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出“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他將義置于君子為人非常重要的位置。

義，甲骨文從羊從我，為我軍威武的出征儀式。《中庸》謂：“義者，宜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義之本訓為禮容各得其宜。禮容得宜則善矣。……從羊者，與善、美同意。”我們可知，義在字源上與善、美同意。在中華文明之初，義、善、美這幾個基本范疇是同源同意的。

“義”從威儀的本義，被引申出合宜、有道德等意義；逐漸地，“義”成為了道德修養的基本準則。其重要性，在儒家那里似乎僅次于“仁”。《釋名·釋言語》：“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行為合乎時宜就是中，故孔子時、中連言，講“君子而時中也”（《禮記·中庸》），意謂君子隨時守中。

在《論語》中，孔子論及最多的是君子和義的關系。君子，在孔子那里，有兩個基本義項，指有道德的人或居于高位的人。在《里仁》篇里，孔子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比。”朱熹釋：“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也就是說，君子對于天下的事情，沒有一定的主張非要怎樣不可，也沒有一定反對的東西，一切行事只求合于義。

這直接說明了義是君子對于天下行事的衡量標準。與君子相對的小人，則以“利”為衡量標準。孔子有一句著名的論斷：“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合宜，小人于事必計其利害多寡。君子見到利，首先思其是否符合義，該取的可以取，不該取的則不能據為己有，亦即“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論語·憲問》）。

與“見利忘義”相反，君子應“見利思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見到利能夠思考是否合乎義，在危急關頭勇于獻出自己的生命，長時間處于困頓之境，也不忘平生所立的承諾，這樣就可以稱作完人了。

不義而來的富貴被孔子比作浮云：“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行義是人生的價值所在，在貧富與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義。在孔子看來，一個真正的君子，一生在意的是對高尚的“道”的追求，“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只要感悟了道，人生就了無遺憾，是故“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

君子能夠安貧樂道，如《孔子家語·在厄》所說：“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

孔子一生弘道，率學生周游列國，哪怕斷食遇險而矢志不改。在陳國斷糧，他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君子即使陷于困厄的境地，依然固守自己的志向。而小人遇到困境，就會肆意胡為。《莊子·讓王》對孔子“厄于陳蔡”的故事有生動的描寫：“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于丘其幸乎。’”

既然要弘道，就要在心中永遠堅持道義，任何情況都不能動搖，就像那些松柏，無論霜雪多么凌厲，都保持常青不謝。也正因此，孔子稱贊愛徒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

義既為君子的高標準，那么，君子又該如何踐行義呢？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十五》）君子以義作為根本，合禮地實行，謙卑地表達，誠實地完成，這就是君子了。君子既行事“義以為質”，那么，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義之與比”后才為之的。《述而》篇中，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用，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知道義了之后，還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義，是他所害怕憂慮的。

以上這些聽上去，都似乎是指君子應努力完成道德修養。然而，孔子對“義”其實還有著更高的要求：“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論語·子張》：“學而優則仕。”如果在修身以外還有余力，那么就應該考慮去做官。而君子做官，不是為了別的，是為了推行義。

君子并不避諱政治，為的是“行義以達其道”，努力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孔子盛贊像子產這樣的為官者“有君子之道四焉”：一己修身，能恭敬謙順；事奉君上，不茍且也不怠慢；教養民眾，使民眾得到利益；使用民眾，能得其宜，達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的境界。

義在此和教化聯系起來。“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義使人服、使人信，“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后可以有為”（朱熹《論語集注》）。（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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