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中文版）--上個月，我去哈佛商學院講了兩次課，因此打了兩次國際“飛的”。在來回近60個小時的空中旅程中，我有心觀察和了解了一下坐飛機的人和那點事。

第一趟從上海飛往波士頓的去程，前艙很空，算上我僅四個人，猶如棋盤上分布松散的幾個棋子。記得坐在機艙右邊的一位中老年旅客，一上飛機，就把大而重的箱子往空姐前面一撂，“給我把行李放上去！”空姐試圖幫他放箱子，可是一抬，很重，“先生，可不可以您跟我一起放？這個好重啊，我拿不動。”“我掏錢買機票，你就應該給我把行李放上去！”這時一位男乘務員快步趕來，兩人合力才把箱子放上行李架，而那位旅客坐著連眼皮都沒抬一下，只嘟噥了一句，“這是你空姐自己的事兒。”

其實，這還真不是空姐的事兒，搬運行李并不在空姐的工作職責范圍內。每次我整理行裝，都要確保箱子的重量和自己的力氣相匹配。這些年來，我碰到過好幾位主動熱情幫我放行李的乘客，雖然我并不需要幫忙，但他們紳士般的舉動卻讓我刮目相看，有的人后來和我成了好朋友。一個人在3萬英尺高空與陌生人偶遇，就算只是幫人做了一件小事，都會對彼此產生很大的影響。

過了一會兒，這位中老年旅客不按呼喚鈴，而是招著手大聲喊叫空姐。我正想，老男人想找年輕貌美女子搭訕，飛機倒是一個好去處，既能隨叫隨到，又理由“正當”。漸漸我發現不對勁兒，

他的嗓門兒越來越大，火氣也越飆越高，只見頭等艙、公務艙的男女乘務員輪番蹲在他身邊輕聲地解釋，可他的聲音還是直沖我的耳膜。我趕緊用耳塞堵住雙耳，躲避傳來的噪音，但還是聽到了一聲連耳塞都無法抵擋的高吼：“我不吃西餐，不要給我看到刀叉！”

用餐了，憤怒的聲音又傳來了：“我不吃西餐，我不要……！”空姐說：“那給您上點海鮮好嗎？”“海鮮就是西餐，拿走！給我來碗面，來點小菜。”“喂，你有小餛飩嗎？炒面有沒有？”“面好沒好啊？我都等了十分鐘了。你馬上把漢堡包拿走，我不要漢堡包，我要三明治！”空姐的確遇到了一位“作男”，坐上頭等艙，他算是把飛機上的愛心服務考驗到家了。

兩天后我從波士頓回上海，一踏進機艙，機組人員馬上認出我來，熱情地和我打招呼，原來遇上了去程的原班人馬。一回生，二回熟，等她們一切忙完，我便想調研兩天前她們是怎么搞定那位中老年旅客的？空姐俞小姐說，她們后來按照他的意愿，把套餐里的一些肉絲、青椒等一根根地挑了出來，為他做了“特供”炒面，在一聲長長響亮的飽嗝兒聲后，總算一切歸于消停。

此君在安靜的機艙里打個響嗝兒不足為怪。據說在奧地利，要是打嗝聲過大，就要被罰款。奧地利人認為，在公共場所不發出任何噪音是一個人最基本的禮儀素養。去年2月，有一名叫艾丁·梅西奇的男子在維也納普拉特公園的露天餐廳用餐時，突然打了個大響嗝，剛巧一名警察經過，馬上以違反社會公共道德為由，開給他一張70歐元的罰單。艾丁覺得冤大了，便在社交網絡上申辯是因為身體不適而產生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但是大多數網民還是勸他吸取教訓，因為奧地利人的準則是在公共場所不能大聲交談，就連打噴嚏、打飽嗝兒等也必須非常克制。

回程中我在前艙見到一位年輕姑娘，長得漂亮，身材高挑，穿著時尚，但自始至終臉上沒有笑容，一副高冷的樣子，眼睛也從來不看乘務員一眼，更沒聽到她說過一聲“謝謝”，哪怕是經過迎送問候的乘務員列隊，她仍然高昂著頭，就像鎂光燈下的臺灣歌星費玉清。相反，有一位中年男士乘客，每次服務員過去，他都會摘下正在看電視的耳機，眼睛看著乘務員，對她們真誠地說“謝謝！”我很喜歡他的儒雅，不過假如他喝湯的聲音能輕一些就更完美了。

俞小姐還跟我說起，一次在迪拜飛北京的航班上，有一位民工被抬上飛機，安置在了頭等艙，他的腿和下半身都被砸壞了。空姐問他想吃什么，他說暫時不想吃，又問了他幾次，他都是同樣的回答。后來才知道他七個小時不吃不喝的原因，“我怕我吃了飯會上廁所，給你們添麻煩。”俞小姐感慨說，有錢沒錢都不是衡量一個人品格高下的標準，有人沒錢，衣著寒磣，可是我們從心底里特別敬重他，就像這位農民工兄弟，他太令人感動了。

據說英國倫敦城市機場進行過“乘機禮儀”的調查，并把乘客的“十大陋習”列上了“黑名單”，排位越前的令人“討厭程度”越高：放躺座椅影響到后排活動（瑞士航空斗毆事件就是因前排乘客調整椅背讓后排不爽引發的）；獨霸扶手（扶手最好留給空間最少的中間座位乘客）；對空乘人員粗魯；手提行李過大；講話聲音過大；登機時不排隊；頻繁站起來從行李架上取東西；把腳蹺到前排座椅上，甚至碰到前排人的肩膀；大聲說臟話；趴在舷窗上看風景，擋住他人視野。為此我也對照檢查自己，那天與空姐相鄰交談時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雖然音量壓得很低，但也可能會妨礙到他人，假如我能走到機艙廚房里跟她說話，那該多好啊。

我把這次旅行的經歷和我的“土豪”客戶們作了分享，并贈給他們一份清單，看看自己的行為是否也在“黑名單”上。（財富中文網）

作者聯系方式：[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