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萎縮的中產階層：還有救嗎？
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的一份子，但眾人對于“中產階級”的定義卻是莫衷一是。問題何在？如果連定義中產階級都這么困難，那么人們也就很難認定這一階層的境遇已經發生了變化。但事實就是如此。《財富》雜志的這份特別報道將向人們揭示，中產階級數百萬民眾的生活已經變得越發困難。我們派遣了50多人前往調查為什么如此眾多的人士離美國夢越來越遙遠。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請了一些頭腦最敏銳的人來出主意，看看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了解到：追尋美國夢曾幾何時是一件令人激動的事情，但如今讓他們感到心力交瘁。
提高工資（或者說應該這樣嗎？）
如果低薪工作的主要問題是勞動所得不足以維持生計，那么答案似乎很明確：那就是強制性加薪。芝加哥、奧克蘭和西雅圖等地方政府就在這樣做——在亞馬遜總部所在地，最低小時工資到2021年將升至15美元，遠高于7.25美元的聯邦水平。由于缺乏人手，一些公司也采取了同樣的行動。2018年10月，亞馬遜表示將把國內最低小時工資全面提升至15美元。沃爾瑪的130萬美國員工的最低工資是11美元，這是2015年以來三次漲薪的結果。塔吉特也承諾到2020年將把起步工資提高到15美元。
但這對員工有幫助嗎？答案……很復雜。2017年秋天公布的一系列研究結果說明情況確實好壞不一。在加利福尼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餐飲業研究團隊發現，2008年最低工資逐步升至8美元時，快餐連鎖店的利潤增長了10%以上，但就業人數減少了12%左右。隨后，2017年最低工資提高到了10.5美元，快餐連鎖店利潤上升了20%，就業人數卻又減少了10%。華盛頓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在2018年年初發現，西雅圖分兩步提高最低工資的結果是工作時間縮短了，實際效果就是低薪工作者的月收入減少了125美元，而且第二次漲薪對其收入的影響遠超過第一次。與之相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對美國7個城市的研究結果是提高最低工資有利于收入，對就業水平則幾乎沒有影響。
隨著工資上漲，企業正在加倍努力地實現自動化，這幾乎毫無疑問。塔吉特、CVS和科爾氏百貨都在越來越多地使用自助付款設備，沃爾瑪據說正在測試掃地機器人。另外，沃爾瑪在這個假日季一反常態，沒有增加季節性用工人數。這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分析，但對就業者來說，提高工資也許是一把雙刃劍。
蒂姆·斯科特
南加州共和黨參議員
我生長在單親家庭，在成長過程中，媽媽是我的生命基石和最大支持者。她是護士助理，每天為了養家糊口工作16個小時。我高中有四門課程不及格，差點兒沒畢業。所以當人們談到美國的“貧困勞動者”時，我有親身體會。
我們得保證那些像我一樣在貧困中長大的人有條出路。我的“機遇地帶”提案旨在從經濟上幫助欠發達社區充分發揮潛能。在這些地區提供項目資金的投資者和慈善家可延緩繳納資本利得稅，從而得以創造就業機會并實現經濟增長。
讓議員工資和選民收入掛鉤
紐約市市長白思豪在2013年參加市長選舉時做出的姿態是對抗收入差距。但上任后，白思豪立即給自己加薪15%，工資漲到了258750美元。表面上是自由派的市議會隨之而動，將自己的薪水提高32%，達到148500美元。光是市議員3.6萬美元的工資增幅就已經超過了紐約市全市居民的平均薪酬。到了2017年，發了財的市長和市議員們給亞馬遜（該公司所有者杰夫·貝佐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奉上了30億美元的補貼。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州議員的低收入。44個州的議員薪酬都遠低于本州居民平均收入（新罕布什爾州議員的年薪只有100美元）。也就是說，只有富人才負擔得起這樣的工作。然后他們會繼續向上爬。研究過1619年美國議員收入情況的密蘇里大學政治學教授佩弗里爾·斯奎爾在2014年發表的分析報告中指出，統一民選官員和公眾利益的最佳途徑是把州議員的薪酬和本州居民平均收入掛鉤。2018年他又發現，美國州議員的平均收入為32611美元，而全國居民的平均收入為59039美元。
