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高德思，1974年來香港，同年加入香港美國商會。我是《財富》雜志中文版及中詢有限公司的名譽董事長，也是《財富》雜志中文版的名譽總編。1995年，我曾擔任香港美國商會主席。

說起1974年的香港，我腦海中會浮現出兩個詞——炎熱和緩慢。那時離港鐵開通還有五年時間，跨海隧道也剛剛投入使用兩年，主要交通系統還保持在有軌電車的水平，與內地任何城市都沒有直飛航班，直到多年以后才實現了直航。

那個年月并沒有堵車的概念，無論是中環皇后大道，還是中環德輔道都暢行無阻。道路上以貨物運輸為主，還有很多自行車，私家車寥寥無幾，生活節奏也要慢上很多。

那時的香港與內地真正隔絕，而大陸又與世界及香港互不往來。所以，對內地的貿易原則上是以大宗貨物為主，其中中國出口占絕大部分，進口十分有限。怡和、捷成、東亞公司等來自歐洲的傳統買辦洋行幾乎壟斷了全部對華業務。從事對華貿易的銀行、會計師、律師無章可循，外資和廣告在中國都還是禁忌。

我曾說過我第一次去內地旅行是1975年。在我下榻的酒店——東方賓館根本就不需要電話叫醒服務，因為每到清晨6點，賓館外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就會準時開始痛斥“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上世紀70年代的美中關系形態非常不同，直到后來邦交正常化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79年正式宣布改革開放前，中國明顯出現了一些微妙但十分重要的變化。我們可以去參加廣交會，它帶有一定的實驗性質。廣東一直是中國各種變革的前沿。所以我們非常幸運，等到77年、78年真正逐步開放，中國開始邀請建筑設備公司、機械工具公司、專業經銷商來華洽談貨物，也增加了對此類產品的進口，我們的業務真正開始起飛。我們非常幸運，趕上了這個好時機。

也正因為如此，我當時有種想法，我還有其他什么好地方可去嗎？我們見證著一個非凡轉型的開端，不僅僅是香港，而且特別是中國內地。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能搶到前排座位并參與其中，真是讓人欲罷不能而且回報頗豐。從這方面看，香港似乎的確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直到現在我也依然這樣認為。(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