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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中國沒有匠人？看看這些在北京郊區造字的極客

章勱聞 2016-12-12

不管技術怎么變化，只要人有視覺，字形就一定有價值，而且這種藝術穿越時間——從最早的刻在石頭上，到現在的電腦、手機屏幕，一直到未來的虛擬現實。

《財富》（中文版）—— 馬上就要到青島最冷的一月，受海洋性氣候的影響，這個時候的海濱城市被大風侵襲，而潮濕的空氣在零度左右就可以讓人寒冷難耐。

崔顯仁躲在屋子里，熟練地用刀打磨出一塊粉筆，用左手還能活動的兩根手指抵住，然后用變了形的右手握住左手，費力地在一塊地板革上寫完最后一個字。在這個桌子、椅子被推到一邊的小屋子里堆滿了數不清的地板革，每一片上都用粉筆寫著一個漢字。他已經記不清最近用掉多少盒粉筆。這是10月份以來他認真書寫的第1000個字。他把腳下的地板革拾掇好，裝進一個袋子里。這個包裹會被寄到北京郊區一座八十年代風格、不起眼的四層樓的建筑，那里有上百個人在等待這最后一批地板革和漢字的到來。

31歲那年，崔顯仁為了在冬天加熱三輪車里凍住的柴油，嚴重燒傷了自己的雙手和臉。左右手都只有食指和無名指能輕微活動。雖然只上了3年小學，從小就有寫作和書法天賦的他接下來每天練習十幾個小時、用10年的時間練出了粉筆字書法。然后從40歲以后開始憑借這個能力在街頭賣藝求生。他的粉筆字有飄逸的美感，又不失古韻。快到50歲那年，他的字吸引了大量路人，并且為他留下1元和5元的捐款。這一切本來是一個被湮沒在塵世里的故事，直到2011年10月的某一天，出現了兩個改變未來的人。

當天中午，崔顯仁到青島臺東八路和威海路路口老地方賣藝。有兩個人從凌晨6點開始就在等他，并要和他約定：由崔顯仁進行1000個基本漢字的創作；而這些來自北京的人會用計算機與他一起合作設計完成其余5763個字，從而組成整套中文字庫。1個小時后，這份特殊的協議就簽署了。北京來的人請將信將疑的崔顯仁吃了一頓27元的套餐，這相當于他一周的伙食費。

不久后，崔顯仁得到5萬元用來改善創作期間的生活條件。截止2015年底，這位嚴重殘疾的草根書法家又收到7萬多元的字體銷售收入。協議的另一方還明確字體上市后50年內全部版權收入歸他所有。而崔顯仁創作的字體就是今天很多中國設計師字庫里可以看到“方正顯仁簡體”——適合廣告業、雜志的文章標題，甚至還有人把它雕刻在中國古典家具上。

這個不可思議的故事背后是一個數字化時代被人們忽視的隱形行業，和一群特殊的中國極客。

方正顯仁簡體

逆流而上的行業

幫助崔顯仁完成字庫的是一個位于北京西北五環外近百人的造字團隊。張建國是這些人的頭。早在1991年，他從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第一份工作就是進入北京北大方正電子有限公司字庫部門開發計算機字體設計軟件。90年代，隨著專業排版設計軟件進入PC，出版和印刷變得個人化，成為一個時代的興奮點之一。中國曾經一度興起了10多家字庫企業。但是今天，當張建國從程序員成為公司字庫業務部總經理時，當年的同行企業只剩下五家還在維持。

這本該是一個順勢而為的商業領域。而且從建國之初起就一直是不錯的生意。那時候采用鉛字印刷，有很多的字模廠，每年有好幾億的產值。一路到80年代，王選的激光照排技術讓漢字進入計算機領域。但是，后面的技術進化卻意外地把這個行業的理想主義者們推上了一條荊棘叢生的道路：最初，公司嘗試用賣軟件的方式賣字體，但是很快盜版開始滋生——從最初幾張軟盤拷貝一個字體，到最后中關村一張盜版光盤就可以容納幾乎全部的中文字體。

還未等這個致命的問題得到解決，互聯網開始成為新的盜版載體。這一次，隱匿在城市周邊的盜版窩點被完全無法控制、極度分散的互聯網盜版下載點替代——打擊字體盜版幾乎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張建國透露，2007年他們攜手徐靜蕾推出的字體僅僅定價10元，還進行了加密。但是，最終卻只賣出了2000套。“想象一下，除此之外，一個國家市場上剩下的全是被破解的盜版。”他看向了窗外，低聲把后半句話又重復了一遍。

字體設計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今天在上地方正大廈一條不寬的走廊兩側，還展示著很多字稿，其中有兩頁是徐靜蕾的作品——

每一頁紙上有一百來個字，很多字被涂了重寫，其中懊悔的“懊”字徐靜蕾寫了四遍，涂掉了三次。

處于這樣一個逆流而上的行業，作為一個賠錢的部門，公司在1998曾經想過放棄它。張建國回憶：“現任方正集團董事長的肖建國老師當時力排眾議要保留字庫業務，他認為字庫是一種文化，需要‘堅守’。”現在看來這位董事長的直覺是有道理的：大陸、香港和臺灣今天加在一起的字體數量只有一千多款，還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一旦我們所有人都放棄，未來如果需要向美國和日本企業購買‘中文字體’，那將是一種悲哀！” 張建國一份PPT的市場分析部分寫著這么一段話。