斯奎爾說：“選民們覺得給議員低薪是在省錢。但這實際上保證了富人對他們的統治，富人在立法時往往會以自己的荷包為準，而忽視甚至損害財富較少的人。”他認為，如果調整薪酬，普通民眾就更有可能成為州議員或市議員，他們會對和自己情況相似的人抱有同情心。
在國會，40%的議員是百萬富翁。即將上任的共和黨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曾承諾要“說到做到”——成為四名自由派議員之一后將向實習生提供每小時15美元的工資。她成了共和黨議員中的領跑者。2017年，非營利組織Pay Our Interns的一項研究顯示，51%的共和黨參議員給實習生發工資，而這樣做的民主黨參議員有31%。另一個“公平薪酬堡壘”在哪兒呢？答案是亞利桑那州。2015年，該州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把議員工資和居民平均收入掛鉤的州。
比爾·麥克德莫特
SAP CEO
我仍然記得爸爸半夜起來刮掉汽車擋風玻璃上的冰，然后去給愛迪生聯合電氣公司維修電力線路，為的是人們家里的電燈能一直亮著。這個場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中。
現在我把美國視為一個分裂的實例。人們會問，為什么會分裂呢？銀行存款不到400美元的美國人超過50%。也就是說，他們和徹底破產只有一輛報廢車的距離。
美國經濟實力很強時（20世紀90年代末），民主共和兩黨曾聯手實施過“從福利到就業”（Welfare to Work）行動。當時我有幸成為總統身邊的一員。在經濟實現充分就業時，公司承諾幫助領取福利的人找到工作——我覺得這個最佳做法出于某種原因已經被徹底遺忘。我們知道公共行業無法自行維持，創造就業的是私營行業。所以參加這項行動的所有公司都通過促進就業獲得了免稅待遇，因為你得解決教育、交通和托兒問題。政府為創造就業的公司提供補貼。
我個人認為公共和私營部門需要再次合作，以便更換勞動工具并讓就業者掌握新的技能。如果就業者的工作沒什么意義，他們就會覺得被甩在后面。就算有報酬，他們的工資也不會高。而且他們會覺得自己沒有處在新經濟的最前沿，也沒有處在數字環境中。那是因為情況確實如此。
基思·布洛克
Salesforce聯席CEO
借助特定渠道，我們有機會通過交易來做很多事。我妻子和我為我的母校卡內基梅隆大學的一個技術和社會中心提供資金，它針對的是政策和技術的交叉領域。卡內基梅隆和Uber有個合作項目，對象是匹茲堡一個欠缺服務的地區。匹茲堡的難點在于一些地區出現高失業率的原因是交通不便，所以人們沒辦法去找工作。這些單親家庭、欠缺服務的弱勢群體沒有接觸到這些機會的渠道。這顯然對社區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
卡內基梅隆大學找到了達拉·科斯羅薩西（Uber的CEO），并討論了由Uber向這些人提供就業渠道的模式。看來確實有機會和匹茲堡以及其他科技公司一起來提供渠道。它可以是實體的，也可以是技術渠道。這種事政府自己干不了。企業單打獨斗可能也不行。但聯起手來，他們就一定能做到。
看看基本收入是否可行
38歲的阿梅亞·帕瓦爾貌似頑童，作為芝加哥民主黨市議員，他已經進入第二個任期。帕瓦爾擁有威脅和響應管理專業碩士學位，他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用到了一個不尋常的地方——競選市財政局長一職，其目的是用老辦法，或者說一筆無附帶條件的現金來化解貧困危機。他打算進行全民基本收入試點，內容是為1000個貧困家庭每月提供500美元資金。
