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斗爭一直是以“全贏全輸”為支配模式，這種模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幾千年。回顧一部中國政治史，我們隨處可以見到傳統的統治階級對于權力具有高度的攫取欲和占有感。他們奪權的時候無所不用其極，一旦成功登基，又唯恐失去權力，最大的工作不是治理國家，而是清除異己。在他們的御用史官筆下，成功者風光無限，失敗者只能聽任自己被安上各種污名。正如柳亞子《題〈太平天國〉戰史》詩云：“成王敗寇漫相呼，直筆何人縱董狐。”

????成王敗寇，典出《莊子·盜跖》，由其中的“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轉化而來。滿茍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譯成白話就是：滿茍得對子張說道：“小的盜賊被拘捕，大的強盜卻成了諸侯，諸侯的門內，方才存有道義之士。當年齊桓公小白殺了兄長、娶了嫂嫂，而管仲卻做了他的臣子；田成子常殺了齊簡公自立為國君，而孔子卻接受了他贈與的布帛。談起來總認為桓公、田常之流的行為卑下，做起來又總是使自己的行為更加卑下，這就是說言語和行動的實情在胸中相互矛盾和斗爭，豈不是情理上極不相合嗎！所以古書上說過：誰壞誰好？成功的居于尊上之位，失敗的淪為卑下之人。”

????在《莊子·蠿孀》中，還有另外一種說法：“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這里是說，偷了吳鉤（一種佩刀）的被殺頭，竊國大盜反而成了諸侯，諸侯的門下仁義高懸。無論《盜跖》還是《蠿孀》，要表達的都是“大盜不盜”的意思：最高明的大盜不偷具體的東西，他偷國家，偷仁義禮法，偷圣人賢士，超越小偷蟊賊的低層次，兩極相通，大盜反而像圣人了。

????在論述“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之前，莊子用一系列比喻鋪墊：“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圣知邪？”這是說，你制作了斗斛，用來稱糧食，結果盜賊連糧食帶斗斛一并盜走；你制作了天平桿秤計斤測兩，結果盜賊連東西帶秤一并盜走；你刻造符契、印璽作憑信，結果盜賊連權力、地位帶信物一并盜走；你制定仁義準則，以校正百姓的行為舉止，大盜不僅奪取你的江山，連同仁義的行為準則也歸他定義。邁進了諸侯的門檻，到處是仁義道德，這證明了，你只要是竊取、占據了權力，連同仁義圣智，就都被你占有了。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大盜，他會竊取價值觀念的解釋權、百姓行為的衡量權及社會道德的終審權。其實，這些權，也正是圣人想要的，由此老子才會說：“圣人不死，大盜不止”，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存在某種“圣盜共生結構”。

????在中國，成功者是不會受到指責的。成功的一方一旦當權便立即合法，擁有立法權；失敗的一方隨之失去合法地位，沒有任何發言權。甚至就連成功者的長相也隨著成敗變化：《明史·太祖本紀》描述朱元璋的長相時說他“姿貌雄杰，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可到了《清史》，朱元璋卻又變成一個尖嘴猴腮的人物。在我們的歷史觀中，向來有臉譜化的傾向，譬如孔子是至圣先師的時候，他的畫像凜然有威儀；而當將他視作“開歷史倒車”的罪人時，其形象又變得那么猥瑣不堪。至少，我小時候看到的小人書里的孔子，和天安門廣場曾經矗立的孔子像，其間的差別不可以道里計。

????大部分受中國式思維教育的人都會認為“成王敗寇”乃屬必然，不會去深究那些為王為寇者的成因、動機或行為模式；更加糟糕的是，他們對人、對事的判斷，會因此沾染上一種嚴重的“只論成敗、不問是非”的習氣。你成了，你萬事皆對；你敗了，滿盤皆輸。除了“成”和“敗”之外，就再沒有其他可以區分“王”與“寇”的標準了。在這個標準之下，人們會問自己：干嗎不站在勝利者一邊呢？魯迅感慨道：“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土崩瓦解’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胡平先生在分析中國人的“成王敗寇”心理時入木三分地寫道：“我們的問題在于，我們缺少第一原則，缺少一個一以貫之的原則，缺少一個用來衡量和判定各種原則輕重先后順序的原則。再加上缺少宗教，缺少對一個絕對正義的世界的想像，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權力就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劇精神、悲劇意識，缺少對世俗成功的批判與蔑視。這就導致了成王敗寇哲學的泛濫成災與恬不知而且還理直氣Ё的趨炎附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