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當前經濟工作的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2015年首次提出以來，有效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也需要在需求側不斷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以有效促進供需兩側高度匹配，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

除了超大規模的實體經濟外，新時代的中國經濟還具有要素相對成本逆轉和國民需求高端化、多元化兩大特點，為了進一步推動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需要充分發揮中等收入群體在提升消費、拉動內需上的重要作用，通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有效促進我國經濟持續性的結構優化和轉型升級。

我們認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通過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促進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人數翻倍，通過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擴大和收入增加加快實現我國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和高質量發展。

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群體，實現這一群體數量倍增將能夠極大地釋放我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國際上對于中等收入群體的測度標準隨著全球經濟的不斷發展一直在變化。第一種常見方法以收入五等分、七等分或十等分為基礎，將其中收入水平居中的一組或幾組定義為中等收入群體；第二種方法是先行估計一國居民收入可能的分布函數，再采用估計的分布函數進行測算；第三種方法是根據全球居民收入分布情況預測一個普適的中等收入群體標準，此類做法的代表是世界銀行，其定義的中等收入標準為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現價美元之間，也即年收入3650-36500美元。

按照世界銀行算法，當前我國人均年收入在大約2.5萬-25萬元之間的群體為中等收入群體。考慮到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居民收入情況，我國目前采用的中等收入人群的測度方法和上述幾種算法均不相同。統計局將年收入在10萬元-50萬元之間的一個典型的三口之家定義為中等收入家庭，在這一口徑下，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在2017年后達到了4億。在明確這一計算標準之后，我們可以大致估算中等收入群體人數倍增所需要的時間和潛在路徑。

如要繼續增大中等收入群體，根據我國當前居民收入分配情況，需要將目前我國年收入不足10萬元的典型家庭年收入提高到10萬元以上。借鑒紀宏和陳云，馬曉河以及陳宗勝和康健等研究，假設未來一段時間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年分別按照8%、7%和6%的速度增長（實際收入年增長速度分別為6%、5%和4%，假設物價每年增長2%），在出生率維持不變的情況下，我們預測實現中等收入群體人數倍增分別需要11年、12.4年和14.5年的時間，如表1所示。換言之，以2018年為基年，在6%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增長假設下，我國有望在十五年或者說三個五年計劃內，實現中等收入群體數量倍增的目標。

進一步地，我們可以根據微觀抽樣調查大致推算未來十五年內即將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人口群體特征。根據2016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和2013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的調查數據，我們預測未來十五年有望新增為中等收入群體的4億人口中，從城鄉分布來看，74.2%為農業人口，25.8%為城鎮人口；從年齡分布來看，45歲以上占50.5%，26-35歲占17.8%，36-45歲占23.8%；從地域分布看，東部地區占56.5%。特別地，京滬深穗四個一線城市的外來務工者中，約有30.4%的外來務工者在未來十五年內會跨入中等收入群體，這一群體約占全部新增的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16.9%。根據上述預測我們推斷，未來一段時間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主體應該是尚未城市化的農業人口，尤其是已經在一、二線城市工作生活的外來務工人員。

在中國近14億的總人口當中，中等收入群體在2017年時已經超過4億，這一人口規模巨大，遠超過國際上其他主要經濟體。具體而言，將中國三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10萬元-50萬元根據匯率轉化為其他經濟體三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并且根據各經濟體家庭人口進行調整。在上述收入區間之內，同樣上億人口規模的經濟體主要包括歐盟和美國，歐盟約為2.1億，美國約為1億，日本約為8500萬，韓國約為2100萬，加拿大約為1150萬，澳大利亞約為1050萬，新加坡約為150萬 。上述各主要經濟體在該收入區間的人口規模加總約為4.4億。如果中國能在15年內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屆時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將達到“歐盟+美國+日本”的兩倍，這將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巨大成就，對于全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

基于以上分析和我國經濟當前基本狀況，我們提出以下三條加快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政策建議。

第一，加快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適當放開、放寬相應群體在一、二線城市的落戶限制。農業轉移人口尤其是其中的青年外來務工人員是新增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放開、放寬對于他們的落戶限制，能夠有效提升這一群體的消費需求和投資意愿，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新型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所需的穩定勞動力供給，促進城市經濟發展。

第二，對于一、二線城市的外來務工人員和入籍的新市民，適當減少其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的繳納額。通過減少此類人口的個稅和社保支出負擔，能夠有效促進其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的持續提升。對于青年外來務工人員，增加對于他們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在職教育，通過提升他們的技能水平和工作能力促進其可支配收入提高。

第三，通過區域聯動促進城市協調發展，全面提升三、四線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通過“京津冀一體化”、“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性發展規劃，以一、二線城市為龍頭，拉動周邊三、四線城市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與此同時，充分發揮三、四線城市在社會資源和生活成本等方面的比較優勢，一定程度上分流一、二線城市的非核心功能，通過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市群產業規劃增強三、四線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促進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續提高，進一步滿足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理由相信，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數量倍增的過程也將會是我國經濟發展不斷提質增量、改革紅利不斷釋放的過程。通過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將最大程度地釋放我國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發展潛力，解決增長所需的內生動力不足等一系列結構性問題，有序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財富中文網）

節選自《2019 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及其未來展望》，《改革》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