帕瓦爾效仿的是幾十年前共和黨的做法。他表示自己的年薪為10.8萬美元，其中80%用于支付幼托服務以及償還20多萬美元的學生貸款。
他說：“得益于共和黨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美國已經出現了基本收入，而且從1977年就有了。”這只基金目前的規模約為650億美元，它每年都向阿拉斯加居民發放石油收入分紅（一般為1000美元左右），作為鼓勵他們居住在那里的手段。帕瓦爾想利用密歇根湖向芝加哥供應的淡水建立類似的制度，目前芝加哥郊區用的就是密歇根湖的湖水。“美國政治的道德疾病是人們覺得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值得幫助。我想打破這種值不值得的觀念。我們都有資格分享美國許諾的東西。”
初創企業孵化器Y Combinator也在進行基本收入試驗，推遲了幾次后，該公司定于2018年夏天和密歇根大學聯手啟動此項計劃。批評人士老調重彈，說需要更多研究。對此帕瓦爾表示同意，但有附加條件。他說：“在研究時不能問‘人們會使詐嗎？’或者‘他們會撒謊嗎？’”相反，問題應該是“‘我們能強化家庭關系嗎？我們能提高社會靈活性嗎？錢能有幫助嗎？’20世紀60年代的偉大社會計劃以來我們什么大事也沒做過，只是站在原地對解決辦法或預防措施感到擔心。”
如果當選為財政局長，帕瓦爾將和即將上任的共和黨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等人在投資（以及撤資）指導方面進行合作。他還打算說服克利夫蘭、底特律和密爾沃基的財政局長來加入他的基本收入試驗，進而樹立全國性典型。讓人意外的是，帕瓦爾說他的一些最主要支持者是富人和有權的人。他指出：“他們知道自己的財富以這個正常運轉的體系為基礎。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情況則不是這樣。”
從丹麥取經
回想2015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辯論，大家也許會發現丹麥意外地受到了關注。當時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對丹麥的“勞動階層成就”贊不絕口。他的對手希拉里·克林頓則反擊說：“我們可不是丹麥。”
沒錯，但鑒于美國的貧困率在經合組織國家中高居第四位，而丹麥擁有所有富裕國家中最低的貧困率，我們也許應該觀察一下丹麥是怎么做的。雖然高稅收、高收益的“全福利社會”顯然是掃除真正貧困的最佳途徑，但值得注意的是，丹麥并沒有把所有支出都用在最貧困的人身上。經合組織的一位資深政策分析師邁克爾·福斯特說：“中產階層同樣受益。”的確，丹麥為適齡勞動人口投入的社會開支超過了經合組織中的其他任何成員。
那究竟是怎樣一種情況呢？總的來說，98%的子女在15歲及以下的丹麥家庭都得到了資金援助。而這還只是個開始。中產階層享受的其他福利包括免除大學學費以及醫療保健和職業培訓費用，還有強大的補貼型托幼制度。18歲以上而且自行謀生的學生每月可獲得約933美元的補貼（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也能拿到145美元）。丹麥公司采用名為“彈性安全”的模式，必需裁員時，培訓和協助就業體系就會介入。這讓丹麥的制度類似于安全帶——其目的首先是防止人們陷入貧困。就這一點而言，我們確實不是丹麥，但也許我們也應該重新考慮一下我們的“安全帶”體系是不是夠用。
普拉米拉·賈亞帕爾：我們都需要更好地對待勞動者
許許多多的評論員和經濟學家都想跟白宮口徑一致地表達我們的經濟表現強勁，因為失業率正在下降而且GDP正在增長。但890萬仍處于貧困狀態的美國全職就業者一定不會認為美國經濟處于繁榮狀態。40%的勉強滿足食宿等基本生活需要的美國人，以及62%的可應急銀行存款甚至不足1000美元的美國人也不會這樣想。
實際上，如果90%的GDP增長都集中到了1%的人手里，那它就毫無意義，而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失業率雖低，但工資增速一如既往地慢，而且跟不上通脹。我們已經承認過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那就是在一個經濟體中，如果勞動者不能受益于他們參與創造的利潤，這個經濟體就不是強大，而是要完蛋了。
