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理溫家寶常愛引用的一句話是“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此語出自東漢政論家王充的《論衡·書解篇》。原文有三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

????所謂“書解”，就是著重對儒家經籍以外的諸子百家的著述進行辯解。漢代提倡尊孔讀經，用天人感應、讖緯之說解讀儒家經書的儒生倍受朝廷器重，他們的學說被立為官學，不少人因此爬上博士高位。而王充特立獨行，把五經和諸子的位置顛倒過來。在五經立為官學的情況下，這是極為大膽的。他提出了“文儒”與“世儒”的區分：“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章太炎《國故論衡下·原儒》：“文儒者，九流六藝大史之屬。世儒者，即今文家。”

????漢代時有人說：“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圣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于后。文儒為華淫之說（華而不實的議論），于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這的確可以代表漢代之一般見解。可是富有反抗精神、批判精神的王充，對此答道：“夫世儒說圣情，（文儒著圣意），共起并驗，俱追圣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于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不急之務，平常的事情）可析第（區分等級高低），故宮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判斷比較，“折累”疑當作“析累”）二者，孰者為賢？”意思是，世儒文儒解釋圣人的實情，是出于同一個動機，有同樣的效驗，目的都是想追隨圣人。事情雖然不同但勉力從事是一致的，說的話不一樣但道理卻是相同的。為什么說文儒的議論對社會沒有補益呢？世儒的學問容易做，所以世人學習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來，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設置了他們的職位。文儒的學問，卓越非凡不循常規，人們很少讀他們的書，他們的學問即使沒有用來傳授，門下即使沒有弟子，但他們的著作文章奇偉不凡，世上的人同樣流傳。那些世儒的言論都是虛妄的，只有這些文儒的言論才是有實際內容的文章。判斷比較這兩種儒生，哪一個賢明呢？

????世儒是信師而好古的，對于古代的各種記載、老師的各種說法都信以為真，一點不敢懷疑。他們抱殘守缺，反而斥責對現實有所針砭的作者及其著述，說其“失經傳之實，違圣人質”，是“于世無補”的“玉屑”。王充反駁說：“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諸子的書是根本，經書則是枝節，枝節偏離了事實，根本卻具備了道的實質。分析比較二者，誰才是玉屑呢？

????在抑世儒揚文儒的闡釋中，王充表現了反潮流的品格；他對東漢時代精神的批判不僅僅限于述作，矛頭也直指當時的政治。《論衡·自紀》篇云：“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情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這是說：我王充痛恨世俗的情緒，著譏俗之書。又憂慮從事政治的人，只想統治別人，不得要領，不曉世務，冥思苦想，看不清努力的方向，所以又寫了政務之書。又痛心說慌話的書和低劣的文章，多數不是真實可信的，所以又寫了論衡之書。

????虛妄，是當時流行的社會風氣，“眾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浮妄虛偽，沒奪（淹沒和壓倒）正是”（《對作》），“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眾”（《自紀》）。面對這種情況，王充挺身而出，“是反為非，虛轉為實，安能不言？”（《對作》）。當老師的“賦奸偽之說”，做大官的“讀虛妄之書”，“虛妄顯于真，實誠亂于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對作》）虛妄的比真實的更顯眼，實誠的被虛偽的所迷亂，世人不醒悟，是與非分不清，紫色與朱紅混在一起，瓦塊和寶玉雜在一堆，憑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不得已，故為《論衡》”。

????王充指出自己的寫作目的是“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這樣做顯然不會為統治者所喜。《四庫全書》中《乾隆讀論衡跋》說他“非圣滅道”，20世紀的胡適則說：“他的哲學的宗旨，只是要對于當時一切虛妄的迷信和偽造的假書，下一種嚴格的批評。凡是真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因為社會有了病才發生的（王充所謂‘皆起人間有非’）。漢代的大病就是‘虛妄’。漢代是一個騙子時代。那200多年之中，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唐的神話，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謬的假書……讖緯之學便是西漢騙子的自然產兒。王充對于這種虛妄的行為，實在看不下眼。我們看他‘心憤勇，筆手擾’，‘吾不得已也’，‘吾豈能忍哉’的語，便可想見他的精神”（《王充的<論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