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詩論專著《詩言志辨》說，“詩言志”是中國詩論的開山綱領。三字語出《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于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早期，詩、歌與樂、舞是合為一體的，從上文中的“百獸率舞”可知。詩即歌詞，《詩經》中的詩都是可以歌唱的，是入樂的樂歌。后來詩、歌、樂、舞各自發展，獨立成體。秦、漢設樂府，樂府就是試圖把詩和樂統一的機構。漢人樂府詩最早稱“歌詩”，也就是可以歌唱的詩。

《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禮記·樂記》指出：“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這些文獻把詩、歌、樂、舞的關系講得很清楚，它們是先后及搭配的關系：詩不足表達，加上嗟歌，又不足，加上永歌，仍不足，復加上舞蹈，以表達情感，最后再把詩、歌、舞輔以樂器。鄭玄注《樂記》云：“三者本志”、“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

詩歌本不分家，什么時候開始出現“不歌而誦”的現象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談論賦體文學的產生時，有過明確的回溯：“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喻之義。”

可見，在春秋時代，諸侯卿大夫在外交場合經常用稱引詩歌的方法來表達志意，這就是后人所說的“賦詩言志”。孔子曾經說過：“頌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學了《詩經》，交辦政治任務卻辦不通，出使外國卻不會賦詩來應答專對，這樣的人能背再多的詩又有什么用呢！孔子的批評顯示了詩在春秋貴族中的重要性，不僅限于政治和外交領域，這些貴族在宗教、教育等廣泛的社會生活中也會普遍地賦詩稱志，有一套嫻熟的賦詩本領。

例如，《左傳·定公四年》記載：楚國遭受吳國入侵，楚將申包胥去秦國討救兵，秦哀公見事不關己，于是拖延推脫。申包胥無奈，在秦國宮廷外一連哭了七天七夜，終于把秦哀公感動。最后，秦公賦《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戰友。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表明秦國愿意出手相救。

在這種稱引活動中，人們有時就脫離了音樂而只用誦讀的方法。但春秋以后，禮崩樂壞，“聘問歌詠”之事在諸侯國的交往中不再使用，大儒孫卿和楚臣屈原等人于是仿效古人“賦詩言志”，寫作“不歌而誦”的詩來表達自己的“賢人失志”之情，這就是“賦”的起源。這種文體被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等人仿效，在漢代成為一種代表性的文體。

在春秋時代，賦詩既被用來考察邦國與個人之志，因而賦詩也就是賦“志”。“詩”與“志”幾乎可做同等理解，《左傳》幾處提到賦詩，直接就是講賦“志”，例如襄公二十七年的垂隴之會，趙孟要求鄭國七子賦詩，以“觀七子之志”；昭公十六年鄭六卿賦詩之會，韓宣子要求“賦不出鄭志”（即限定六卿只能用鄭風中的詩篇表達自己的志意）。楚竹簡《孔子詩論》，開篇即謂“詩亡離志，樂亡離情，文亡離言”，詩是不能脫離志的，正如音樂不能脫離情，文章不能脫離語言一樣。

按照聞一多先生《歌與詩》一文的考證：“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詩言志”之“志”包括“志”（記誦的歌訣）、“事”（記事的史書）和“情”（懷抱的抒情）三重含義。“志”和“情”是否合一，是后世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唐代孔穎達注“詩言志”指出：“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春秋左傳正義》）。但漸漸地，這兩個概念被對立起來，以至于朱自清的《詩言志辨》將“詩言志”、“詩緣情”對舉，認為它們構成了中國古代詩歌的兩大傳統。即是說，“志”逐漸被賦予政治教化意義，而“情”則指代個體情感的抒發。

其實追根溯源，古代的情與志皆關乎政教。《毛詩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謂之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詩既記事，詩史不分，這里說到，“情”乃出于“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詩人由此感懷，“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毛詩序》在說“吟詠情性”、“發乎情”的時候，同時強調“止乎禮義”，二者合起來構成儒家的文學觀，即文學要為政教服務。

《毛詩序》列于《毛傳·關雎》題下開宗明義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言志”由此被賦予一個影響巨大的含義：詩被當成一種政教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