國會需要采取行動來讓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恢復平衡狀態。首先，國會應該通過加薪法案并立即提高4100萬勞動者的工資。該法案將把最低小時工資提高到15美元，并按照平均工資增速建立最低工資指數。由于政府的不作為，幾十年來最低工資的實際價值持續下滑，目前剔除通脹因素的最低工資已經比1968年的最高點低了25%。如果最低工資增速能和通脹持平，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國人的貧困率就會比現在低幾乎20%。
其次，通過制止企業高管越來越多地把利潤分享給股東而不是員工，國會可以把已經脫鉤的公司利潤和工資重新連接在一起。1982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降低公司回購股票難度前，標普500指數成份股公司用于回購股票的利潤只有2%。而2017年，這些公司把59%的利潤用來回購股票。國會應該通過工作報酬法案，它可以通過制止公開市場股票回購使工資增加數十億美元，它還能確保勞動者有發言權，可以在他們創造的價值中為自己爭取合理分成。
美國民眾也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在剛剛過去的選舉中，美國所有紅色和藍色選區都迎來了歷史上最多元化的候選人，他們的任務是為民眾而戰。他們不想要救濟。他們只是想要我們創造出公平的環境，讓他們可以平等競爭。民主黨只控制了眾議院，但現在我們應該提出一個大膽的愿景，并和阻擋我們共同前進的最大公司利益進行抗爭。
馬克·盧比奧：相信企業能做的更好，政府也一樣
華盛頓和紐約一直在代表美國勞動者做著錯誤選擇——為享受再分配的少數人服務的經濟增長，或者為不享受再分配的少數人服務的經濟增長，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太長時間。在這兩種框架形成的經濟中，普通美國人都無法用自己的勞動來撐起一個家庭。他們應該有另一種選擇。
我們的父母是移民到美國來的，他們在人生中實現了美國夢。但從20世紀70年代我出生到現在，年薪不足3萬美元的25至34歲美國男性所占的比例幾乎翻了一番。和我父親一樣，這些人的受教育水平大多以高中為限。我媽媽幾乎一輩子都在做傭人，這個職業的平均年收入不到2.3萬美元。
解決辦法絕不是簡單地拿個學位，或每當有工作被外包或消失時，就重新進行培訓。勞動者不是機器，不能把他們拆開、升級、重新組裝然后送到其他需求旺盛的地區。我們都是父母，都要交房租，我們的女子在學校都有朋友，都參加了體育社團，而且還有住在附近的爺爺奶奶或親人。對人的一生來說，穩定和工資同樣重要。
解決辦法也絕不是政府再次出資為貧困勞動者買來經濟安全。工作的目的是創造價值。工作一天后臟了的襯衫和酸痛的雙腳跟滿足人們深層次目標的工資之間是有聯系的。
這種穩定性來自一份好工作，而且只有在美國人為成長、創新并投資的高產企業工作時它才真的有可能出現。我們國家缺乏的東西之一就是如何更多地創造這些穩定高薪工作的共識。雖然創造此類就業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但一些共同目標很清楚，包括更多的公司通過金融工程向產品和研發投資；一個更平衡的國際貿易體系使美國毫無疑問地成為下一代技術的發源地；以及更有利于家庭的社保制度。雖然并不是所有這些都需要政府拿出解決方案，但我提出的一些政策將發揮作用。我將為之投入時間的項目有：擴大2017年稅法立即減免資本支出稅項的范圍，實施和《中國制造2025》直接競爭的策略以及通過國家支付工資的親子假議案并擴大兒童抵稅額范圍。
沒有高產企業，美國工薪族就沒有經濟未來。打造一個大膽創造21世紀美國產品和工作的經濟應是政壇人士和企業共同的工作。
羅卓克
思科CEO
