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這句話出自《孟子》的《離婁》篇上卷第一章。孟子說：“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現在有具備仁愛之心或有仁愛名聲的君王，百姓卻感受不到他的恩澤，他也無法成為后世效法的對象，是因為沒有實施先王之道的緣故。所以說：只有仁心而不推行它，是不足以治理國家的；光有法度而不運用它，法度也不能自己運作起來。

????孟子這是指“法”離開了人的運用就不能“行”。趙岐注曰：“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后世之法也。”“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孟子注疏·離婁章句上》）

????林桂榛先生指出，孟子這句話的意思不是強調“善”的重要性，也不是強調“法”的重要性，更不是強調“善”與“法”相結合的重要性；而是強調人的 “推行”的重要性，強調人的“運用”的重要性，強調人“行先王之道”的“行”的重要性。

????孟子以為，名垂千古、足以為后世傳誦、效法的政治，重在實施推行，“人”的條件由此相對重要起來。施行仁政者，仁心與治術皆不可偏廢，這就提出了“治人和治法”的命題。荀子有個著名的論斷：“有治人，無治法。”（《荀子·君道》）“治法”，即良法；“治人”，即賢人。他通過對“賢人”和“良法”二者之間的比較，論證“治人”的重要性大于“治法”。

????其一，“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意思是法律需要人來制定，有“賢人”才會有“良法”；其二，“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就是說法律要靠人來執行，否則，法條、判例再完美也形同虛設；其三，“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意思是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死法律不能像“賢人”一樣隨機應變，會導致亂象叢生。

????荀子并不否認法的作用，但他以為法的實際效果完全取決于立法、執法者的品行、才識之優劣；有能治理好國家的人，沒有必能治理好國家的法。所以，法不是萬能的，荀子認為關鍵在“人”而不在“法”。

????由以上孟子和荀子的論述可見，儒家的“人治”思想源遠流長。直至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4月，二十六歲的張之洞以復試一等第一名參加殿試，在殿試對策中指陳時政之弊，還作出“任人者治，任法者亂”的理論論證。他總結道：“隨時酌斷，豈得無弊，但任人之弊，弊在宮；任法之弊，弊在吏。任人之弊在國家，任法之弊在奸民，兩害相形取其輕，不如任人也。”張之洞一生極其重視人才，“治術以培植人才為本，經濟以通達時務為先”，就是緣于他這種“人治”優于“法治”，“任人”優于“任法”的基本認識。

????與此針鋒相對，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這句話是針對當時明朝專制體制、特別是宦官或東廠錦衣衛這樣的角色造成許多賢達之士無法施展抱負而發的。宦官、外戚或特別為擴張皇權所設置的機構，都是因為國家體制不善而造成的，這會限制法治，造成混亂。因此黃宗羲認為，要先有治法，有良好的國家運作制度，才會出現真正可以治理國家的人。

????余建文先生在《人權、民主與法治》一文中，討論到法家與儒家的治術。他認為法家的法制可以讓君王成為全國唯一“自由的個人”，人民只是單純的被統治者；而儒家卻強烈認識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重視將法落實到人的精神層面，落實的界面就是透過道德，執行的方法是透過禮樂。余先生說，可惜儒家無法進一步“建立人民參與的、以道德精神為本的民主立法機制”。想必這就是儒家最大的缺失與問題。

????黃宗羲意識到，他生活的時代與荀子之世已完全不同：“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后，古圣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他的結論是：“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明夷待訪錄·原法》）這里的“無法”指無“治法”，或曰無“先王之法”、“天下之法”，有的只是專制君主的“一家之法”，這是一種“非法之法”。黃宗羲憤怒抨擊專制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明夷待訪錄·原君》）。他指出，在“非法之法”的桎梏下，即便有“能治人之人”，也難以有所作為。因此，黃宗羲疾呼，當務之急是恢復先王之“治法”。

????“三代以上有法”，乃典型的“法先王”思維，黃宗羲并不像后世某些人聲稱的具有所謂“法治主義”思想，只不過是對先秦儒學的“治法”思想有所繼承。他和顧炎武等這些17世紀的中國思想界精英們，雖然攀上一個新的思想高峰，對中國的長期專制有所反省，但終究沒有完成文藝復興那樣的革命性變革。雖然黃宗羲及其《明夷待訪錄》在中國思想史上舉足輕重，但正如俞榮根先生所說：“儒家思想能否沿著自身的發展邏輯逐步接近近代民主法治思想，或者說，儒家思想是否存在與近代民主法治思想接軌的內在的可能性，……可能是一道令中國思想史學者長期困惑的難題。”（《黃宗羲的“治法”思想再研究》，《重慶社會科學》200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