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

????黃帝帛書除了使用“刑德”這個具有法家色彩的詞匯外，也用“文武”兩字表達同樣的意思。且看《經(jīng)法》的說法：

????“因天之生也以長生，謂之文；因天之殺也以伐死，謂之武。文武并行，則天下從矣”（《經(jīng)法·君正》）。

????“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四時有度，天地之理也。日月星辰有數(shù)，天地之紀也”（《經(jīng)法·論約》）。

????“動靜參于天地謂之文，誅應(yīng)時當(dāng)謂之武——文則明，武則強，明則得天，武則盛行，參于天地，闔于民心，文武并立，合之曰上同，可以定天下，可以安一國”（《經(jīng)法·四度》）。

????作為一個國家的君主，要想真正統(tǒng)治好他的臣民并使國家富足強盛，就必須從文治、武功兩個方面入手，所謂“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一如《吳子·圖國》所云：“明主鑒茲，必內(nèi)修文德，外治武備。”

????兩者雖有同樣重要的地位，但從《黃帝四經(jīng)》中我們可以看出，黃老主張先文后武，德主刑輔，多用生，少用殺。天有四時，春夏秋為生，冬為殺。文武結(jié)合，三分文，一分武，是順乎天意的。《四經(jīng)》重視平衡和調(diào)和，提出了“度”、“極”、“當(dāng)”、“宜”等概念，反對過分，提倡適度。

????文武二者是一寬一嚴，相代而起，物極則反，文武對轉(zhuǎn)，這構(gòu)成了某種天之律則。文武和刑德一樣，也是與陰陽四時相對應(yīng)的（《管子·四時》：“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jīng)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于時則生福，詭則生禍”）。再進一步發(fā)展，就達致了漢初董仲舒所主張的天人感應(yīng)的思想（《漢書·董仲舒?zhèn)鳌份d：“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yǎng)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在顧及政治秩序的同時，黃老道家主張先德后刑、始文卒武的統(tǒng)治手法，反映了一種寬厚的政治面向。

????從儒家的角度看，文的歷史更是比武長久得多。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且以文王為“斯文”之代稱（《論語·子罕》：“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可見文王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極為特別。郭店儒簡中的《唐虞之道》，繼承了孔子祖述堯、舜的理想政治之道，至于憲章文、武之處，則多有明文衷情于文王而罕及武王之現(xiàn)象。聯(lián)想到孔子曾經(jīng)批評說《武》（武王樂也）雖然盡美，然而卻尚未盡善，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是反感殺伐霸氣的。

????臺灣的林素英先生曾寫有《從郭店儒簡檢視文王之人君典型》一文，指出周文王之所以成為儒家人君理想的典型，是因為他具備五德：體道乘命之圣、親親愛民之仁、敬君任賢之義、居位盡職之禮、屈伸有節(jié)之智。

????所謂“體道乘命之圣”，簡文曰：“聞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可見“圣人”之最大特色，在于其具有“知天道”的感悟力，不僅耳聰目明，而且聽而遂悟、見而能識，終能上體天之道、下識地之理、中察人之性，而行其所當(dāng)行。“親親愛民”，則是指靠仁德愛民之功收編人心；敬君任賢，是指文王一人而兼具兩種政治角色：就其與殷商而言，有臣事于殷的人臣之實；就其在周之國境而言，則有人君之實，因而文王“謂之君，以義使人多；謂之臣，以忠事人多”。“居位盡職之禮”，乃是尊崇德義，且能明于人倫。屈伸有節(jié)之智，是指能針對實際情境而權(quán)衡利弊得失。

????《越絕書》云：“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圣，以仁義爭。”孔子認為，周武王以征伐取天下，雖美但并未盡善，周文王才稱得上盡善盡美。這里的關(guān)鍵還在于，即使不得不用武力平定天下，天下既定之后，就應(yīng)馬上轉(zhuǎn)而以文治國，絕不能一味尚武。《經(jīng)法·四度》：“武刃而以文隨其后，則有成功矣，有二文一武者王。”“二文一武”（二分文治，一分武功）的法則，道出了“以德治國”與“以法治國”之間的輕重關(guān)系，頗值得后世借鑒。

????曲辰先生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執(zhí)道治國，說到底就是運用陰陽對立統(tǒng)一、相反相成之哲理，調(diào)整各方面的關(guān)系使之達到平衡，以便國家蓬勃有序地向前發(fā)展。故而治理之高境界在于：有文有武，有張有弛，有順有逆，有開有闔，剛?cè)岵痰禄パa，互為條件，不相偏執(z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