地描述了一痰之微如何禍害眾生的，最后他說“??然而那先前吐痰人的骨頭早已腐爛了，他又如何知道他所種的惡果呢？”我當初讀他們的文章時曾想，這么兩個大家，談這么個上不了臺面的小事，是否小題大做了？在談“疫”色變的今天，我明白了。（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