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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漢時期開始，“陽儒陰法”逐漸成為統治者治世之策，進而成為中國政治傳統的精髓，有人稱之為“中國政治最重要的隱蔽結構和潛規則”。

????何以叫做“隱蔽結構和潛規則”？因為奉行這一政治路線的統治者，對法家的一套，是只做不說；對儒家的理論，則是只說不做。也就是說，外面是儒家的，內在的邏輯和手段卻是法家的。這種“外儒內法”的一明一暗兩條線，從漢武帝以來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

????易中天在《百家講壇》上形容說：“我有一個說法，就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儒家變成執政黨，但是實際上是儒法共制。所以外儒內法，陽儒陰法，都是執政黨，道家變成在野黨，墨家變成地下黨。”

????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本來是在理念上完全不相容的兩個思想體系。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重人生，務實用，看重群體關系，強調倫理道德，注重個人對社會發展的義務，有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而法家，顧名思義，主張“以法治國”, 相信“仁義惠愛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韓非子·奸劫弒臣》）法家以人性的自私、自利、自存等陰暗面為出發點，其思想源流，可以上溯到荀子的“性惡論”。荀子云：“凡人之情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性惡篇》）又云：“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之情所同欲也。……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之情所同欲也。”（《王霸篇》）每個人皆貪得無厭、欲無止境，皆追求富貴、名利和權勢，這是針對社會現實的治亂而做的理論預設。

????荀子的學說是稷下學術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又深受齊法家影響，他的“隆禮重法”思想就直接來自齊法家。儒家的政治學說傳承到荀子這里，出現了重大變化。荀子首先提出以禮為主、以法為輔之政治模式，強調禮之作用，認為“禮者，人道之極”，（《禮論篇》）甚至可包容天地；然后又深刻了解儒家專守禮治之嚴重缺陷：儒家經典說到底是道德的學問，適于“修身養性”，而不適于治國。誠如林語堂先生所言：“中國如果每走一步都履行如儒者的責任，則不能綿亙五千年而存在。”這是認為，儒家實質是道德的教化者，而道德的“善”并不能在根本上遏制人性的“惡”。

????故此，荀子崇尚一方面以禮德化之，另一方面又須以強制性之法推行儒家的自上而下、尊卑有序的“禮”，二者相輔相成，才能收到良好的政治實效。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和幫助秦始皇掃平六國的另一法家代表人物李斯均是荀子的學生，韓非子的經典名言“有材無勢雖賢而不能制不肖”（《韓非子·功名》）就來自于荀子的“禮”要靠強制力來推行的觀點。荀子的政治學說“上承孔孟，下開韓非”，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政治學說的中樞。近代梁啟超說：“自秦漢以后，政治學術皆出于荀子。”（梁啟超《論支那宗教改革》，收入《飲冰室文集》之三，中華書局，1989年3月，56頁）譚嗣同也說：“二千年來之學，荀子也。”（譚嗣同《仁學》，見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98年6月，337頁）

????荀子修正孔孟儒學，改變了孔孟圣賢在世時一直“不能用”（司馬遷語）的窘境。他的兩大弟子，如果說韓非為法家思想之理論家，李斯則堪稱法家思想之政治實行家。韓非將法術勢合一成為赤裸裸的專制集權理論，因而韓非之論點極受秦王喜愛。李斯則將崇法尚刑的主張進行了極端化的發揮和改造，并應用到政治實踐當中。在李斯的倡導下，秦朝貫徹了“以法治國”的思想。從制度上，秦朝設置了專職的獄吏，要求各級官吏都要修習法律，并將其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了用法制來統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李斯提出以法為教、禁絕私學，也即將法作為教化民眾的唯一思想指針。

????先秦法家是主張輕罪重罰的，他們認為只有實行輕罪重罰，才能徹底地使人們因為害怕受罰而避免犯罪，從而求得大治。他在給秦二世胡亥寫的一封書信中詳細闡述了他的主張：“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然而，秦始皇憑借“嚴刑峻法”治理國家，結果導致的卻是秦朝的迅速滅亡。

????一掃天下的強秦只存在了15年便二世而亡，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短命的政權，其教訓何在？這不能不引起漢初領導者的高度重視。秦的滅亡證實，君王除有法治、威勢，仍須墓得民心，政權才得以保固。這使得荀子又儒又法之理論深為統治者所喜愛。至漢代，荀子之威望日高。司馬遷于《史記·儒林列傳》中曾云，自孔子死后，“孟子、荀卿并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司馬遷于是將荀子和孟子并列為《孟子荀卿列傳》，認為荀子曾于稷下學宮“三為祭酒”，齊襄王時“最為老師”，亦言其“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于《呂不韋列傳》亦云：“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