他從小和父親練毛筆字，到了大學開始練硬筆書法。和他一樣骨子里喜歡書法的人能理解董事長當時的意思。2000年，字庫部門因虧損再次面臨去留的時候，剛過30歲的張建國開始奉命接手。當時，他面臨一道很簡單的選擇題：如果賣別人設計的字庫，公司至少可以收取30%到40%的代理費；如果堅守，不僅要付出開發成本，而且字庫在方正系統中是免費附送的。

他的答案：走出方正系統。作為一個被推上市場的技術人員，他和團隊成員很快談了一家重要客戶：施樂。當時施樂的快速打印機一分鐘可以打印100多頁，需要內嵌的中文字庫。方正開拓了第一個外部客戶，破解了一直以來產品無法收費的困局。施樂至今還在使用方正的字庫，而且按照設備數量付費——這是最合理和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黑體的博弈

放眼國際，字庫公司規模都不大，下游也不都是像施樂那樣的完美客戶。日本森澤公司字庫年收入剛剛超過1億元人民幣，美國字庫企業蒙納公司已經在納斯達克上市，年收入也僅超過2億美元。一家臺灣字庫企業甚至到了需要利用互聯網眾籌來開發一款字體的地步。整體行業玩家體量較小，又很難直接占領C端市場，這導致他們在下游議價能力的喪失。

處于這樣一個逆流而上的行業，作為一個賠錢的部門，公司在1998曾經想過放棄它。

不過，日本和美國的同行各有各的出路：森澤在高度尊重版權的日本市場可以按照機器數去買授權，比如一家企業有一百臺機器需要字庫，就可以有一百套的收入；蒙納作為一家從生產機械排字機進化過來的百年企業，2000年后連續通過4次收購，站穩了利基市場，從而可以直面微軟。他們被嵌入微軟的產品，并且按照軟件份數得到版權費——是最公平合理的合作形式。

但是方正字庫卻沒有這么幸運。一方面，個人用戶的銷售很廉價，每款僅售2元，還不及一瓶本地的啤酒。在面對微軟這樣的超級客戶時，他們又變得很被動：首先，微軟在字處理軟件領域具有絕對的主導權；同時，中國多家字庫企業相互間的競爭還給美國公司帶來了多方博弈的機會。最終，方正一款優秀的字庫被微軟用非常合算的價格一次性買斷。這款字體就是2004年隨著Windows Vista而火爆中國市場的“微軟雅黑”。真正的字體設計者是方正團隊，但是因為是委托開發方的身份，至今在PPT中大量采用這個字體中國用戶都不知道他們才是幕后英雄。談到這段歷史，采訪現場有設計師笑著自嘲：曾經有用戶建議他們去學習“微軟雅黑”。

被一次判決改造的商業模式

不過，張建國團隊最終找到了他們自己的商業模式。而這來自于一場對他們來說?并不算成功的司法判決——10多年前，一家軟件公司未經同意嵌入了方正的整個字庫。公司告對方侵權盜版。法院雖然沒有給出和方正期待中完全一致的判決，但是卻指出對方侵犯了方正字形的權利，也就是美術作品的著作權。

公司在那個時候意識到，如果字形的權利能夠被法律支持，那么就可以去追索企業用戶在商業使用中應該支付費用的字形授權。這個大邏輯導向了今天方正一種更為聰明的商業模式：

針對企業的商業使用，他們堅持根據字體的使用范圍、時間、復制數量來嚴格收費；不過，其中關鍵的一點：廣告設計機構可以先免費試用方正字體，等廣告主確定設計案后，再幫助廣告主代購即可。這樣，有剛性需求的設計師用戶不僅不再冒險選擇盜版，反而會成為“To B”模式的天然推廣者。

從2010年起，已經有4000多家企業購買方正字庫授權，用于產品包裝、廣告等商業發布用途；另有200多家出版社、300多家報社、200多家雜志社按照新的商業模式購買方正字庫授權。經過近幾年的努力，公司字庫業務擺脫虧損，開始盈利。

長尾匠人和漢字獵人

仇寅是方正字庫的設計總監。他言談儒雅，談到任何一款字體就像是自己的子女，平靜透出對于各種細節的知曉和關注。很難想象，這位大師級的字體設計師是無線電工程專業，畢業后從事無線電系統管理與維護十多年，寫字純屬業余愛好。但是，為了加入方正，他6年中臥薪嘗膽，三次參加公司舉辦的全國字體設計大賽，并在最后一次獲得一等獎。此后，又用了一年多的業余時間將獲得一等獎的作品開發成了字庫產品——方正大魏體。

仇寅說：“設計字兒是我跟自己對話的過程，想要在自己的職業生涯為這個社會留下點兒什么。”

2011年，快到50歲的仇寅終于如愿加入方正字庫。他的故事像是一部勵志戲劇。而張建國指出一個事實：日本人很羨慕中國同行，因為我們民間有大量仇寅這樣的書法高手，而且代代相傳，“長尾”匠人比比皆是。

汪文也是其中之一。不過他的工作更像是一個工匠和獵人的結合體。他帶著眼鏡、穿著隨意的T恤，拿著一部數碼相機，拍攝了數百張各地牌匾上的字體照片，尤其是來自古代皇室的榜書。他2010年到方正字庫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創造一種特殊標題字體。他根據照片在A4的紙上反復描出字形，一筆一筆涂黑，最后設計出了這種粗重的榜書字體，適合中國獨有的古建筑和商業匾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