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這些經典是從漢代開始被尊為“經”的，“經學”之名始見于《漢書》。中國儒學的闡釋學，漢至唐為第一階段，是以詮釋五經為主的學派。這一階段也有不同的分期，首先是兩漢，自漢武帝開始建構適應大一統的思想體系。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漢武帝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開始被逐漸定于一尊，論證君主專制的合理性、合法性，是這個時期經學的主要任務。由此衍化出的漢代經學延續了三百多年。

第二期是魏晉南北朝，由于玄學興起，佛教進入，本土道教走向成熟，儒、釋、道三教并存，一改兩漢時代儒學獨步天下的局面。漢朝的沒落與戰亂使儒家地位開始衰落，盡管儒學仍然被定為“官學”，但玄學家“以道注儒”，出現儒道合流現象。名士大多狂放肆意，抨擊世俗禮法，因而這一時期的儒學研究與漢代相比，頗顯冷清。然而儒學的宗主地位并沒有喪失。余英時先生有論云：“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綜者，則其人大抵為遵群體之綱紀而無妨于自我之逍遙，或重個體之自由而不危及人倫之秩序者也。”（《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8頁）

第三期是隋唐時期，天下重新一統，而佛教自從魏晉南北朝開始流行之后，進入空前繁榮時期，無論從教義上，還是從宗派規模上，本土化的特色越來越明顯。佛教融會儒道思想，形成了禪宗這類生活化的宗教形態。“儒門澹泊，豪杰多為方外收盡”，第一流人物全入禪寺，造成中國的“寺院文化”。但是，自從兩漢以來，儒家對中國社會的教化作用已經深入人心，因此無論佛家亦或是道家的教義，都必須與儒家相適應，不能相悖。歷經長期的戰亂、兵火，經籍散亂，而自唐太宗開始注意整理五經，以儒家經典試士子，經學再度興盛。

不過，儒學闡釋學的第二階段，要到宋學興起方為開端。宋學吸納儒、釋、道三派，以訓釋四書為主，形成理學與心學。凌廷堪認為“宋學不求于經而但求于理，不求于故訓典章制度而但求于心。”（《校禮堂文集》）方東樹則認為“竊以孔子沒后，千五百余歲，經義學脈，至宋儒講辨，始得圣人之真。平心而論，程、朱數子廓清之功，實為晚周以來一大治。”（《漢學商兌》）

佛學與理學，把中國思想大大推進了一步，不過還是有所偏重的。金耀基先生說：“佛學與理學，在中國思想史中實占一崇高的地位，吾人若抽去此二種思想，則中國之下半部哲學史必然全部走樣，故治哲學史者對佛學理學必不可輕易放過……但從政治思想之角度來看，則佛學、理學實毫不足觀。”（《中國政治哲學中的民本思想》）蕭公權先生也指出，佛教進入中國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轉變。“蓋佛教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極出世之人生觀又適與老莊思想有相近之處，其不能對政治有所貢獻，亦意中事。”（《中國政治思想史》，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版，第6頁）

如果說漢學還關心王道，特別是“內圣外王”這兩大層面，那么，宋學則主要集中于道德倫理學說，關心天理、心、性等。到了明清之際，學術風尚再度丕變，宋明理學受到廣泛的質疑、批判。特別是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曾經被宋儒批判的漢儒經注之學受到特別推崇，他們重新倡導漢儒的家法、師法，并且標榜自己的學術為“漢學”，將宋儒的學術歸之為“宋學”。清學是以《爾雅》、《說文》為據的學派，以考證經典文字、名物制度為重點。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如此總結：“國初諸家，其學征實不誣，及其弊也瑣，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眾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為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曰樂，曰小學。”（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