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四經》的第一篇第一章第一句就講“道生法”。“道生法”是黃老之學的核心思想。它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論述政治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這種推演意味著，自然的規律和人類的作為是可以互相聯系的。

????谷斌、張慧姝、鄭開在注《黃帝四經·道法》“道生法”一語時說：“這是道家黃老學派的重要命題之一。意謂治理國家的法律、政令均為道所派生。黃老學派的一個重要理論特征是以天道推演人事，以形而上學為治國之術確立理論依據。由于法律、政令均由道所派生，從而道的屬性與運行規律決定了法律、政令的屬性及其所應遵從的規律”（《黃帝四經注譯·道德經注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白奚則評論說：“這一命題首次將道與法統一起來，明確地揭示了道與法的基本關系——法是由道派生的，是道這一宇宙間的根本法則在社會領域的落實和體現。這就不僅從宇宙觀的高度為法治找到了理論根據，從而使之易于被人接受，而且也為道這一抽象的本體和法則在社會政治領域中找到了歸著點，使道不再高高在上、虛無飄渺，從而大大增強了道的實用性”（《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三聯書店，1998年，第120頁）。

????道家設想人間的秩序應仿照自然之道的秩序進行構建。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其本源都是同一的，只不過作用的形態不同罷了，故而“一”和“道”可以看作同義詞。老子的“侯王得一為天下正”，“圣人抱一，為天下式”的思想，已包括了法由道生的含義，即要求統治者按道之“一”的標準立法。由此可見，“道生法”的過程，亦可以表述為“道→圣人→法”。圣人體知天道，運用在法制的擘畫上，最終以法治下。

????“道生法”的主要言論，除了《黃帝四經》，還見于《管子》和《冠子》等道家著作中。《管子》書中多處闡釋“道法”思想。例如，《管子·法法》曰：“圣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這里觸及到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圣人處道、法之間，十分重要，但道能生法，圣人能生法乎？管子這里承認“圣人生法”，但他又說：盡管法由君主所生，但君主也不能隨意廢棄其所生之法而治國，正如“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這實際上是試圖對君主隨意“生法”因而導致不斷廢法的行為有所警示。

????《管子·任法》：“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這是說：君主創制法；官員執行法；老百姓遵守法。然而，“生法者君也”有其內在的問題。梁啟超曾屢次批評法家的這個主張，認為它是最終導致君主高于法律、不受法律約束的最大根源。他說，法家“知道君主要行動于法律范圍以內，但如何能貫徹這種主張，他們沒有想出最后、最強的保障。申而言之，立法權應該屬于何人？他們始終沒有把這個當個問題。他們所主張的法律威力如此絕對無限，但法律出自哪里呢？是君主還是政府？他們雖然唇焦舌敝說：‘君主當設法以自禁’，說：‘君主不可舍法而以心裁輕重’，結果都成廢話。造法的權在什么人，變法廢法的權自然也在那人。君主承認的便算法律，他感覺不便時，不承認他，當然失了法律的資格。他們主張法律萬能，結果成了君主萬能。這是他們最失敗的一點。因為有這個漏洞，所以這個主義，不惟受別派的攻擊無從辯護，連他本身也被專制君主破壞盡了”（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這里，梁氏以現代民主、法治理論為標準，認為法家最大的問題在于立法權不能正本清源。

????《冠子·兵政》中說：“賢生圣，圣生道，道生法。”它在《黃帝四經》“道生法”前加了兩句：“賢生圣，圣生道”，即道是由圣人探求到的，而圣人是由賢人中浮現出來的，從而使立法者的身份發生了轉變。王沛指出，黃老學說認為，大道雖然無形，但其作用在萬事萬物上，則“必有刑名”，故而只要“循名責實”，就可以發現支配人類社會的法則，并由此確立人們行為的規范。但究竟是誰能發現這種法則呢？以往學說通常認為只有至公至明的“圣人”（這個“圣人”往往指君主）才可以做到，《冠子》則表現出對“圣人”能力的懷疑（《<冠子>與戰國時期的“法”觀念》，原載王立明主編：《中國法律與社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冠子·環流》篇說：“故生法者命也，生于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法并不能由哪位圣人發明，圣人只能發現：發現道，也就是發現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