徹底陷入貧困的人和全職工作者仍然需要同樣的東西，那就是他們可以承擔的住房。我們的國家正在面臨著全國性的平價住宅危機。在任何州、縣或大都會，沒有一位拿最低工資的全職工作者可以買得起一套不大的雙臥室公寓。我們意識到硅谷有平價住宅危機，中低收入家庭和無家可歸者一樣都極為需要住房。我們計劃在五年內為“目的地”項目投入5000萬美元，以便通過圣克拉拉縣的Measure A平價住宅債券獲得住房補償公共資金，從而以更快的速度建設更多的支持性住宅。
問問經濟學家：我們怎樣才能重燃美國夢？
詹姆斯·茲利亞克
肯塔基大學經濟學教授
·把注意力集中在兒童保育上。茲利亞克指出，兒童保育價格已呈飆升狀態，近年來成本增速超過它的只有高等教育。兒童保育實際支出占收入的平均比重介于16%至25%之間，而且這是國內勞動參與率不斷下降的主要原因。他建議全面調整兒童保育抵稅制度，只讓收入不足7萬美元家庭享受此項福利，同時讓抵稅變得可退且更加慷慨（這個想法引起了奧巴馬政府及幾位參議員的注意，但一直未能拿出相應提案）。
杰弗里·薩克斯
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學科教授
·薩克斯認為必須把醫療保健作為首要任務。我們可以效仿加拿大或澳大利亞，建立單一支付制度。薩克斯還建議賦予工人組織權，提供更好的學校-工作過度機制（如德國的學徒教育模式），同時全面調整高等教育的經濟性，以免它限制未來勞動者的選擇。他倡導通過21世紀的贈地學院制度來降低教育成本。他的提議還包括財富稅以及可為勞動者提供新技能和工作的重大基礎設施計劃。
埃斯特·迪弗洛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跟隨數據。迪弗洛的激進學說讓經濟學界感到震撼。她認為應以對待處方藥的嚴格程度，通過隨機而且受控的試驗來檢驗和評估援助項目。迪弗洛認為，通過防止現有社保網絡遺漏貧困人口的小規模行動就可獲得巨大收益。她解釋說，許多在校學生都沒能獲得免費午餐，直到布什和奧巴馬政府簡化了申請程序。在食品券和殘疾人福利方面也可以這樣做，因為獲得此類救助的過程往往過于繁瑣。
彌補缺口，以免其繼續擴大
她寫了一本真正探討工作貧困人口的書。芭芭拉·厄萊雷奇的《美國生存體驗實錄》（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讓許多中層和中上層美國民眾首次真切地見識到了各個州的女招待、售貨員、傭人等低薪工作者的艱難生活。
2001年出版這本書以來，很多東西都有了變化，包括厄萊雷奇講述貧困者故事的方式。作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記者，她希望像中產階層那樣受尊重，并在舒適的生活中支撐起自己的家庭。那樣的情況已經不復存在。“2009年的某個時候，我意識到我能繼續這樣做的原因是《美國生存體驗實錄》的版稅讓我存了一些錢。我想‘好吧，這還不錯，我可以這樣過。’然后我又想到‘等一下，我在說什么？我得有錢才能去寫窮人的故事？這不是有病嗎？’”
的確，在過去20年中，她看到20年前困擾小時工的壓力和迷茫不斷擴散開來。厄萊雷奇說，情況變得更糟了，不光是所謂的中產階層，對其他許多低薪工作者來說也是如此。她指出：“‘恰好型雇傭’的興起是令人震驚的壞事之一，這種情況下人們得等著老板打電話叫他們去上班，而他們并不知道自己明天還能掙到多少錢。”
雖然提到了這樣或那樣的改善（更容易獲得醫療保健服務，提高最低工資的運動），但厄萊雷奇很擔心，原因既包括法國等地出現的街頭示威，也有對整體移民不斷增加的憤怒。如她所說，當“看到自身生存幾率正在下降”時，人們往往不會理性行事。
厄萊雷奇說，少數人的經濟選擇讓為數眾多的美國人帶著“極大的焦慮”生活著，而且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多。她還警告，這不僅限于傭人和小時工，這個群體還包括合同工、輪班制工作者、教師、Uber司機、小企業主、中產階層，甚至是你自己。（財富中文網）
本文另一版本刊于2019年1月出版的《財富》雜志，是報道《正在萎縮的中產階層》的一部分。
譯者：Charlie
審校：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