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氣候變化大會12日晚通過了全球氣候變化新協議，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安排。此次大會期間，中國以更積極的建設者姿態活躍在氣候政治舞臺上，給全球氣候談判帶來新氣象。這一信號不僅展現出中國經濟發展取向的調整，也預示著中國未來能源產業結構的變化。

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中國實際上并沒有擺脫能源產消體系失衡的威脅：當能源價格攀升、市場供應緊張的時候，能源安全議題就會壓倒能源產業的績效目標，成為輿論焦點；而當能源價格低迷、市場需求不振的時候，能源企業又會因為產能過剩、績效下行壓力而放緩投資。這兩種現象都將直接影響中國向新能源架構的轉型進程，也不利于提升能源效率和發展可再生能源。

而且，在本輪經濟周期中，中國還將繼續迎來能源需求的飽和現象，涉及產能擴張的大型能源資產開始擱淺，能源產業的投資板塊發生明顯漂移，化石能源價格低迷，正對可再生能源的創新和投資產生負面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實現能源產消體系的再平衡，就必須依靠政策、技術和商業擺脫對傳統模式的束縛，并合力形成以創新驅動增長的全新生態。只有這樣，才能破解以往在經濟發展、能源使用和環境保護中顧此失彼的三難困境。

幸運的是，隨著數字技術刷新中國人對于“信息化”的理解，中國政府倡導的“互聯網＋”行動計劃，有助于傳統產業借力新技術獲得突破性發展。其中，“互聯網＋智慧能源”指導意見使“能源互聯網”成為發展可能。一方面，能源互聯網正成為國內能源電力行業加速實現兩化融合的思想前沿；另一方面，它有望成為可再生能源的新加速器，帶來新競爭者的機會與傳統企業的憂慮。

“能源互聯網”蛋糕有多大？

“能源互聯網”最早由美國科技財經作家杰里米?里夫金提出。其在著作《第三次工業革命》和《零邊際成本社會》中從共享經濟角度出發，前瞻性描繪了人人皆可成為“能源產消合一者（Energy Prosumers）”的能源互聯網體系。部分地借鑒了這一觀點，中國希望能源互聯網可以幫助自身加速能源轉型、實現資源效率和綠色經濟，最終實現以電力作為主要能源、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能源互聯網并不是“能源”與“互聯網”的簡單疊加。那些看似無孔不入的消費者互聯網，并不能直接交付用戶所需的全部能源產品和服務。只有能源產業的傳統企業與新參與者共同利用信息通信、大數據、物聯網、新能源等技術，才能讓互聯網平臺與能源專業服務深度融合，創造出新的增量價值。

那么，這個“增量價值”具體有多大呢？

埃森哲通過對主要表征數據的研究，嘗試對未來五年情景做出粗略評估：預計到2020年，中國能源互聯網的總市場規模將超過9400億美元，約占當年GDP的7%。2014到2040年，中國電力裝機容量預計共增加1716十億瓦特，其中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量占56.1%。換言之，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發電和核電的投資將是對化石能源發電投資的3.7倍，逼近歐洲OECD國家同類投資總額。

中國能源產業發展的突破口

從埃森哲的研究來看，鑒于互聯網已經重塑了中國多個傳統產業，加之電力市場改革的著力推進，圍繞能源互聯網的商業預期正在提升。能源互聯網預示著，中國正在形成新型產業鏈、新型市場和新型商業模式，這為中國能源企業“邊轉型、邊增長”創造了無限可能。不過，企業從中的實際獲益程度，將取決于其推進數字化的觀念與能力，取決于其對商業生態變化趨勢的理解。

埃森哲從價值實現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能源互聯網的發展應根植于五位一體的價值點。它們會對中國未來的新能源架構產生重大意義：

首先，能源基礎設施的互聯。這是能源互聯網價值實現的基礎條件。預計隨著可再生能源大規模接入以及中國燃氣需求的增長，中國需要不同能源基礎設施進一步開放互聯，甚至需要與其他行業基礎設施互聯——例如電力系統與電氣化交通系統之間的能量與信息交換。

其次，能源形式的互換。在基礎設施互聯為多種能源互補創造條件后，熱能、電能、化學能等不同能量形式還可以在能源互聯網中相互轉化、存儲和調劑。例如，多余的可再生能源能夠通過抽水蓄能或高性能電池得到有效儲存，并可通過智能輸配網絡滿足用戶需求。

第三，能源技術數據與信息技術數據的互用。能源互聯網的關鍵使能技術是物聯網。這也是運營技術（OT）與信息技術（IT）融合的重要支撐。通過物聯網采集的能源生產運營數據，將與企業級應用的信息化數據之間進行共享和集成，從而得出實時業務洞察，用以輔助企業戰略決策。

第四，能源分配方式的互濟。能源互聯網應在廣域和局部均能感知、分析、預測能量余缺信息，通過能源路由器、能源輸配平臺等系統性創新，對各類能源產品和能源服務進行精細調度與分配，同時對能源用戶提供和維護無縫銜接的服務體驗。其數字化和可視化的調度平臺將有助于消除產能過剩。