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研究孔學的學者的共識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關于什么是“仁”，《論語顏淵第二十二》中有一段著名的總結：“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仁”的基本內涵在人類生命意識上是“愛人”，愛所有的人，這是大愛、博愛。孔子答子貢問仁的時候，對此還有進一步的闡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雍也》）。其上下文是，子貢問老師：“假如有這樣一個人，他能給眾人很多好處并幫助人們渡過難關，怎么樣？他可以算是仁人了嗎？”孔子說：“豈止是仁呢，簡直達到圣人境界了！即使是堯、舜也難以做到啊。所謂仁人，就是要想自己立，也要幫助人家一同立；要想自己通達，也要幫助大家一起通達。凡事能從自己做起，而推己及人，可以說就是仁的路徑了。”

????孔門弟子多詢問、探討老師講話的意旨，孔子則因人、因時、因事給予不同的回答。孔子對子貢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推人而非推己，愛人而非愛己，時刻為他人著想。所以究其實質，他說的愛人是一種博大的愛。

????“愛人”首先意味著有愛人之心。“仁者，人也”（《中庸》），愛與人之所以與為人的特質相關連，《陽貨》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性基本相似，人與人的差別主要是后天教化的結果。承認每個人的本質一樣，才能真心誠意地平等對待一切人。不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顏淵》），而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僅“有教無類”（《衛靈公》），人人都有受教育權，而且“學而優則仕”（《子張》），人人有參政權。

????這里有個爭論：“性相近”，但可以主張“性善論”，如孟子；也可以主張“性惡論”，如荀子。蘇軾解得最好。他用《易傳·系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來解釋“性”的善惡問題（《論語說》）。蘇軾認為“成道者性而善繼之也”，人成道，做圣人之后，“善”就會隨之而來，但是這不是普遍意義上的“性”。這就如同萬物與陰陽的關系，“性如陰陽，善如萬物，萬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為陰陽則不可。”這說明，不可以用“善”來代替“性”。王若虛評曰：“孟子語人每言性善，此止謂人之資稟皆可使為君子，蓋誘掖之教。而蘇氏曰孟子有見于性而離于善，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亦可以謂之惡”（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之八《孟子辨惑》）。孟子經常提到性善，說仁義禮智是天賦的，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君子，其實這不過是引導、引導、教育后人罷了。蘇軾的說法是，如果說善為性，則惡亦可以為性，所以荀子性惡論因孟子性善說而發，而楊雄性善惡混論又因孟子、荀子之說而發。因此，性不可以用善惡來討論。

????蘇軾又說：“故陰陽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非無也。”這就是說“性”是無形的，不明顯，但并不是無，而“善”是有形的，同樣“惡”也是有形的，這種無形不能為有形所代替。這樣，蘇軾最終認為“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所以，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意味著“性”要在人成為得道者之后，才體現為“善”。

????“仁”在政治上，則指執政群體要“泛愛眾”(《學而》)。也就是說，仁的主要對象是平民百姓：“泛愛眾”的“眾”不管是誰，都要“庶之，富之、教之”（《子路》），做到“近者悅，遠者來”。有了這一點，“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同上），天下百姓都會攜兒帶女來投奔你。“仁”用于治國，具體表現為：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之，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陽貨》）。

????孔子作為政治教育家，在與學生討論仁時，大多從“為政以德”的角度，將仁定位于政治上的仁德，即后來孟子概括的“施仁政”。 孔子把“為政以德”和“為政以刑”作了比較，指出前者遠勝于后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以政令來教導，以刑罰來管束，百姓會因求免于刑罰而服從，但不知羞恥；以德行來教化，以禮制來約束，百姓會知道羞恥并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

????仁政之所以被孔子當作為政的基本準則，原因在于他生活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政治結構分崩離析，諸侯武力征伐不已，社會動亂失序，“賤妨貴、少陵長、遠見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左傳隱公三年》）。在舊的價值體系行將崩潰、新的倫理政治亟待建立的歷史巨變中，孔子針對“天下無道”的現實社會局面，以及人心淪落的倫理困境，提出“天下歸仁”的理想社會制度和“仁者愛人”的博愛精神，反映出他對舊時代的深刻批判和對新時代的殷殷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