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5日，韓國法院就三星太子李在镕向前總統樸槿惠及其親信崔順實行賄一案做出一審判決，李在镕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判決結果公布的當天，三星電子的股價下跌1.43%。雖然李在镕的律師隨后提出上訴，但民間好像并不關心上訴能否成功，反而都在揣測李在镕能否在未來獲得特赦。有這樣的觀點并不奇怪。首先，公眾都相信李氏家族在韓國擁有強大的政治關系，這些構成維系家族的強大社會資本。的確，通過政商勾結，韓國很多被判刑的財閥高管都獲得了特赦，比如大宇集團創始人金宇中、現代汽車會長鄭夢九、SK集團會長崔泰源以及前希杰集團會長李在賢等均在被判入獄后得到了特赦。其次，李氏家族的社會資本的作用在三星的上一代得到了體現。李在镕的父親李健熙也曾經分別在1996年與2008年被起訴并判刑，但均因總統特赦而最終免受牢獄之災。那么，家族的社會資本能否幫助李在镕渡過這一劫難？我們拭目以待。

富豪家族擁有的體現在政治關系和社會網絡的社會資本一直是公眾關心的問題。如果我們根據存在形式，可以將一個家族的財富分為人力資本、金融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這四類資本。其中社會資本占據了非常重要，甚至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地位。那么如何定義家族的社會資本？這些資本為什么重要？家族的社會資本如何形成？具有什么特征？這些資本能否世代傳承？本文帶大家去簡單地了解一下這些問題。

嚴格來說，社會資本是基于網絡、結構、關系所形成的一種資源的集合，這些資源可以給家族帶來好處，幫助家族實現某些設定的目標。家族的社會資本往往分為內部和外部的社會資本。前者一般指的是家族成員共同分享的價值觀，信任和家族成員之間的關系。后者可以簡單地被認為是家族成員個體或家族整體形成的社會網絡和關系。三星太子的例子指的就是外部的社會資本。

家族的外部社會資本可以為家族帶來什么好處？從三星太子的例子來看，當然最直接的好處是幫助家族創造和維系家族擁有的財富，保護家族成員的安全，比如利用政治關系免受牢獄之災。但我們也不應該僅從負面角度來理解社會資本。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廣義的社會資本可以幫助促進社會的資源配置和交易效率，降低因為信任和信譽缺乏而產生的額外的社會成本，這些效果在不完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特別明顯。

比如說，在某些處于起步階段的市場經濟、法律不健全、政府對信息控制及不透明地操作的環境下，企業家的社會關系網絡可以為他們提供正式和非正式渠道的信息來源。通過以血源關系、地源關系為中心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來幫助節省信息收集、尋價費用，有效地促進合作和交易。另外，社會資本可以幫助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和契約的執行成本。在缺失完善的法律制度下，網絡成員之間的交易也因為相互之間的信任、長期合作而節省討價還價、契約制訂和執行的費用。

一個家族的社會資本的形成會受到什么因素的影響呢？家族成員的個人特點，例如能力、人格等因素，財富創造載體即家族企業的商業文化，以及社會資本形成過程中的政治和宏觀經濟等因素都起到重要作用。當然，一個家族的社會資本的特點更多的是深深地打上家族核心成員或財富的創造者的個人特征的烙印。核心家族成員的“價值內向投射”是形成其家族社會資本的一種途徑，比如俗話所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核心成員的社會閱歷和社會地位也對其基本社會關系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家族的社會資本也具有其價值的不確定性和專用性的特點。一方面，這些社會資本在其形成過程中受到了來自于經濟、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多方面擾動因素的影響。不穩定社會結構以及政治不穩定性都必然會降低企業家社會資本量。另一方面，家族個體成員需要對其社會關系網絡進行投資，這些社會資本也就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成員本人。即使它在家族網絡內表現出一定的公共資產屬性，但它不是公共產權，它不可能被其他家族成員共同掌握。“樹倒猢猻散”就有這方面原因。在三星家族的例子中，李在镕受到了樸槿惠一案的政治牽連被判入獄，就很好地說明了以上的兩點。

家族的社會資本是如此的重要，那么這些資本能否像其他實物資本一樣可以在家族內部實現順利傳承呢？上面提到，家族的社會資本具有價值的專用性、時效性的特點。持有某一社會資本的成員離開特定群體環境以及其位置的更替都可能會使這些社會資本遺失或貶值。學術上有相關的研究發現：家族企業的創始人退位，以及兩代企業家政治聯系的差異都會引起企業政治關聯度普遍減弱，導致家族企業傳承績效下降。這同時說明繼承行為導致某一成員在企業和社會關系網絡的位置節點發生變化，依附在網絡節點上的社會資源有些就可能失去。

另外一份研究發現，反過來社會資本對于家族企業的代際繼承也產生一定的影響。繼承者的社會資本對繼承人的繼承承諾起著正向作用，也就是說，繼承人的社會資本越豐富，繼承人的接班傾向的可信度就越高。但在位者的社會資本對繼承人的繼承承諾有負面影響，在位者的社會資本越多，繼承意愿就越低。在位者的社會資本對繼承者的社會資本有正面影響。可能是在互動的過程中，在位者的部分社會關系可以傳遞給繼承者。

且不論傳承的效果，社會關系和人脈仍然被中國的超高凈值人群視為重要的傳承內容。2015年民生銀行-胡潤百富發布的《中國超高凈值人群需求調研報告》中提及，在家族傳承過程中面臨的首要問題里，27%受訪者把“家族企業的平穩過渡”排在首位，也有7%的受訪者將“人脈關系”列為首要傳承問題。在家族傳承的最關注點的熱點中，“價值觀的傳承”排第一，認可比例占48%；“社會關系的傳承”排在第三，占到11%。招商銀行-貝恩公司的《2015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問到高凈值人士最重視的家族財富類型，34%提到了“社會資源”。（財富中文網）

作者吳飛是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