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發工作之殤
當有關陶氏化學(Dow Chemical)和杜邦(DuPont)這兩家公司合并的謠傳滿天飛的時候,此舉顯然不是你所理解的一樁由投資銀行家們策劃的、只是為了從中收費的普通買賣。這兩家公司之間在美國的年紀相差了331歲,后者聲稱是《財富》美國500強榜單中第四老的企業。
不過,兩家公司之間的差別不僅僅是年紀。在一個大約80%的GDP來自于服務行業的經濟體里,這些自以為了不起的企業是制造東西的—并且,也許更加重要的是,它們大量投資于研發,以便造出的東西更好、更賺錢。
然而,在當今美國許多投資人的眼里,正是杜邦之類公司的巨額研發預算讓他們望而卻步。激進型投資人納爾遜·佩爾茨(Nelson Peltz)在今年的早些時候與杜邦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柯愛倫(Ellen Kullman)開撕,研發開支就是主要的爭議點之一。柯愛倫認為大企業有義務搞科研來解決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佩爾茨則認為這是杜邦公司的投資人難以承擔的帝國建設開支。(在那場爭論煙消云散之后,柯愛倫便辭職了。)
無論杜邦公司的研發預算用得是否到位,仍然有不少人懷念當初企業做出重大發現的歲月。幾十年前,杜邦公司發明了尼龍和特氟龍(Teflon),陶氏化學則發明了泡沫聚苯乙烯(Styrofoam)。美國人仍然迷戀于往昔的集中式科研項目,例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和施樂公司(Xerox)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PARC)等,這些科學家的工作贏得了諾貝爾獎(Nobel Prize),并且引領了革命性的創新成果,比如晶體管和計算機鼠標。
如今,貝爾實驗室成了阿爾卡特—朗訊公司(Alcatel-Lucent)的一部分,而它在新澤西州霍爾姆德爾(Holmdel)那片原本寬闊的園區—移動電話的研發工作就在那里有了最初的幾次突破性進展—如今卻變成了多用途的、新城市主義風格的房地產開發項目。施樂公司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還在帕洛阿爾托(Palo Alto)原址,但是在2002年就從公司剝離出來,成為了一個獨立的部門。如今的研發也是根據客戶的需求而定,不再是當年產生了廣為人知的發明成果的、開放式的基礎性研究了。
要想估計出企業研發萎縮了多少,其難度出乎人們意料。看一下研發開支,你會發現它在最近幾年里占企業營收的比重保持不變。但是,大部分《財富》美國500強里的公司都不公布其研發費用支出,而在95家公布該內容的公司里,因為其分類太寬泛,那些數據的用處也不大。畢竟說來,研發成果既可以包括貝爾實驗室發現的背景輻射(它最終推動了大爆炸理論的發展),也可以是推特(Twitter)新推出的“喜歡”(like)按鈕。
為了更好地了解用于科研的資源情況,經濟學家阿希什·阿羅拉(Ashish Arora)、沙龍·貝倫宗(Sharon Belenzon)和安德烈亞·帕塔科尼(Andrea Patacconi)調查了由所屬科研人員在學術性雜志上發表論文的上市公司的占比。這個在2015年發布的調查結果令人吃驚。調查者發現,截至2007年,只有6%的上市公司在科學雜志上發表過文章,自從1980年以來減少了將近三分之二。
實際上,這種情況正中投資人下懷。阿羅拉還發現,在排除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研發做得越多的公司在股市上的價格越低。他說:企業對基礎科學的重視度和需求都低于35年前。
這種情況應當引起我們多少擔憂呢?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菲利普·奧爾斯瓦爾德(Philip Auerswald)說,過去幾十年研發開支下降,本質上是回歸常態,因為二戰和冷戰期間的過度投資多半用在軍事技術研發上。
再者,公司科研機構獲得諾貝爾獎也許會給公司自身帶來榮譽,但并不總是帶來財源。有時,獲益的反而是它們的競爭對手—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山寨施樂的臺式計算機圖標等發明成果就是一例。科學發現轉化為財源的難度之大,令整整一代管理人員不再考慮大筆投資于基礎研究項目。
不過,盡管其后果也許不怎么明顯,但這并不意味著它不嚴重。不重視企業科研的現象與十多年來拖累美國經濟的生產率增速下行恰好相伴而來。自從2004年以來,經濟學家們所謂的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一種衡量經濟體如何把勞動力與資本相結合以推動經濟增長的方法)的增長只有上個十年的一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家們最近對比了美國各州的生產率增長情況,發現在研發開支最高的州,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也較快。
鑒于美國在經濟上的對手—尤其是中國—在推進研發方面絲毫沒有放慢腳步的意思,現在也許到了不聽取投資人追求短期收益的訴求、重新燃起美國企業科研
熱情的時候了。美國科學慈
善聯盟(Science Philanthropy Alliance)的主席馬克·卡斯特納(Marc Kastner)說:“如果我們不開展基礎科研,別的國家就會去做。”
譯者: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